【看中國2013年08月15日訊】作家蘇曉康新著《屠龍年代》是一部八十年代個人回憶錄，那是作者以報告文學享譽中國的激情年代。本文摘要介紹他寫作《烏托邦祭》的背景。
二十世紀的中國，還有哪個事件，比餓死了幾千萬人的一次大飢荒更具有「歷史意義」？餓死的人數，在五十年裡是一個謎，成為頗具象征性意義的一個當代中國迷思。在不搞清這個數字之前，那些關於中國社會主義成敗、中共製度建設的意義、毛澤東功罪等等大問題的討論研究（包括西方學院裡的漢學家），還有什麼事實基礎可言？
「人相食，你我要上史書的」
假如我們抹去納粹集中營殺死六百萬猶太人這個數字，那麼二十世紀的歷史基準線會不會坍塌？而人類的精神和思想還有何種新的積累？連劉少奇當年都曾警告毛澤東：「人相食，你我要上史書的。」
劉少奇說的「史書」，該怎麼寫？他的「子弟們」是決計不會去寫的。但不論怎麼寫，「廬山會議」都是一個邏輯的起點。近年來多有論說，指熱昏的「大躍進」，乃是被五九年夏天的「廬山會議」推向最後的瘋狂。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至四月十五日，我去南昌為《百花洲》雜誌撰寫反映中共中央廬山會議（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內幕的長篇報告文學《烏托邦祭》，與江西作者羅時敘、陳政二人合作，經約五十天完稿二十六萬字。 「廬山」這個起點，或者也可視為佛教說的「業」（karma），操控了後來的歷史。今人亦多論及，「廬山會議」也孕育了「文革」。一九六二年召開的七千人大會，高層因「大躍進」失敗、大飢荒和毛的責任問題而生分歧，毛澤東則不動聲色下決心奪回領導權。他不惜摒棄「常規化」，發動「暴民運動」式的內戰，摧毀他自己締造的制度，將國家推向崩潰。
到此，從邏輯的起點，只走了一半。鄧小平對「文革」痛定思痛，也要彌補毛澤東造成的「合法性」缺失，才啟動了八○年代「改革」。然而僅僅十年，黨內再次分裂，迸發社會震盪和學潮，鄧小平竟調動野戰軍進首都，以坦克、機槍鎮壓赤手空拳的平民和學生。他的這個決策，事先經所謂「八老」的批准──他們都有「文革後遺症」，曾被毛澤東剝奪權力的恐懼釀成殺心。這是一條從「廬山會議」，經過「文革」而一再發作的因果鏈，亦即「孽業」。
鄧小平很清楚鎮壓的後果，即這個黨再也沒有「合法性」。連毛澤東都說過「鎮壓學生沒有好下場」；他未能補救於毛，竟幹得比毛還「無可挽救」。他剩下的只有一條補救之道：把經濟搞上去，讓老百姓忘掉「六四」。於是那條因果鏈又開始一次新的循環：共產黨要搭上子孫萬代的生存資源，來搞「掠奪型」經濟發展。結果，不出二十年，江河斷流、湖泊枯竭、草原沙化、森林消失、空氣污染、霧霾籠罩、全國三分之二城市被垃圾包圍、有毒食品失控⋯⋯，連毛派都驚呼「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廬山「操娘」（彭德懷在廬山政治局常委會上質疑毛澤東：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的娘不行？）──天下大飢──全面內戰──洞開國門──京師屠殺──世界大工廠。
好一部當代中國簡史。
「大躍進」是暴力打出來的
毛澤東「軍事工業化」的強烈反對者，竟然是他的國防部長彭德懷。而在文革擊敗所有對手後，剩下的最後對手竟然是他指定的接班人──副統帥林彪。彭、林都是他在長征中的嫡系：前者是三軍團長；後者是一軍團長。這個迷思不難解釋，即中共始終都是一個武裝軍事集團，其內部發言權倚重身負戰功的武將，而文官──尤其是白區地下黨系統──僅能叨陪末座。
五九年的彭大將軍，正躊躇滿志，或許是他敢於挑戰毛的唯一心理因素。再拉開一點距離放大視野來看，彭德懷指揮「抗美援朝」跟「美帝」打個平手；此後在五○年代裡，他還指揮過另兩場並不光彩的戰爭：五八年八月「炮擊金門」，三波炮擊共發彈三萬，後人研究，將此役與「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並列為「毛澤東狂熱表現」，此其一；其二，便是五九年開始的「西藏平叛」，在國際社會被指「佔領西藏」。彭德懷在廬山寫給毛的信中，甚至出現這麼一句：「我們在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時，總還沒有像處理炮轟金門、平定西藏叛亂等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這並非僅僅是得意，而是顯示彭在政治上很強勢。
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先已擺平陳雲、周恩來、劉少奇的消極抵制；劉少奇五九年四月當上國家主席，至廬山不過兩個月，自然緊跟毛。至此，黨內已無對手，任毛一人胡搞。彭德懷突然跟他過不去，很突然，有點解釋不通，儘管毛已生狐疑；唯有星點史料留下來，如彭回故鄉烏石，接一紅軍老兵的紙條「請為人民鼓與呼？」 ，簡直就是小說情節。欲令鐵血心腸之彭大將軍動惻隱之心，應是民間情勢已極為慘烈。
慘烈到何種程度？ 《烏托邦祭》開篇就用了二十九頁描寫「全國處於一片熱昏的海洋之中」。糧食衛星放到河北徐水小麥畝產十二萬斤，鋼鐵衛星放到日產五萬八千二百二十噸，「衛星豬」放到一天長膘十九斤⋯⋯好像中國農民上千年的直觀理性，一夜之間都消失了！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超常的環境氛圍，會製造這樣的奇效？過去人們都喜歡用觀念性的因素來解釋，比如超越常識的理想追求（烏托邦），卻忽視了一個最簡單的因素：暴力。此處僅舉一例：河南發生「信陽事件」後，王任重受命去處理，他說：「西平縣因為七千三百二十斤小麥衛星，受打擊的有一萬多人，打跑七千人，打死三百多人，這是多麼殘酷的事情！」其實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之前就知道下面的橫暴遍地，對他去視察過的徐水批示道：「不要捆人、打人、罵人、辯人、罰苦工。徐水不止一個⋯⋯」他太懂得中國農民了，心知肚明這幅熱昏和迷亂是如何「打」出來的。五九年信陽即有諺云：
幹部好似閻王爺，大隊好似閻王殿；
只見活人去，不見活人還！
建在數千萬農民屍骨上的現代化
那段恐怖歷史的真相，至今大部分還躺在中國未解密的檔案裡。荷蘭歷史學者馮客（Frank Dikoetter）2011年出版《毛澤東的大飢荒》，用一些特殊角度研究那場浩劫，如「弱勢群體」、「疾病」、「集中營」等，其中也包括了「暴力」 。他特別指出，「暴力成了經常的統治工具。它不再是偶一為之、小懲大誡，而是全面性地、習以為常地向大部分村民實施的手段──用來對付怠工者、干擾者和反抗者⋯⋯」他說大量證據顯示，大飢荒期間死去的人，至少有百分之六到八是被幹部或民兵直接殺死，或者重傷後感染而死；從死亡四千五百萬人這個數字去推算，其中至少二百五十萬人是被打死或折磨死的。他也注意到，黨的基層幹部是暴力的實施者，「總體說來，全國可能有一半之多的幹部經常拳打或者棒打他們本應為之服務的百姓。」他列舉的種種折磨酷刑，令人不忍卒讀。
在傳統中國社會，除非王朝末日、盜賊蜂起，不會出現惡人「魚肉鄉里」如此普遍、非人的境況；「毛澤東時代」之所以可能，正是黃仁宇所詮釋的「毛澤東及中共因土改而造成一種新的底層機構」，其最大特徵是黨組織深入到縣以下，鑄成一個「全能主義」社會，基層幹部便是「土皇帝」，平日裡說一不二，運動一來更成豺狼。這套毆鬥折磨、構陷煉獄的運動模式，其源頭正是毛澤東早年提倡力行的湖南農民暴動中的「痞子運動」，與蘇區殘酷的肅反運動相結合，在六○年代的文革中達到高潮。
很反諷的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代表城鄉商紳階層的國民黨，終於不敵自稱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黨；而後者奪得政權，轉臉便窮凶極惡地剝奪、壓榨那個曾經為它打天下出丁壯供糧餉的農民階層，不惜再從他們嘴裡奪糧，以支付五○年代「工業化」的費用。一個建築在數千萬農民屍骨之上的現代化。
劉少奇的「骨灰寄存證」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對彭德懷採突然襲擊，導致「大躍進」走向最後的瘋狂。六年之後對劉少奇也「突然襲擊」，發動文化大革命。據劉少奇之子劉源透露：「一九六四年末，毛又當著其他領導人的面，訓斥劉少奇：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
一九八七年《河殤》拍外景之際，我向夏駿建議去開封，因為這座古城比「懸河」河床還低九米。另有一個原因，是劉少奇死在開封。一九六九年歲尾，從開封一家戒備森嚴的舊銀行抬出一具屍體，稱「一個烈性傳染病患者」，運往東郊火葬場火化了。此人即前國家主席。我跟夏駿說，假如我們能找到那個舊銀行，在劉少奇罹難處拍幾個鏡頭，這部片子就「無以替代」了，我們也可以真實體驗一下什麼叫「專制主義」。一九八九年底，我在〈龍年的悲愴〉中對此作了詳細的回顧：
「劉少奇被囚禁的房間，在西房的左手裡。迎門掛著他的遺像。屋內還保存著當年的舊物：一個寫字臺和一張單人床，床上的枕頭據說是他從北京隨身帶來的。據說他的白髮有一尺長，嘴和鼻子已經變形，下頦一片瘀血⋯⋯」
我們也找到了劉少奇的「骨灰寄存證」。骨灰編號：一二三；申請寄存人姓名：劉源；現住址：××××部隊；與亡人關係：父子；死亡人姓名：劉衛黃；年齡：七十一；性別：男；職業：無業；死因：病死。
死在開封、以假名「劉衛黃」被火化的劉少奇，加上同樣死於囚禁中的、也以假名「王川」被火化的彭德懷（一九七四），再加上死於半軟禁中的、同樣只能用假名「張普」安葬的張聞天（一九七六），這一切都說明瞭中國政治曾黑暗到什麼程度；一旦政治失去透明度，政治舞台上的人物竟然會落到以自己的姓名去死的權利都被剝奪⋯⋯
後來發生的一切，卻證明劉少奇承受的這場苦難，是徹底枉然了。緣於中共不肯「非毛化」，劉少奇遺孀王光美，二○○四年居然親自擺「寬容宴」，跟毛澤東後人「一笑泯恩仇」──為了換取兒子劉源的仕途，她竟然藉助「人情」伎倆，去配合中央繼續「寵毛」的既定方針；幾年後劉源又親自授銜晉升毛的孫子毛新宇為少將。他們母子做的都不是「私人行為」，而是具有社會示範效應的重大政治舉動。
光棍竊得神器則天下塗炭
毛澤東第三次「突然襲擊」的對象是林彪。林彪不是彭德懷，不肯束手就擒，不過林彪的兒子林立果卻是一個異數。當年二十六歲的這個「太子黨」，一九七一年擬了一份刺毛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以今日眼光去看，堪稱中共黨內「非毛化」的頂峰；拿今日那些富可敵國、依舊蔭蔽於「毛紅利」之下的太子黨們來跟他相比，真可謂跳蚤比龍種。
林立果曾有炮擊毛的專列、直升機撞擊天安門等刺殺計畫。顯然他還太嫩了點，未得乃父之真傳，大概他的母親也慣壞了他（如為他「選美」），除了毛躁，還神往電影裡看來的「江田島精神」（日本海軍學校），於是刺殺未遂，只得落荒而逃。 「溫都爾汗」，這個蒙古荒漠裡的怪誕地名，竟成為中國人驚醒於一場大夢的先聲。
毛澤東在長沙第一師範從楊昌濟學德國哲學家泡爾生的《倫理學原理》，曾在書上做了一萬兩千多字的批語，其中有莫名而癲狂的一句，近來常被人引用：
「我是極高之人，又是極卑之人。」
這原不過是毛澤東懷才不遇的一句牢騷，意即吾乃上乘之才，不幸生得卑下；跟相隔不遠的清末廣西僻壤那位洪秀全，如出一轍。但我在這裡引它來做一新解：新中國最高權力者，卻是一個最卑劣者。此意即為光棍式人物竊得神器，則天下塗炭。 「高」「卑」二字皆涵蓋也。
註：蘇曉康《屠龍年代──中原淪喪與「河殤」前傳》，臺北INK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社，二○一三年七月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