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間嘉興、黃浦江、死豬、漂流成了關鍵詞
大約是清晨六七點鐘的光景，早晨薄薄的霧靄籠罩著田裡的早稻。陸根松騎著他的摩托車繞著橫港村開上一圈，看到死豬就往車上一搭。村裡的路上不時有人路過，少有人願意和陸根松打招呼。
這一天是3月18日。自從上海媒體報導了黃浦江上漂流的死豬來自嘉興後，輿論壓力一點一點傳導到70公里以外的橫港村，路邊的死豬比前陣子少了些，農戶開始把豬放到集中收置點，不再散亂扔在路邊。
過去，「橫豬遍野」的情況，進入到冬季以後就是當地一景，陸根松每天可以收到40-50頭死豬，這其中多以仔豬為主。
與陸根松在陸地上收死豬異曲同工的是，在水路上，這半個月來也有一批人起早貪黑地撈死豬，他們來自政府。上海市環衛部門每天下午17時就會利用微博公布當天的打撈數字。從3月13日起，數據發布已經成為例行公事。頗為微妙的是數據從不涉及「總和」，僅說明當天的具體數字。
截至到3月20日，從黃浦江中又打撈起死豬231具，累計達到10395具。從3月7日，有網友在微博上發布了黃浦江中死豬的照片，到如今打撈數量過萬，前後用了不到兩週的時間，而這段時間嘉興、黃浦江、死豬、漂流，這些關鍵片語成了一個頗具戲劇性的中國之謎。
一家外媒在頭版頭條位置做了設問：「請你來猜個謎：在一座主要城市的水源裡發現了2813頭死豬，什麼情況下這才不算是一個公共衛生問題？答案：當這件事發生在中國的時候。」在輿論壓力下，問責的矛頭首先指向嘉興等地地方政府。但記者實地調查數日發現，上萬頭死豬可以沿江漂流數日的故事好比一出中國版的「羅生門」，其答案之複雜超乎想像。
收豬的人哪去了
陸根松就是加速運轉的政府機器在基層的一個小小觸手，他被告知必須在清晨、中午、晚間三次巡視橫港村——這個有著1200戶農民的村子。在往日裡，一般情況下他只需要清晨跑出去一趟即可，其它時候等著農民打電話叫他過去，收死豬。
這份工作對陸根松猶如雞肋，和死豬打交道，村裡人都不願意靠近他，感覺晦氣。薪水開1500元一個月，他說，自己若不是在工廠找不到工作，絕對不會接下這個活。
橫港村所在的新豐鎮，早在2009年就公布了下屬10個村無害化處理死豬的對口負責人，他們的聯繫方式被張貼在防疫站佈告欄的顯要位置。但在2009年-2012年，名為「病死畜禽無害化處理管理員」的陸根松卻不記得自己實質性地收過死豬。之前，雖然有這個設置，養豬戶們並不需要他們「出馬」，死豬有另外的通道消納。
當然，這個通道並非通向黃浦江，而是通向千家萬戶的餐桌。發現豬死掉後，農民也不會隨意丟棄，而是按照差不多每斤1塊錢的價格來處理，這樣多多少少有點收益。
處理成年大豬是個麻煩事，村裡人請陸根松收「大死豬」，每頭豬需要加收50元，一個人搞不定很重的豬，錢主要是付給陸根松請來的幫手，以及搬運時租車的費用。一頭大豬死掉後做無害化處理，農民不僅毫無收益，反倒要往裡貼錢。
「你們上海人以前不知道吃過多少死豬，你們自己不知道而已。」一位鎮上從事餐飲業的老闆對記者表示，「死豬會用小麵包往上海運，比較容易偽裝，用木板在後面打上隔層，一車能拉七八頭，一般不會有事情，如果碰到檢驗檢疫的人，乾脆把車一扔，跑路。」
作為一座每年飼養量達到700多萬頭豬的城市，嘉興死豬的消化途徑與活豬的消化途徑，一直以來像兩條相互遙望的平行線，並行不悖，直到去年11月，嚴打來了。
2012年11月嘉興宣判的一宗涉及17名犯罪嫌疑人的案件，或許可以揭開死豬產業鏈的冰山一角。
據悉，從2008年開始，嘉興市鳳橋鎮三星村村民董國權、陳雪忠、姚建平合夥在董國權家中設立非法屠宰場。隨後，董國權等3人糾集多人為非法屠宰場收購死豬，並加工、銷售死豬肉。而流入屠宰場的死豬，多來自於南湖區鳳橋鎮、新豐鎮等地養豬戶。
據嘉興市中級人民法院核查，在董國權等人被捕前，即2009年1月至2011年11月期間，他們所在非法屠宰場共屠宰死豬7.7萬餘頭，銷售金額累計達865萬餘元。2012年11月，嘉興中院對董國權等3人判處無期徒刑，另有14人分獲不同刑期刑罰。
此案在當地引起轟動，3個無期徒刑，這是危害食品安全者付出的高昂違法成本，極大地震撼了潛在的「犯罪嫌疑人」，同時也扼斷了死豬回收加工的流通鏈條。採訪過程中，關於收死豬的話題，很多人對記者擺擺手，表示不會賣了，「自從他們被抓後，就再也沒有人敢光明正大來收死豬了。」有養豬戶這樣表示。
不過，並沒有人敢說，病死豬地下產業鏈已經完全杜絕。前述做餐飲生意的老闆告訴《中國企業家》，就在黃浦江死豬事件爆發之前，當地農民還把死豬放在路邊，黎明前3、4點鐘就會被撿走了，正規處理死豬的人，清早出來根本看不見死豬。
因此，當嘉興死豬大面積漂浮在黃浦江上後，關於這些死豬來源的第一重猜測即是，原先死豬的販售渠道被堵，只好拋棄在河裡了事。
但是，這個說法遭到了農業部獸醫局獸醫處副處長王長江的否認，「如果你觀察本次黃浦江死豬事件會發現，絕大部分是仔豬，這些仔豬死掉一般沒有人收。因為也賣不出價錢來，這個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南轅北轍的漂流方向
因死豬銷售不暢導致黃浦江萬豬漂流的說法，引起了新豐鎮百姓的反駁，「你看看我們的小河，它流動嗎？怎麼能隨隨便便就漂到黃浦江裡去了。」新豐鎮防疫部門的一位幹部反問記者。
嘉興市是黃浦江的發源地，這裡河網密佈，主要河流22條，綿延3048公里。根據當地的水文資料，嘉興河流的特徵：坡地平緩、流量小、流速低，枯水期經常流速小於0.05m/s，甚至流速接近於零。冬天就是典型的「枯水」季節。
按照這一流速，新豐鎮投下的死豬，在「一切順利」的情況下，要經過20天左右的時間才能漂流到黃浦江上大面積出現的地點——松江區橫潦涇，路程約70公里，這條水路曲折蜿蜒，途經多個船閘。
即便問新豐鎮的農民，如何從水路駕船到黃浦江，也沒有人答得上來，多數人覺得根本不通黃浦江，「我們這裡水系和黃浦江通嗎？只能通到海鹽吧(嘉興下屬一個縣)。」 竹林村村民徐松林告訴記者。而海鹽方向則涉及到另外一條大河——錢塘江，對於嘉興來說，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方向，東北與西南。
因此，嘉興上下覺得這次死豬事件全部由自己承擔責任，多少有些冤枉。這畢竟不是李安主導的「少年派」奇幻漂流，而是數以萬計的死豬。它們如何能從嘉興出發，「整齊劃一」地出現在黃浦江上?這是無法想像的事情。
多名採訪對象認為，是上海本地豬農主導了萬豬投江的場面。「為什麼到現在為止，沒有公布包含上海耳標的豬有多少數量，為什麼近萬頭豬只公布了10多頭耳標出自嘉興。」前述防疫站人士反問記者。
仔豬出生後45天將會接種國家免費提供的三種疫苗：豬瘟疫苗、藍耳病疫苗、口蹄疫疫苗。此後，如果仔豬出欄，被轉運至其他地方飼養，將會戴上身份證——耳標。截至3月17日，上海方面一共向嘉興提供了17個耳標。按照嘉興市給《中國企業家》新聞通稿，嘉興方面已經及時進行協查追溯，其中7個已查處到位，6個已立案調查，4個有待進一步查證。也就是說，萬頭死豬中明確來自嘉興的目前僅為13頭。
即便仔豬打了耳標，亦不能認定它在嘉興本地被投入河中。作為仔豬出欄的標記，仔豬中相當一部分會轉售其他地區養大。「因此，不能認定上海水域的死豬全部來源於嘉興。」嘉興市政府一位工作人員對記者說，「你最好做一個更為全面的調查。」
事實上，3月14日，網上就開始流傳在上海本地，松江地區的梅林、五里塘、張姚等養豬基地毗鄰事發地附近，或為黃浦江拋豬事件的真正肇事者。15日，上海市動物衛生監督所就派了三組人馬突襲上述三地。
調查發現：五里塘養豬場的土地已經復耕；梅林食品公司主要從外地引進豬肉原料，自己並不養豬；唯一在養豬的張姚豬場，已納入浦東新區的無害化收集體系，每兩天由統一收集人員上門收集，送至上海市動物無害化處理中心處理。
面對這些事實，嘉興當地一位知情人表示，死豬並不來自規範的大型養殖場，主要是散落在江浙滬三省交界地的外來養豬戶，這些以泔水來餵養仔豬的飼養點，一到冬天仔豬就會因為腹瀉而出現大面積死亡。
為何會死掉一萬頭豬
關於吃泔水導致腹瀉死亡的說法，湖南省畜牧獸醫研究所肖兵南表示並不可信，「餵泔水的農戶一般都會煮一煮再餵，如果有問題，大豬小豬會一起腹瀉，不會單單是小豬出問題。」
「黃浦江上不是第一回有死豬，只是今年的情況特別多，為什麼之前這個事情沒有引起關注呢？為什麼十幾頭、幾十頭出現的時候沒有人過問呢？」前述防疫站人士反問記者。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搞明白豬週期。養豬有所謂「豬週期」，每三年一輪，一年賺、一年平、一年虧。2011年賺、2012年平、2013年虧。這是和農戶豬苗投放的振蕩變化有關。
歷史總是相似，重溫2010年3月的新聞標題，也許會對「豬週期」有形象的認識：14日《錢塘江4天撈百餘頭死豬 5年來最多一次》；18日《杭州錢塘江打撈出550頭死豬》；21日《錢塘江死豬：並非大規模疫病所致》。上述標題均來自浙江當地新聞媒體彼時的報導，時間和事發情況與三年後的今天如出一轍，只是黃浦江換成了錢塘江。
在上一個豬週期的低谷，也就是2009年下半年-2010年上半年時，包括微博在內的社會化媒體手段還遠沒有這麼發達，網友們交流信息的手段以論壇、博客等形態為主，一篇河流中漂浮死豬的帖子可能很快「石沉大海」。如今，類似的信息會像投入平靜湖面的石塊一樣，迅速激起漣漪。
馮永輝是中國生豬預警網的首席顧問，從去年10月開始，他通過各種渠道來呼籲農民減少生豬存欄量，併發布了《中國生豬市場監測預警報告》，讓農戶警惕豬週期中「虧」的這一年。
這份報告中稱，「2013年生豬市場供需缺口將進一步縮小，並可能於新年後需求淡季來臨後，逐漸轉為供大於求，進入虧損。全年大部分時間豬價將保持在6.5-7.5元/斤，最低點可能出現在夏季的5-8月期間，虧損程度有可能觸及-150元/頭，虧損期達到6個月左右。全年最高點可能為2013年1月的階段性拐點。」
馮永輝預測對了豬週期到來的時刻，甚至預測對了谷底為1月。但是，他沒有預測到豬價跌到了更低的水平：5.6元/斤。周海林和記者掰著手指算，長1斤肉要買6.5元飼料，一頭成豬200斤，光是飼料就得虧180元，還沒有算其他成本。
母豬生出小豬來，對於農戶就是負累，養得越大虧得越多。這種背景下，仔豬大面積死亡，已經無法分辨出「天災」與「人禍」的界限。一頭仔豬，它出生時如果事先不用稻草把豬圈鋪好，就會凍死；如果出生後，豬圈裡不開「浴霸」(一種讓豬圈暖和起來的高瓦數燈泡)也會凍死；飼料省一點，改吃泔水，會導致腹瀉而死。總之，農民沒有積極性，不願投入，沒有耐心精心餵養時，死豬就會大面積發生。
嘉興成為「眾矢之的」並非沒有道理，2012年嘉興全市養豬734萬頭，涉及養豬戶13萬個，出欄規模50頭以下的養殖戶佔89%。這裡是長三角最大的生豬養殖基地。但養殖集約化水平卻沒有相應的提高，以養豬比較集中的新豐鎮為例，多數農戶的養豬頭數(以母豬計)為6∼7頭。規模在3000頭的大型養殖戶，全鎮僅5戶。
小、散、亂、差四個字可以用來形容嘉興養豬業。但是，這個產業並不容易通過市場自發的方式慢慢集中起來。「養豬在我們這裡就像賭博一樣，在好的年頭，賺個幾萬塊錢，差得年頭，比如今年就賠個幾萬塊錢。」橫港村的一位村民周樹林說。
周樹林表示，早年出現死豬是無人問津的。一扔了事或者低價出售是非常普遍的做法。但上一個豬週期後，關於死豬的處理就有了明確的規定，抓得也越來越嚴。
坑豬到焚豬
死豬漂流引起的最大爭議，除了事件本身的反常和詭異之外，人們追問最多的是，為何不能對之進行完全的無害化處理？
在橫港村的田野裡，陸根松領著記者來看這裡的無害化處理點。類似這樣的點全嘉興市有573座，累計達4萬立方米。以橫港村無害化處理點為例，包括4個處理池，每個池子長寬高為6×4×4(m)，可以容納死豬2000頭，建設費用12萬元，其中國家財政補貼4.8萬元。
但這個處理點的處理能力已經不夠，就在處理點的西邊，原先村裡堆豬糞的地方，巨大的挖掘機正在開挖第5個池子。「死豬到了冬天的時候就降解得很慢，非要到夏天才會更快點。」陸根松告訴記者。整個嘉興市為無害化處理池建設已經投入了1312萬元，全市地方財政收入一共18.5億元，圍繞死豬的相關投入逼近總收入的1%。
不過，缺口仍然巨大，2012年嘉興全部無害化處理點處理死豬32.56萬頭，這個數字放到嘉興734萬頭的總量中，僅佔到4.4%。
據王長江表示，生豬全流程(含仔豬出生後到成豬)死亡率國內達到20%，這就意味著如果含仔豬的話，近100萬頭死豬並沒有進入到無害化處理渠道。即便按照嘉興官方渠道公布的10%的死亡率(很多仔豬運往外地長大)，亦有30多萬頭死豬在無害化處理渠道之外。
為了增加死豬處理能力，去年7月，嘉興市已經決定在南湖、嘉善和海鹽率先建設焚燒廠，而此次死豬事件無疑加速了焚燒廠的建設進程。新豐鎮副鎮長黃軍透露，今年年內應該能建成，南湖區的焚燒廠應該就建在新豐鎮，目前正在進行選址工作。
死豬連帶著養豬產生的糞便，消毒用化學製劑、飼料等等，給嘉興市帶來巨大環境壓力。「我們是豬房比住房多。」黃軍對記者開玩笑表示。
在死豬事件發生後，嘉興從市到村的四級班子，已經進入到高度緊張的狀態。在3月11日-17日的一週時間，全市累計出動巡查人員53377人次、巡查水域面積63991公頃，排查養豬場130051次。包括黃軍在內，都是長時間在辦公室值守，取消節假日。
作為一個農業鎮，新豐鎮有兩樣出名：生豬和生薑。黃軍表示，按照鎮裡的規劃，下面要棄生豬，而就生薑。全鎮生豬飼養25萬頭的規模，準備降到15萬頭，去掉五分之二。如果新豐鎮的目標等比例擴大到整個嘉興市，意味著該市每年將減少200萬頭生豬產出，直接產值減少約24億元(按每斤豬肉6元計算)，對比嘉興2012年2885億元的GDP來說，這「24億」裹挾著重大環境代價，舍棄也罷。
這是一次痛定思痛，但並非第一次「豬慟嘉興」。早在2010年大規模死豬時間出現後，嘉興即開始在「死豬」上投錢。新建無害化處理池，雇佣固定的無害化處理負責人。黃軍慶幸投入得「早」，當全國媒體蜂擁來到嘉興後，他們看到了完整的處理體系。嘉興方面樂於傳遞這樣的事實，死豬投江只是體系之外的「偶發事件」。
而在國家層面，2011年，農業部、財政部共同下達了《關於做好生豬規模化養殖場無害化處理補助相關工作的通知》，規定對病死豬進行無公害化處理可領取80元每頭的補貼，以鼓勵養殖戶對病死豬的無公害化處理。
一位農戶表示，死豬深埋需要2米深的坑，非常費力和費時，多數養殖戶也不願意做。除此之外，焚燒所需的汽油和柴火都需養殖戶準備。除了嫌無害化處理麻煩外，申請補助手續繁多、補助金髮放週期較長以及各地實際實施情況有別也導致許多養殖戶並不能如數拿到這筆補貼。
上述農戶表示，別說是死豬，2010年國家補貼養豬的款項(每頭母豬100元)，他到2013年3月初才拿到，整整延宕2年多。但即便如此，農戶也不願意放棄養豬轉而到廠裡工作，「廠裡每月2000塊，養豬還自由些。」
對於如何讓更多農民舍棄生豬選擇生薑，黃軍自己並無更多的方法，一畝生薑產值1萬元，種完後還能種一季稻子。既賺了錢，又果了腹。但誰能保證生薑的價格不出現波動呢？到時候，黃浦江上漂浮生薑的場面，會被人戲謔為「排骨湯」變「薑茶」嗎？這些顯然都是黃軍們回答不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