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閱讀史

西安事變期間，張學良與蔣介石之間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張：委員長人格實太偉大。但有一點不無令人遺憾，余覺委員長之思想太古太舊！

 

蔣：何謂古？何謂舊？又何謂太古？

 

張：委員長所看之書，多是韓非子、墨子一類，豈非太舊？

 

蔣：余不知爾所看之新書幾何，且爾之所謂新書者系何種書籍？爾是否以馬克斯資本論與共產主義之書籍為新乎？爾可將爾所看之新書擇要問余，余可為爾詳解也。須知精神之新舊，不在所看之書新舊；爾豈知爾等之所視為新書者，余在十五年前，已不知批閱幾次矣。

 

張：舉一例以言，委員長滿腦筋都是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總覺趕不上時代?

 

因為看了蔣介石的日記，張學良知道蔣介石正在看什麼書。相隔七十年之後，蔣介石日記向學界開放，筆者有幸先睹為快。蔣介石讀過哪些書，愛讀哪些書，自是筆者查閱蔣日記的一個興趣點。查1936年的蔣介石日記，蔣是年所閱讀的書，主要有四種：《中庸》、《韓非子》、《墨子》、《孫子》，確如張學良所言。

 

作為近代中國一位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蔣介石的閱讀習慣、閱讀方式、閱讀取向、閱讀偏好以及閱讀反應等，均值得我們饒有興味去探討。蔣不僅數十年持之以恆地讀書，也數十年持之以恆地寫日記，其閱讀書目和讀書感懷常記載於日記中。這為我們研究其閱讀史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

 

以聖賢自待：進德修身

 

蔣介石是一個軍人政治家，但他本人卻酷愛讀書。蔣一生總共讀過多少書，自然難以查考。1920-1940年代的蔣日記顯示，一般每年約讀書10種左右。1920年代看書較多，一般在10種以上，多至20餘種；1930、1940年代看書漸減，一般在10種以內，少則三五種。蔣的讀書習慣不是快速的泛讀，而是緩慢的精讀。讀每一本書他都要從頭至尾讀完，少有中輟。其中有少部分書是常年反覆讀，讀三五遍甚至更多遍（《聖經》等宗教經典的日常誦讀，不在本文考察之列）。筆者粗略統計，1919-1945年間，蔣日記所記的閱讀(含請專家講讀)書目近200種，其中中國古籍(經、史、子、集)80多種，新書(清末民國時期所著譯)100多種。考慮到蔣未必將所有閱讀過的書都記於日記中，其實際閱讀數量可能要更多一些。

 

蔣所閱讀的書籍，新書的總量看似超過古籍，其實蔣讀古籍的時間居多，因很多古籍是反複閱讀。蔣好看古書，讀古文，1932年9月15日的日記中規定自己「每日早晨必看古書一篇」。蔣不僅自己讀，還要求他的兩個兒子讀。蔣經國1937年從蘇聯回國後，蔣介石給他佈置的首要任務即是讀古文。

 

1905年科舉廢除後，蔣先入保定軍官學堂，繼入東京振武學校學習軍事。民國初年，又一度遁跡東京。據蔣的年譜記載，在日本留學和流亡期間，除與軍事相關的教材外，主要閱讀王陽明（1472－1529）、曾國藩（1811－1872）、胡林翼（1812－1861）三人的文集。清末民初留學日本的中國青年，如梁啟超那樣「肄日本之文，讀日本之書」，狂飲大嚼、目不暇給者，只是一部分，可能還是小部分；多數人其實仍保存中國傳統讀書人的觀念、心態和閱讀偏好。這批人在童蒙時期完全接受舊式教育，幾乎剛邁出私塾之門，便登上了出洋之舟，出國之際，隨身攜帶著大批的中國古籍，如胡適初入美國康乃爾大學時，課餘讀的是《詩經》、《爾雅》、《老子》、《墨子》等書。只是胡適的閱讀偏好在留美不久以後就很快「西化」。蔣介石雖然留學日本，卻依然保守著傳統讀書人的閱讀偏好，而且終身不渝。

 

蔣閱讀中國古籍，經書是其首選。經書基本上在儒家經典之四書五經的範圍內。蔣讀經書，多是反覆讀。尤其是《大學》、《中庸》，少年、青年、中年時期均有閱讀。1934年9月，蔣在廬山給受訓的軍官將領專門講解《大學之道》。他憶述其青少年時期讀《大學》的經歷說：「我回想以前幼年時候，先生教我讀《大學》《中庸》，不知道背誦過多少遍。我到十八歲的時候，……先生從新要我再讀這一本《大學》……到了二十八歲的時候，總理（孫中山）為我們講明《大學》一書的價值，我重新又來看。」他最終得出的結論是：「《大學》之道，乃是我們中國最基本的政治哲學」；「《大學》這部書，將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羅無遺，發揮盡致。可說其是由內在的德性之修養，到外發的事業之完成，為一貫不斷進取開展的過程……我們知道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大學》一書，把個人的內在修省以及向外發揚的道理，發揮到了極致，可以說政治上基本的原理全在於此。」

 

同樣，蔣對《中庸》也推崇備至。蔣日記中，多處記錄讀《中庸》的感想。1936年3月，蔣在南京陸軍大學專門講解《中庸要旨》，認為「《大學》以格致誠正為本，而《中庸》一書，亦以慎獨存誠的‘誠’字為體，……《中庸》是‘本體論’，而《大學》則是‘方法論’，乃是我們中華民族四千年來古聖昔賢遞相傳習的‘道統’」；並稱「我們如果能細心研究《中庸》一書而得其要旨，則立身處世，便可以受用不盡，也可以說是已得我國古代哲學之精義而無待於外求了。」

 

蔣對《大學》、《中庸》的解讀，均是以立身處世和修身養性為基點。雖然認為《大學》之道，蘊涵著政治的基本原理，是中國古代最基本的政治哲學，其實也是從「修己治人」立論，先加強個人的內在德性修養，然後對外發揚而及「治人」「治國」。蔣反覆強調，《大學》《中庸》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由修身做起，最終以「平天下」為目標，是中國固有政治哲學之精微博大、高明切實之處，為外國的政治哲學家所不及（蔣介石日記，1932年12月27日）。

 

除了《大學》《中庸》，蔣所選讀的其他古籍，亦多是中國古代聖賢「內省修德」之作。蔣介石邊讀邊反省自勉，甚至直接用作戒懼自己「暴戾」個性的藥方：

 

1929年7月18日：今日看《朱子全書》，始恍然自覺，久不見聖賢書，難怪性心日下也。

1932年12月6日：看《孟子》??，甚思將中華中心思想研究一番，以指導民族之出路。

1932年12月13日：今日看《白沙學案》完，頗有所得，自恨修養不早，以致矜燥無常也。

1941年9月30日：日日看《明儒學案》，積聖賢之書，仍不能戒懼自勉，可恥可痛。

 

以豪傑自居：兵略政術

 

除了修身進德，蔣閱讀中國古籍的另一個重要的實用目的，是要從中探尋軍事謀略與政治治術。蔣閱讀軍政謀略與治術方面的書籍，主要集中在1930年代前半期。這個時期，蔣面臨地方實力派和中共的嚴重挑戰，國民黨內派系鬥爭十分激烈，自身權位尚未穩固，急需從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典籍中尋找治國平天下的秘方。

 

《孫子》一書是蔣閱讀次數最多的古籍之一。1930-1937年間，蔣日記中幾乎年年都有讀《孫子》的記載，且每有嘆為觀止之慨。蔣讀《孫子》強調學以致用，從中汲取軍事謀略與治兵之術：

 

1925年3月27日：下午看《孫子》十三篇完。《孫子》一部書，惟在專一迅捷，審機察勢而已。

1931年7月2日：船中看《孫子》完，甚覺有益。再以反間之法告各將領慎用之。

 

在中國古代諸子百家中，蔣對《管子》和《韓非子》也十分推崇，認為《管子》一書「乃窮古今政治學之精理」，「此書之於政治學，猶孫子之於軍事學也」，並認為「學政者，不讀管子，而惟新書

 

是求，未有其能也」（蔣介石日記，1934年2月17日、3月6日）。1939年，蔣介石指定「幹部應讀書籍」時，將《管子》列為首選（共11本）（蔣介石日記，1939年1月7日）。

 

蔣閱讀《韓非子》的時間是1936年西安事變前夕，對該書的讀後感是：「此書實政治哲學之精者，為首領者更應詳究，而余之心理無一不合也。」（蔣介石日記，1936年11月21日）韓非提出「以法為主」，法、術、勢相結合。蔣十分推崇這位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者，並認為自己的很多想法與韓非暗相契合。

 

與《韓非子》同時閱讀的還有《墨子》。1936年西安事變被軟禁期間，蔣自稱「閱《墨子》自遣」（蔣介石日記，1936年11月22日、12月18日），但日記中沒有留下閱讀《墨子》一書的感想。當時張學良看到蔣介石在讀《韓非子》和《墨子》，直言蔣的思想太古太舊。

 

除此之外，蔣也會從儒家典籍中汲取治術權謀。如1934年6月12日日記中有這樣的文字：「恨不早習《禮記》，所謂元老……何能依賴!」這個時期，蔣對黨內元老多表失望甚至厭惡。可能是《禮記》中的相關論述，使他有感而發。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初期，地方實力派各據一方，與蔣介石為首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禮。蔣試圖從清朝控制地方藩鎮的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如他看《聖武記》後發表了如下感想：

 

1928年11月16日：今日看《聖武記》第二冊完，前清對於藩鎮與封建制，似勝於歷朝也。觀此而嘆立國之難與駕馭之艱，可不戒哉!

 

在中國古代政治家中，蔣對王安石和張居正情有獨鍾。王安石和張居正均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改革家。蔣介石讀王安石的文集，敬佩其變法的勇氣，認為中國要轉弱為強，也必須推出新制度（蔣介石日記，1935年5月25日）。對於張居正，蔣十分推崇其「治術」，並認為自己的氣節、才情與機遇，與張居正十分相似（蔣介石日記，1935年4月27日、5月2日）。1936年2月，蔣介石要求政府各部長都要讀《張居正評傳》。3年之後，又將王安石和張居正的傳記和文集指定為國民黨幹部的「應讀書籍」（蔣介石日記，1939年1月7日）。

 

革命領袖自視：讀革命史

 

蔣介石愛讀古籍，並不意味著他不讀新書。蔣讀古籍，大多是常年反複閱讀，沒有明顯的階段性，而看新書則不同，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興趣，而且很少重複閱讀。1919年新文化運動隨五四愛國運動而聲勢日張，已是33歲的蔣介石也多少有所濡染。當時中國知識界以辦雜誌、看雜誌為時髦，蔣介石也一邊「閱《新潮》、《新青年》、《東方雜誌》，揣摩風氣」，一邊讀《新村記》、《易卜生記》、《俄國革命記》等書，跟蹤新思潮。五四時期看過這些書刊，至少不算落伍。

1920年1月1日，蔣在日記中預定全年的學課，除習俄語、英語外，「研究新思潮」亦列入其計畫。查1920-1923年間蔣所閱讀的書目，內有《杜威講演集》、《馬克斯經濟學說》、《馬克斯學說概要》、《共產黨宣言》、《馬克思傳》、《德國社會民主黨史》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