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中國紅十字會僱員舉著中國電腦聯想集團捐助50萬美元支票的放大版本
中國早就從貧窮之國成了多災之國，中國政府也反覆強調「多難興邦」。不過，精通「壞事變好事」這類唯物辯證法原理的中國政府，積多年扶貧救災之經驗，創立了世界罕見的「捐款經濟學」。隨著這一社會主義特色的「捐款經濟學」漸成體系，中國人的捐款疲勞症也日益嚴重。
「捐款經濟學」的三大原理
概括而言，中國特色的捐款經濟學有三大原理：
第一原理：慈善捐款成為政府的「第二財政」收入。
中國政府一向將NGO理解成「以民間組織名義出現的政府組織"，慈善要做，但肥水不流外人田，得自家人掌控才放心。於是先成立數家由自家人掌控的慈善基金會，或是允許其發彩票，如中國殘疾人聯合會；或者利用人類重視後代教育的善心，由各級政府攤派捐助，如希望工程。每逢中國發生什麼天災人禍，比如愛滋病，地震、洪水之類，由媒體發動獻愛心攻勢做社會總動員，讓民眾、企業以各種形式獻上愛心，這些捐款多由中國紅十字會笑納。當捐款數量多時，如2008年汶川地震後，各基金會獲得來自國際國內的捐贈高達585.93億元，政府見獵心喜，一紙令下，要求所有的公益慈善組織將收到的捐贈匯繳給政府部門。
第二原理：所謂「捐款」其實不少帶有強制性，與國家稅收的「強制性」「無償性」原理同構。
中國政府利用中國的單位管控功能，層層下達捐款指標，務求完成。各單位乾脆直接從工資中扣除。本人當年在深圳時，從1993年開始，每年從工資裡扣除一月基本工資（2000餘元）上繳給希望工程，延續了三四年。偶然還要由單位「代買」上百元福利彩票，為殘聯做點貢獻。每逢發生1998年長江洪水那類大災，又得自願捐款。在單位內部，捐款多少按職務級別的規定，逐級降等。開始還接受一些舊衣物等，後來乾脆下令，「要尊重災區人民的需要」，只許捐錢。這類行政介入下的「自願捐款」，最開始主要在深圳、廣東等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推行，理由是這些地區的生活水平高了，要為全國人民做貢獻，以後才推廣至內地。
第三原理：善款使用黑箱化。
政府部門壟斷慈善捐款，卻從來不肯公開帳目。據說部分沒有財務審計，部分即使有財務審計也只是走過場。這一傳統由來已久，只是近年來慈善捐款已成為涉及甚廣的公益事業，加上傳播媒介的革命，這個問題才進入社會公眾視野。
2008年汶川地震與1976年唐山地震間隔近30年，中國人對災難都有十指連心之痛，出於自願也好，行政力量介入也好，全國人民對捐款並無怨言。只是由於「捐款經濟學」第三原理的作用顯性化，政府背景的最大慈善機構紅十字會陷入郭美美醜聞，慈善基金使用黑箱化的問題曝光，終於導致雅安地震之後出現反捐款活動。
北京並不反思民間為何反捐款，反而通過各單位施加行政壓力向社會逼捐。為了讓民間「自願」獻上愛心，政府下發通知派捐，黨政事業機關、學校及公司都要求員工捐款，並提出具體的捐款數額，要求不同崗位的員工捐100至300元不等。連幼兒都未能逃避逼捐，已經披露的有北京怡海幼兒園向幼兒家長發出捐款通知。
中國慈善基金使用黑箱化是傳統
我知曉中國慈善基金財務不透明這一嚴重問題，緣於曾被中國人寄予厚望、舉世聞名的「希望工程」。
「希望工程」是 「中國青少年基金會」下設的一個慈善公益項目，1989年開辦，由中國共青團中央主管。設立此基金的目的是通過各種渠道募集捐款，幫助失學青少年讀書。因其宣示的目標具有道義感召力，加上政府全力助推，一直得到中國社會各界的鼎力幫助。在許多同時起步的慈善項目當中，只有這個項目能夠得到大量社會捐款。我個人與「希望工程」有關的捐款就有兩項：一項如前文所述，每年由工作單位扣除一月基本工資2000元，持續數年；二是1995年青基會出版《希望書庫》，從1949年以後出版的書籍當中斟選500本人文、歷史、科普等著作出版，捐贈全國一萬所農村學校。出版社希望作者捐出稿費，我的《人口：中國的懸劍》一書屬於80年代《走向未來》叢書之一，該叢書有5本入選，我們這些作者都很樂意地捐出了稿費。
不幸的是，「希望工程」很早就出現腐敗醜聞。1994年1月，香港《壹週刊》發表文章，稱「希望工程」7,000萬捐款「失蹤」之前，「青基會」從未接受過任何財務審計。但該報導隨後沒了下文，直到2000年才再度冒出醜聞。我曾在《霧鎖中國──中國政府控制媒體揭秘》一書的第六章中，專門記述分析了圍繞「希望工程」腐敗醜聞，檢舉者、被揭發者及其後臺之間的較量。
舉報腐敗者柳楊女士及其同伴易曉不可謂不勇，記者方進玉不可謂不具良知，《南方週末》不可謂沒有媒體的道德擔當。但歷經三年的舉報與扒糞過程，在中宣部的強力干預下，以檢舉者被徹底打擊、《南方週末》與記者被迫沉默告終。《南方週末》在中宣部強烈干預下，被迫撤掉 2002年3月21日原擬發表的「違規投資玷污希望工程 青基會負責人難辭其咎」文章，導致當天出現「一報兩版」（有少部分已經印好的報紙已經流入市場），此後不再過問此事。揭露「希望工程」腐敗案的主要證人易曉被誣入獄，冤案至今蒙塵。而另一位證人柳楊女士在經歷了多年顛沛流離、飽受驚嚇、貧病交加的生活後，於2006年4月6日黯然離世。這位腐敗檢舉者所遭受的痛苦，竟使方進玉悲傷地承認「死對於柳楊而言是種解脫」。
伸向慈善捐款的髒手到底有多少？
伸向善款的髒手到底有多少？當年希望工程負責人徐永光（中國青基會常務副會長）的仕途或可說明情況。徐在醜聞風波後調任中華慈善總會副會長，香港《明報》記者在採訪徐時當面問及：有消息指國家審計署的審計報告反映希望工程違規情節「比較嚴重」，徐永光微笑回應說：「這個問題呀，事實上，就是說，我個人如果有腐敗，今天不會給你說話，絕對沒有，你放心。」
也就是說，伸向「希望工程」的髒手不止徐永光一隻，還有比他更大更黑的髒手，否則徐永光難以全身而退。雅安地震之後，中國紅十字會遭遇信任危機，被網友嘲諷為「黑十字會」。曾有紅會內部人提出重查郭美美案，沒想到郭大小姐牛氣衝天地發表微博與性愛視頻，來了一個露骨的反威脅，迫使紅十字會領導出面聲明紅會並不打算重查此案。
鑒於紅十字會慘變為「黑十字會」的經歷，中國123家公益基金會為了贏得社會信任，於4月27日在中國基金會中心網首頁推出「雅安地震基金會善款物資使用情況信息披露」欄，公布了10.94億元善款與捐贈物資的使用情況。但我認為，這只是中國公益基金透明化的第一步，如果其中的關鍵環節──中國政府不改弦易轍，仍然堅持「捐款經濟學」三原理，中國公眾與企業的「捐款疲勞症」會日益強烈，最終導致中國慈善事業進入死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