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部名為《八千湘女上天山》的電影，當它在全國上映時，各地的觀眾會看到一部充滿苦澀的革命浪漫主義歡樂的傳說。電影戲劇化地講述了在上世紀50年代期間，數千名年紀在13到19歲的少女，隨著軍隊的足跡，來到中國遙遠西部的穆斯林地區定居的故事。
但在現實生活中，那是一次煉獄之旅。英國《泰晤士報》刊登了該報駐遠東記者謝瑞丹的一篇題為「毛澤東時代奴隸少女新娘的隱藏痛苦」的報導。報導說，一批老年婦女出面講述，當年她們是如何被虛假的培訓和教育承諾引誘去中國的新疆，結果發現自己被關在軍營裡，被強制與軍人結婚。記者還發現，毛澤東曾批准派遣了900名原上海妓女到軍隊中接受「思想改造」，數千名戰爭中留下的寡婦也被徵召到西部大荒原，與人民解放軍指戰員的新丈夫孕育後代。
在成千上萬名移民西部的中國人中，很少有人的故事，像作家盧一萍所記述的這八千名來自湖南的女孩這麼的悲涼。盧一萍花了5年時間，追蹤採訪當年湘女中倖存者，這些人當年大都是清純的農村女孩，對「新中國」充滿理想。「當時，在新疆有20萬名士兵，只有少數已經結婚了。所以，從1949年到1954年，軍方上層在隱瞞徵召女兵的真實目的的情況下，從中國各地徵召了4萬婦女進疆，」他說。
「她們被告知說，到新疆後可以進俄文學校、可以當紡織女工、當拖拉機手，而絕口未提‘婚配’的事，而且在招兵條件裡寫著‘家庭條件不限’，對一些家庭成分高的女青年來說有較大的吸引力，她們普遍把這看作參加革命、融入新生活的一個途徑。從1951年開始招收到的十多批湖南女兵，多數都是有文化的湖南妹子，」盧一萍在百度網上說。而在湘女們在長途跋涉，剛到達西部時，就得到了當頭一棒：她們被立即上了一堂「軍事」課，其內容與蘇聯式的理想，或者建設工程毫無關聯，而是「革命婚姻」。然後，她們被送到遍佈各地的軍營。一組20名的湘女發現她們被送到一個有1,000多人的軍營，幾天內，就馬上與20名資格最老的軍官結婚了。
當年15歲的肖葉群拒絕與一名26歲的部隊政委王富民結婚。「當時我發現他比我大9歲，我不願意當他的妻子，哭哭啼啼，」她回憶說，「他就拿出了槍，將子彈推上了槍膛，好像要開槍打死自己的樣子。後來我再也不敢說不願意了。一年後，我們結婚了。」
幾十年後，就在中國準備慶祝解放60週年之時，肖葉群和其他湘女的故事在媒體上發表了。包括一個倔強的長沙女兵拒絕了一個營長的求愛，後者被激怒，拔槍殺死了女兵。該軍官後被軍事法庭處以極刑。還有一個高中畢業非常漂亮的長沙女兵，因為被「包辦」給一個死了老婆有3個孩子的比她大近20歲的老幹部，在結婚當天就瘋了。
當年的湘女戴慶媛回憶說，「軍區的司令官王震來迎接我們，他對我們說，‘同志們，你們要做好思想準備，把你們招聘來，是建設新疆，保衛新疆的，是為各族人民辦好事的，湖湘子弟滿天山，這還不夠，你們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將軍的話還沒有講完，下面的秩序就亂了，因為大家原以為參軍3年後就可以轉業回湖南老家的，這時從將軍的話裡才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許多人就哭了。
戴慶嬡還回憶說，當時對我們這些女兵來說，覺得結婚像包辦又不是包辦，自願又不是自願，既幸福又不幸福。可以說，絕大多數人都覺得婚姻生活沒有多少愛，十分壓抑。「這是當時的歷史條件造成的。包括在有意或者無意當中，我們對情感的選擇，都不是從個人的需要出發，而是從集體利益出發，那就是繁殖生育，讓兵團的人口增加，壯大力量，固守疆土，扎根邊疆。我認為那種婚姻是道德婚姻。過去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在家靠父母，出門靠組織，我們的組織就是我們的當家人，不敢說不服從命令，所以那個時候都服從了。」
《八千湘女上天山》的作者盧一萍說，他所報告的湘女的命運其實是全體湘女命運的一個縮影，也是一部進疆湘女的集體回憶錄，一份由她們口述的文獻。它唯一的價值也許就是對抗對大眾記憶的抹殺。面對每一位湘女，就是面對她們的一生，也是面對中國上個世紀多災多難的歷史。「越往後採訪，我的內心越覺得難以承受。因為我每採訪一個人，面對的都是她們的一生，她們的命運就那樣一一呈現在我的面前。她們讓我承受那無數個人生和無數種命運。」剛「解放」時的新疆，幾乎沒有任何工業，農業落後，人均佔有糧食不足兩百公斤，除去口糧、種子，所剩無幾。而駐疆部隊年需糧食近400萬公斤。從關內運輸，僅蘭州到哈密，運價即等於糧價的七倍，如再運到伊犁、阿爾泰、喀什、和田等地，價格還得翻番。從前蘇聯進口，每噸糧價為300盧布，所需費用要數億人民幣，這對「解放」初期的中國來說，無疑是個巨大的負擔。當時的決策者依靠屯墾者扎根於此，使這裡成為他們世世代代的家園。
而道理很簡單，有男有女才能組建家庭，有了家庭才能生養兒女，有了兒女才能謂之扎根邊疆，紮下了根才能最終達到屯墾戍邊的戰略目的。正是在這個戰略目的之下，當時實行了這種帶有很強的由組織出面、帶有「分配」特色的婚姻形式。
(本文略有刪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