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6月26日訊】中國畫自與詩詞結合後,詩在畫面中就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宋代院體花鳥畫中尤其如此。詩詞在繪畫中或含蓄地、比擬地表達畫家的心境,或象徵地、抒情地傳達畫家的情感。宋代院體花鳥畫中的詩畫結合基本上可以分為以詩作畫、為畫題詩和詩畫相融三種。
宋 荷蟹圖頁 絹本,設色,縱28.4cm,橫28cm
以詩作畫,顧名思義是用畫面來表達詩人所歌詠的意境或事物。宋代畫院曾以「踏花歸去馬蹄香」為題選拔畫家,「第一名者,畫蜂蝶追逐馬蹄,以寫其香,不在形似而在含意」;又以「嫩綠枝頭一點紅,惱人春色不須多」為題,當時有畫花木茂密以描寫盛春光景的畫家,未被選中,只有一幅作品於危庭縹緲、綠楊隱映之處,畫一美婦依欄而立,口點胭紅。眾位畫家都很佩服,認為這才很好地表達了詩人所要傳達的意境。後又有以「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為題,「形容蘇武牧羊於北海,被氈枕節而臥,雙蝶飛揚其上,又畫林木扶疏,上有子規,月正當中,木影在地,遂入首選受。」凡此種種,可見宋代畫院在選擇畫家的時候要求其花鳥畫作品中必須有詩意的體現,以達到詩情畫意的意境。
為畫題詩,指的是以畫的精神含義創作詩詞,對繪畫作品做進一步的情境補充並使其內涵更為深化。到了宋代,在唐朝詩詞、繪畫高度發展的基礎上,為畫題詩有了更大的發展。宋代院體花鳥畫家在創作時往往根據其構圖特點而為其繪畫作品加上詩詞,用以突破畫面的侷限,作為畫面的補充形式,或者追寫畫外之意,借題發揮,直抒胸臆,使欣賞者產生豐富的聯想和共鳴,並以此來追求花鳥畫的詩情畫意。「為畫題詩」最具有代表性意義的當推宋徽宗趙佶,他對花鳥畫詩畫相融的形式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如他的《祥龍石圖》、《芙蓉錦雞圖》、《臘禽圖》等都在畫上題有詩,為畫題詩遂成為宋代院體花鳥畫的一大重要特色。自宋以後,這種為畫題詩的形式成為一種普遍現象。
宋 李嵩 花籃圖頁 絹本,設色,縱19.1cm、橫26.5cm
詩畫相融,並不是指圖畫中有詩句參與構圖,而是指畫面從構思到章法、從形象到顏色的詩化。或者說,即便繪畫作品中並沒有題詩的存在,也能給人帶來詩一般的優美意境。這一詩畫相融的形式被中國傳統繪畫稱為「有形詩」或「無聲詩」。宋代院體花鳥畫家在唐代「畫中有詩」的審美驅動下自覺地追求詩畫相融的意境,通過認真仔細地觀察自然景物,遷想妙得,追求並營造出情景交融的意境。如宋院體畫家趙昌的《寫生蛺蝶圖》,畫作描繪的是秋天野外的景色。從整體構圖上看,畫面上半部分空白,只有三隻翩飛、姿態各異的蝴蝶,給人秋高氣爽的感受。畫面的左下方則疏密相間、錯落有緻地描繪荊棘、蘆草、野菊花、霜葉。從設色上看,畫面整體濃淡變化鮮明,線條勾勒粗重勁逸、抑揚頓挫,花草夾葉的各種轉向與陰陽受光都被刻畫出來。整幅作品氣氛逼真生動,說秋卻不悲秋,處處是盎然的景致。且以蝴蝶與霜葉這一自然界中的細節,營造秋季恬淡清澈而又幽遠的意境,給人以田園詩般的情感體驗,正符合了畫中有詩、詩畫相融的審美要求。
蘇軾《論畫詩》說:「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正是這種重詩意、重境界、重情趣,提倡繪畫的文學性、抒情性的特點,造就了以典雅工細和詩意具備為特色的宋代院體花鳥畫風格。
詩情畫意,或者說蘊情於畫是古代中國傳統繪畫的一大特點,宋代院體花鳥畫更是如此。「情」寄「詩」中,「志」存「畫」裡,正所謂「此中有真諦」。宋代陳善曾經談到:「唐人有詩‘嫩綠枝頭一點紅,惱人春色不須多’之句,聞舊時嘗以此試畫工,眾工競於花卉上妝點春色,皆不中選。唯一人於危庭縹緲、綠楊隱映之處,畫一美婦人,憑欄而立,眾工遂服。此可謂善體詩人之意矣。」由此可見,直觀地對春天的景色進行描繪未必能夠將春色與意境完整地融入繪畫,將詩畫融為一體則更能夠為繪畫作品增添情趣。也正是由於這種審美觀的存在,宋代院體花鳥畫中均帶有甜美的詩情與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