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怎樣一個人？在鮑鵬山新著《孔子傳》的後記中，提及他寫作的一個出發點，就是感慨近百年來對孔子思想出於無知的誤解乃至出於惡意的曲解。「天下滔滔皆是也」，而「誤解會導致誤導，誤導會導致誤會，對思想的誤會會導致行為的失誤」，這本《孔子傳》試圖告訴人們的，第一，是真相問題——孔子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第二，是比揭示真相更重要的——價值問題、判斷是非問題：對百年來「被誤解的孔子」予以澄清。唯如此，才能判斷孔子對當代中國的價值和意義。
20世紀以來，孔子曾經遭遇過兩場大批判：第一次，是近百年前「新文化運動」中的「打倒孔家店」；第二次，是上世紀70年代初的「批林批孔」。兩場運動，孔子都成了否定與聲討的對象。直至今天，對孔子的批與評，餘波未平，普遍存在於知識階層與普通民眾中。而思路往往如此：為什麼在一個新世界面前，我們文化落後；為什麼文化落後？因為西方文化基因裡比我們多民主、科學、自由。我們為什麼沒有民主、自由、科學？因為有孔子。所以需要質疑孔子。
事實上，人們批判的很多東西，如「吃人的禮教」、「奴隸道德」、「三綱五常」等並非孔子思想，甚至是孔子非常警惕和嚴厲抵制的。20世紀初「五四」先賢們喊出的「打倒孔家店」，實際上只是把孔子當成一個「文化箭垛」，是出於傳播學的需要：這樣的口號生動、形象，直接付諸人們的感覺，讓普通人也能一下子就明白知識階層思想解放的指向。所以，孔子實際上是為那些文化史上的黑暗部分背了罪名而已。
就當下社會十分關注的「道德」問題而論，即存在對孔子這樣的誤解：由於中國人的基本價值觀和道德信念都指向孔子，所以一般人都認為孔子是一個苛刻的「唯道德主義者」，是一個讓人面對他，不勝道德顫慄的人。
看《論語·泰伯》中孔子的話：「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即，對不仁的人，恨得太過分，也是禍亂。
有個故事：孔子學生公伯寮，在魯國政改「墮三都」的關鍵時刻，在執政貴族季氏那裡說師兄子路的壞話，導致子路丟了季氏家臣的職務，對「墮三都」的失敗以及孔子出走魯國，都負有相當的責任。魯國大夫子服景伯表示可以殺了他，但孔子拒絕了：「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論語·憲問》）我的道能不能行得通，命啊，他公伯寮能怎麼樣呢？
孔子為什麼這樣做？因為他對道德義憤保持有一份警惕。對不道德的人和事，有道德義憤，是一般人容易作出的價值判斷；而對道德義憤保持警惕，則是聖人才有的價值判斷：一旦把道德絕對化，就會用絕對化的手段去懲戒那些不道德的人，而絕對化手段本身即是不道德的。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推行道德，猶如抱薪救火；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懲罰不道德，又如同以暴易暴。對不仁者的極端仇恨和不擇手段的報復，反而會把道德拖下水，讓人變得更加麻木不仁。
極端的道德有兩種表現形式：一是要好人極端地好；二是對壞人極端地壞。孔子為什麼不贊成用極端方式履行道德？反對用極端手段來實現正義維護道德？因為一切極端手段必隱含著對另一種價值的破壞，其破壞性往往指向更原始更基本的價值。人類的恐怖主義，就是極端道德主義的產物。
這就是作者要告訴我們的孔子故事背後的思想價值。
在《孔子傳》中，作者用孔子的生平故事、對《論語》等典籍的闡釋，以建立在嚴謹學術研究基礎之上的、平實通俗的語言，一解人們對孔子的大量誤解、曲解。說孔子是「唯道德主義者」，是因為他們完全不瞭解：
首先，孔子並不認為單一的道德可以解決社會問題。其次，孔子更不認為對人做嚴格的道德要求就能改變人的品行。在孔子看來，道德只是人的一種修養，人是一種道德存在，但是，人並不為道德而存在。相反，是道德助成人的存在——道德使人的存在有尊嚴、有價值，而不是人為道德而存在。
孔子一生，倡導「克己復禮」，並且把恢復周禮，嚴格執行周禮看作他終身追求的政治理想、道德理想、社會理想和人格理想。他甚至要求人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但就是這樣一個原則性的問題，到具體的人那裡，孔子卻是通融的，從來不在對人的道德要求上走極端。
有個故事：子路的姐姐去世了，喪期已過，子路還把喪服穿在身上。孔子告訴子路，應該回歸正常生活了，但子路說實在不忍心。孔子說：「誰會忍心呢？人人都不忍心。但任何事情都要有分寸，感情也要有節制。」接著，子曰：「先王制禮，過之者附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孔子家語·曲禮子貢問》）意思是，先王制禮，不是按照最高標準制定的，也不是按照最低標準制定，而是取中間。境界高的人，俯就一些；境界低的人，努力一些。這就是中庸之道。
具體到對人做道德要求的時候，孔子是有兩條原則，或者說是前提的：第一，道德要求對己不對人。《論語·衛靈公》：「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這是說：君子總是磨礪自己，小人總是算計別人；《論語·衛靈公》：「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這是說：多責備自己而少責備別人，就可以避開怨恨了。當子貢問孔子：「有沒有一句話可以終身奉行呢？」孔子毫不猶豫回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衛靈公》）
第二條原則，是對上不對下。《論語·顏淵》：「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孔子認為：君子的道德就像風一樣，人民的道德就像草一樣，風往哪個方向吹，草就像哪個方向倒，所以草往哪個方向倒，責任不在草，而在風。孔子並不強調弱者的道德，而是強調強者的道德在先。【看中國2013年06月22日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