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一部揭露四川2600個被勞教少年死亡真相的記錄片《大堡小勞教》將在香港和臺灣兩地同步首映。荷蘭在線記者日前採訪了該片導演謝貽卉，聽她來講述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和拍攝背後的心路歷程。
請把我埋在向陽的山坡
《大堡小勞教》從跟蹤拍攝曾伯炎的尋訪之路開始。時光倒退至1958年，當時在《四川日報》任職的曾伯炎被打成右派，送到四川省樂山市峨邊縣沙坪農場勞教。在那裡，他看到了幾百個十多歲的少年出沒於對面的原始森林，和他一樣幹著繁重的體力勞動。不久後，這些孩子和四川各地其他被收容的孩子一起，被陸續送往沙坪農場的一個分場——大堡作業區，開始了他們半工半讀的勞教生涯
謝貽卉跟隨曾伯炎採訪了大批親歷者，這其中包括當年的勞教少年、作業區的管理者、醫生和當地的漢族、彞族百姓。據親歷者口述稱，大堡作業區最早源於學習蘇聯改造流浪兒的經驗，當年被強迫送往大堡的「小勞教」總數在四、五千人，小的十歲，大的十七歲，他們中因為高強度的勞作、飢荒、疾病和虐待等致死者達2600人之多。
據謝貽卉表示，隨著走訪的不斷深入，當年這些孩子被勞教的場景也愈發清晰。白天，小勞教們被迫從事高強度勞作長達十餘個小時，稍有懈怠便遭到管理者的威嚇和鞭打；晚上，小勞教們要學習文化知識和開批鬥會，一些女孩子在互相批鬥時發明針刺乳房、牙刷刷陰道等酷刑。因普遍存在的飢荒問題，飢餓的孩子去附近偷糧食，村民為保衛糧食捉住小勞教後用火燒、剁下手指、在男孩生殖器塗抹辣椒等，還有一些孩子則因為吃毒蘑菇、生螃蟹和蚯蚓致殘致死。
「（他們）把我拉進死人堆裡去，我周圍就是幾十個死了的娃兒」，當年的倖存者顏嘉森在影片中說。據他講述，當年最多的一天失去12個孩子，因自己被誤當做死人被送進死人堆，第二天被雨水淋醒後爬回作業區時，又差點被當成鬼給打死。另外一位倖存者王玉鳳則表示，小勞教之間經常為「後事」而互相托付，「好比我沒有死之前，我要托付你，你要把我埋到哪兒，（小勞教）曉得早遲都是死。」還有的孩子留下這樣的遺言：請把我埋在向陽的山坡，因為我怕冷。
知名學者、前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艾曉明在該片的觀後感中指出，1961年大堡作業區的孩子陸續被解除勞教，次年該作業區被撤銷，這期間的死去的孩子的死因遭人為篡改，而倖存者後淪為童工。當局隨後派人去亂墳崗上亂插標籤，死難者名字與墳墓無法對號、張冠李戴。而據曾伯炎考證，四川沙坪勞教所迄今的官方歷史文件中，僅提到成功改造六萬五千多人輸送社會，卻隻字不提小勞教大規模死亡事件。
大堡比奧斯維辛更加殘忍
在談到拍攝此片的初衷時，謝貽卉表示自己最早是從曾伯炎的《1958年的桃李劫》一文中知悉此事，在震驚之餘萌發了使用記錄片的手段來記錄這段歷史的念頭。「我從2010年的冬天開始拍攝，一直拍到2012年，當曾伯炎知道我要拍大堡作業區的故事時，他哭了，說沒想到還有60後人關注我們的歷史。他一直說他在死之前要做完兩件事，一是寫一本有關大堡的書，二是寫一本有關文革的書，否則他死不瞑目。」謝貽卉對記者說。
謝貽卉表示，在拍攝完《大堡小勞教》後自己對中國勞教制度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她指出，當年強制被送往大堡勞教的未成年人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的後代，還有一部分是游手好閑或犯了盜竊罪等的不良少年，但在執行過程中沒有清晰的標準，有些政府工作人員甚至撒謊說服家長主動把孩子送去勞教，「我個人對勞教制度最大的感受是它的隨意性很大，很荒誕也很殘忍，對於每一個曾經在大堡被勞教的孩子來說，這都是一段很恐怖的經歷，有倖存者對我說，當年他們不是人，他們是鬼。他們的人性被嚴重摧毀了。」
艾曉明對謝貽卉的上述觀點表示認同。她在觀後感中指出，大堡2600名少年死亡是發生在1960年代中國的奧斯維辛悲劇，是遭受集體滅絕的慘痛記憶。《大堡小勞教》充滿了有關勞教罪惡的知識，它不是概念或者立場態度，它是以人的生命為代價的經驗，是對苦難的感情體驗，在這種實證的知識面前，所有關於勞教合法性的概念灰飛煙滅。如今中國高層在有關廢除勞教制度的決策方面依然顯得舉棋不定，影片的問世必是對這一反人道、反人類的惡法一記致命的打擊。
影像的力量推動社會變革
本名謝林蓉的謝貽卉1967年出生於四川成都，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後因協助艾曉明拍片，接觸到記錄片這一藝術表達方式。2012年，謝貽卉的處女作《右派李盛照的飢餓報告》問世，該片講述了1961年四川大學右派學生李盛照因上書中央通報四川大飢荒而被監禁19年的故事，該片最終入圍了陽光華語記錄片獎陽光調查獎單元。
《大堡小勞教》是謝貽卉的第二部作品，這一次她同樣把眼光投向了中國當代史，投向了她的深愛的故鄉四川。謝貽卉表示，若非曾伯炎老人的長期努力，這段歷史早已被歷史所湮沒，不會有人再記起。「我希望可以通過該片客觀呈現那段歷史，還原歷史的真相，同時這也是對歷史的搶救，讓後人從歷史中汲取教訓。《大堡小勞教》不能僅僅作為檔案保存起來，記錄片還必須參與到社會變革中去，用影像的力量推動勞教的廢除。」謝貽卉對記者說道。
儘管接連有新作面世，謝貽卉拍攝記錄片的過程卻並不輕鬆。和無數中國獨立記錄片電影人一樣，謝貽卉同樣面臨著經費來源和傳播渠道受限的窘境。胡佳妻子、法學博士曾金燕向謝貽卉推薦了「聯合製作人」籌款模式，所有買票的觀眾都有機會成為後期加入的聯合製作人，並在記錄片尾設置專門的致謝名單。
在先前接受荷蘭在線記者採訪時，曾金燕曾對記者表示，國內的獨立電影節接連被當局取消，像《小鬼頭上的女人》和《大堡小勞教》這種行動主義記錄片，若只能在一兩個電影節播放，本土觀眾看不見，是一種浪費，採取「聯合製作人」模式一是可以給予導演一定的經濟回報，二是可以讓更多的公眾捲入記錄片的製作和傳播過程中。謝貽卉對此表示認同，她說：「我認為‘聯合製作人’模式是可行的，我拍片全部是自費的，每一分錢都是自己辛苦節約省下來的，採用這種模式可以緩解我一定的經濟壓力。」
據悉，目前已有約300餘人參與了《大堡小勞教》等的聯合購票活動，該片除在香港、臺灣和北京實地放映之外，還將於9月在瑞士和英國等地放映。5月1日的網路放映平臺地址會盡快公布，對所有公眾公開，並提供下載源頭。
編者按：5月1日，兩部揭露中國勞教制度真相的記錄片電影《小鬼頭上的女人》和《大堡小勞教》將在香港和臺灣同步首映。
（原題目：記錄片《大堡小勞教》:揭露2600個孩子的死亡真相）
《大堡小勞教》片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