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6月15日訊】儘管2010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行，儘管人們普遍意識到過去那種年均10%的高速增長期不可持續，但至今人們情緒仍樂觀，似乎未來維持7.5%的增長，以及收入倍增都能夠實現。我傾向認為，對中國經濟應有更強烈的危機感，從中長期看，7.5%的增長目標恐不現實，到2020居民實際收入倍增計畫也希望渺茫。中國經濟轉型仍有相當大的斡旋時空，但若無實質改革，則延誤為一場危機式深度調整的可能性也存在。
第一，增長質量。過去5年中國宏觀政策乏善可陳，增長質量嚴峻。儘管人力資源的數量和質量有改善，資本形成也尚可，但全要素生產率幾無提高，顯示了增長的強烈粗放性。中國人口佔全球18%,產出和貿易佔全球10%，但所消耗的石油、煤炭、鋼鐵、農藥、化肥的全球佔比遠高於此。人類有工業和城市文明以來，目前人均GDP1萬美元以上，享受到文明生活的人口，包括歐美日加俄羅斯、巴西等，總人口約12億。若中國在2020年超越人均GDP1萬美元，則稱中國經濟發展為奇蹟並不過分，中國使享受到現代文明生活的人口翻番。但如若中國增長質量無法有效顯著改善，則未來對其自身和全球都構成挑戰。
第二，財政困境。中國歷史上較大規模的經濟改革，幾乎都和財政困難有關。甚至改革開放也不例外。中國上一次財稅改革需追溯到1994年，構建了粗略但不完整的財政聯邦制框架。此後地方財政陷入困境，由於政績衝擊和地方競爭，地方財政在1994-2002期間拖累銀行，在2003-2010依賴土地，此後至今青睞平臺融資。自營改增之後，地方政府已喪失所有主體稅種，這在大國治理中是極其罕見的。
目前的地方債務，銀行貸款約9.3萬億，影子銀行系統融資可能在6-9萬億之間，債務餘額大約15-18萬億。2012年底，地方稅費收入6.1萬億，其中稅和土地出讓收益各半，不難看出地方政府已喪失償債能力，越是經濟欠發達的基層政府財政困難越嚴重。中央向地方的轉移支付規模並不小，2012年約有4萬億，但其中1/3是相對透明的，2/3是欠缺透明度的專項轉移。地方政府的國有資產比較充裕，但低流動性低收益的資產，能否有效抵禦高成本負債，值得懷疑。如果中央和地方、官和僚之間的激勵約束不順暢，新一輪改革就難以啟航。
第三，囯進民退。相當多的研究顯示，過去10年，國有企業一直在加槓桿，而民營企業在逐步去槓桿。粗略估計，目前央企國有資產約47萬億，2012年實現利潤1.2萬億，稅收1.9萬億。此外，地方國企的規模和央企大體相當，一些富裕省的地方國有資產超過2萬億。或者說，目前國有企業總資產近百萬億，負債率估計在80%-83%之間，已超過了國企三年脫困期間的槓桿水平。國有金融資產的規模與此相當，槓桿率更高。依賴行業競爭優勢，依賴資金等要素獲取優勢，國進民退不斷上演，產能呈整體過剩，過剩行業不僅僅涉及鋼鐵、煤炭、水泥、化工、有色等傳統領域，也涉及到光伏、裝備製造業、造船等新興領域。這不同於90年代末期，家電、紡織、印染等產能的結構性過剩，目前問題更為嚴峻。結構轉型很大程度上就是國有企業去產能、釋放其佔用的要素資源、培育新經濟增長點的過程，也是優化市場競爭秩序。20世紀90年代末期，艱難的國企脫困和職工下崗潮，曾引發普遍的爭議和討論，如今持續10年的囯進民退波瀾不驚，折射出20年來對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理論和實踐反思並不深入。
第四，房產泡沫。目前中國尚處於中等收入階段，城市化率略高於50%，人口總量仍略有增長，似乎不具備樓市泡沫的總體條件。但如果謹慎地觀察，貨幣化、城市化和人口遷徙的最高潮已經過去。就貨幣化而言，過去10年，M2餘額增長約5倍，未來增長將逐步放緩。從2010年開始，房地產的銷售面積已進入個位數增長。假定未來商品房施工和銷售面積年均增長6％。那麼到2020年，需完成商品住宅的銷售逾1億套，2020年當年房屋施工面積可能超過80億平米。如果考慮到保障房和非住宅建設，問題更嚴重。中國房地產行業已進入供求大致平衡，三四線供應過剩，僅在京滬等一線城市核心區仍有供求矛盾的階段。
房產泡沫將全方位衝擊中國經濟，例如對地方財政的衝擊，很難想像地方政府失去接近3萬億的土地出讓金之後，收支如何再平衡？例如，目前銀行系統涉及房地產的貸款餘額約為13萬億，通過信託等房地產相關融資餘額可能為4-5萬億，很難想像房產泡沫不衝擊金融穩定。
第五，金融風險。經濟增長下行和實體經濟盈利能力弱化，自然帶來金融風險。結構轉型的痛苦意味著銀行體系要維持在2%以下的不良率不太現實。我們大致可以將金融資產去向歸結為四塊，一是地方債務，餘額15－18萬億；二是房地產，銀行信貸約13萬億，銀子銀行系統的涉及房地產融資大約4-5萬億，加總也有近18萬億；三是製造業，銀行業對製造業的貸款佔比超過25％，因此製造業的金融債務至少在20萬億以上；四是基建和居民戶，金融債務不會低於製造業，且融資期限更長。從銀行系統看，目前中長期貸款的佔比仍然超過52%。和地方債務、房地產、基建融資相比，製造業埋伏的金融風險更迫在眉睫。其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和持續下行沒有趨勢性扭轉。未來中國經濟若能處於6%-8%的增長平臺已非常難得。和上一輪國企攻堅戰不同的是，這次去產能帶來的衝擊更持久，去產能化和產業結構調整不太可能在3年內完成，在此進程中也不太可能有廣泛的失業下崗浪潮，也不太可能導致銀行不良率上升到1998-2003年間25%那樣的極其危險的水平，但不良率升至4%-10%的溫和水平，相應的不良餘額約為3-7萬億，和目前的不足2萬億的撥准餘額以及每年1萬多億的利潤相比，中國的銀行業和金融體系需要做好迎戰艱難歲月的準備，銀行業整體維持兩位數利潤增長的時代已終結。
第六，社保醫療羸弱。這將挑戰民眾觀點和政府財力。中國從1999年開始步入老齡化社會，目前60歲以上的人口接近2億，倒2020年可能達到2.5億人。這將考驗中國的基本養老和醫療體系。對養老金的缺口，說目前尚有約2萬億結余的有之，說養老個人賬戶空賬逾2萬億的有之，說目前已有18萬億缺口的有之。這本身就反映出中國養老體系碎片化，缺口定義和計量不一的問題。一是中國民眾過於依賴基本養老，通過企業年金和商業保險等其他支柱的補充養老嚴重不足，必然導致基本養老獨木難支，歷史欠債長期未補。二是中國的公職人員、企業職工和城鄉居民基本養老體制條塊割裂，不同省份的勞務輸出和輸入特性則加劇了碎片化和差異化的現狀。三是替代率逐步下降和繳費率名實不符。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由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兩部分組成，前者現收現支，用於支付已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後者封閉積累，原則上不調劑借用。目前替代率很快將低於50%,繳費率也僅15％,和28％的名義值差異很大。三是公職人員養老空賬、個人賬戶空賬嚴重，難以做實。城鎮職工社平工資和實際收入差異也大。四是城鄉居民的基本養老體系建設需要巨額財政投入，五是基本養老保險的可攜帶性差，抗通脹能力弱。養老保險不能足額賬隨人遷，省級社保基金的收益率很少跑贏通脹。凡此種種，問題遍地。如果不是財政每年拿出GDP的0.5%補貼社保，目前社保就不會有結余而是缺口。即便如此，未來3年流量缺口可能出現，2035－2050年間存量缺口可能達到GDP的50%。
至於中國醫療保障問題，如何將其描述清楚都已經超出了我的能力，更遑論如何解決之。目前普遍的共識是，中國醫療保障體系的財政投入，最終可能比社保體系的投入還要龐大和複雜。
除了以上六大問題之外，在收入分配領域，在區域管理等多方面都存在基本重度的缺失。哪怕按國家統計局所公布的基尼係數，中國也持續是全球收入分配最為失衡的經濟體，經濟增長的蛋糕難以在政府、企業和住戶部門之間進行合理分配。生態環保等需要跨省的區域管理，則舉步維艱，有人戲稱，省與省之間的政策協調，難度超過了國與國之間。
這些經濟體制問題都不是最為令人不安的，經濟體制問題存在著卻無實質性改善或改革，才最令人不安。改革開放30年，中國尚未完成社會、政治和經濟三重轉型，中國經濟體制恐怕尚處於大廈未成階段，而不是處於大成之後的修修補補階段。經濟的下半身已經走得比較遠，社會政治的上半身能否跟上？如果上半身不能加速向前，那麼下半身就將被迫回縮，否則就將跌倒。對中國經濟的未來，我們需要有更濃重和強烈的危機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