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鳳鳴身後的油畫，是當年的全家合影。 攝影_劉浚
在距夾邊溝林場辦公區百米外的一座土山下，看到了三座無碑的荒墳，據當地人介紹，這就是「右派」的墳，而至於墓主人是誰卻無人知曉。
當年許多「右派」為了能吃飽，便在野外採野草充飢，但據當地人講這種草種食用過多會影響人體消化和排泄，致人肚脹。
和鳳鳴：拒絕遺忘
鳳凰鳴矣，於彼高崗。
和鳳鳴生於1932年，原籍甘肅會寧。因受到丈夫牽連，於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4月下旬，和鳳鳴與丈夫王景超分別被下放到酒泉安西縣十工農場與夾邊溝農場勞教改造。
根據1980年中央有關部門聯合印發的《關於處理反右鬥爭遺留問題的工作總結報告》，經歷過上世紀50年代末的「反右」運動後，全國得到改正的「右派分子」數量為五十五萬兩千八百七十七人。
女「右派」數字或無法可考，僅以夾邊溝農場為例，3000多人中只有19名女「右派」。而和鳳鳴所在的安西十工農場，幾百名「右派」中也僅有兩三名女性。
恰恰是身為女性的和鳳鳴，在三年勞教生涯中遭遇丈夫離世、家庭破碎後，歷經三十年也拒絕遺忘，秉筆直書，用一本耗費十年心神與眼淚寫就的四十萬言自敘—《經歷—我的1957年》，為沈重的時代記憶去魅。
和鳳鳴書寫女「右派」的生活，早於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記錄夾邊溝的苦難，又早於楊顯惠的《夾邊溝記事》。
《經歷》出版十年後，和鳳鳴由一個親歷者化作一個記錄者，儼然已成為全國夾邊溝難友、受難者親屬的聯繫樞紐。這些年來，好多經歷過那個年代的大齡讀者相繼去世。和鳳鳴一一報出他們的姓名，間或補充幾句某人的事跡，表情竟也平靜如煙。
當時代悄然變遷，終將翻去這並不明亮的一頁時，幸好還有一些記憶固執地鐫刻著自己，如和鳳鳴。
因言獲罪
和鳳鳴的家庭出身於良知家庭，因父親1949年前參加過國民政府的中統組織，判過刑遭下放，失去工作權利。但她正當青春歲月被下放到農場勞教，卻是因受丈夫牽連之故。
她認同孫中山所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適逢《甘肅日報》創刊，和鳳鳴放棄了到蘭州大學外語系就讀的機會，向報社遞交了兩頁自傳並被順利錄取。
報社工作開啟了和鳳鳴作為新聞人的職業生涯，也令她結識了未來的丈夫王景超。王景超是參與《甘肅日報》創刊的元老，報社內公認的一支健筆。熱戀時的和鳳鳴，曾收到他長達16頁的情信，令焦灼的思念融於字裡行間。然而敗也蕭何，當這支健筆迎上「大鳴大放」浪潮，寫出幾篇批判黨員「官本位」思想和濫用「行政手段」的雜文後，竟被戴上「大右派」帽子，被迫了結了自己的新聞生命，還令妻子和鳳鳴受到牽連。
這個年代的愛情，往往沒有什麼浪漫的開始，卻要面臨「風刀霜劍嚴相逼」的考驗。「反右運動」開展近一年後，1958年4月下旬，和鳳鳴與王景超分別被下放到酒泉安西縣十工農場與夾邊溝農場。
傳漢武帝曾賜給擊敗匈奴的驃騎將軍霍去病一壺酒，犒賞軍中將士。霍將酒倒入當地泉水中，與諸人共飲，共蒙皇恩，由此有「酒泉」之名，後更傳有「葡萄美酒夜光杯」佳句。但與古詩幽情迥異的是，酒泉實際上土地貧瘠，多為戈壁荒漠，時有大風沙，飲水尚且困難，無論美酒，生存條件十分艱難。
儘管如此，和鳳鳴與王景超均未想到，此地一別，竟成永訣。王景超在酒泉下車，帶著和鳳鳴為他購置的新臉盆、一塊五一柄的牙刷、結實耐用的帆布箱、八成新皮大衣，奔赴夾邊溝，奔赴翻手雲覆手雨的政治苦難對人命運的捉弄。
一個在「值得全國的‘右派’分子們羨慕」的十工農場養雞飼兔，一個在令人聞之色變的夾邊溝農場挖排鹼溝。當王景超們光腳泡在鹼水溝裡勞動，任憑皮肉被蝕破時，和鳳鳴們還有機會吃大包子吃到撐。與丈夫迥異的遭遇，令和鳳鳴的牽掛與痛苦加倍。
此外，夾邊溝農場對「右派」們的態度也十分嚴苛。從夾邊溝發出的信，每人每月限制兩封。需經管教人員檢查，確認無有害言論，方能投遞。起先和鳳鳴還試圖反抗，挑釁般在信裡暗示道：「上次的來信為什麼沒有封口？望下次注意封口。」但什麼也沒有改變，丈夫的信依舊簡短、平淡。「小嬌嬌」與「吻你」之類的字眼，再也不可能出現。
和鳳鳴曾在信中與丈夫談及「右派」應有「高度的自尊心」，不偷吃農場食物。此時她追悔莫及，擔心丈夫受此影響，死要面子，但自知救援無力，又逼迫自己「冷酷地不去想他」。
她時刻不忘自己的「右派」身份，多年後才明白，這帽子恰如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在艱苦的環境中，能清除個體殘存的獨立思想。如錢理群所說的「精神隔離」，它剝奪人自由思考、言說的權利，束縛人交流的慾望，在空洞中使得「革命的絕對權威」乘虛而入。
自下放後，和鳳鳴的工資被降級，由102元減到58.24元。但她每月寄35元給父母，以照顧兩個兒子，又寄10元給王景超，改善生活。然而，到改造後期，王景超所在的夾邊溝農場，已根本買不到任何食物。
1960年11月，勞教「右派」的口糧定量驟減為每月15斤。夾邊溝農場將尚未餓死的人集體遷往高臺縣明水分場後，大批人沒能把命熬下去。1961年元月，中共中央召開了西北局蘭州會議，「搶救人命」，糧食定量才有所回升。然而，當和鳳鳴終於鼓起勇氣請假，前往夾邊溝解救丈夫時，一切都太遲了—王景超已於一個月前死在夾邊溝。出於「高度的自尊心」和為家人避禍的考慮，他甚至沒有發出一通求救電報。
閱後即焚
有甘肅民謠道：「出了嘉峪關，兩眼淚不干。」夾邊溝一行後，和鳳鳴成了寡婦，亡夫也屍骨無著。三年時光倏忽逝去，分別那日誰也料想不到的天人永隔，空降和鳳鳴的人生。她勞教時為他準備的乾辣椒，他還小心收在遺物箱內，沒捨得吃完。他三年來積攢的兩本日記，卻令和鳳鳴如獲至寶。「他再也想不到，這兩本日記對我是多麼貴重的一筆財富啊！」
忍著悲痛回到蘭州後，和鳳鳴總算與兩名幼子團聚，她未對王景超作任何祭奠，還帶兩個孩子去看電影。「習慣成自然，我認為不祭奠，不作任何悼念，忘卻一切，倒是正常的。」然而終究長歌當哭，在先後遭遇外祖父母、父親三位親人的離世後，守著孤獨的和鳳鳴，唯有繼續書寫日記，與心靈進行對話。
「文革」期間，所有這些曾寄託著思念、告慰與情感的字紙，均在擔憂、疑慮與恐懼之下，被和鳳鳴付之一炬。包括王景超的日記、小說底稿，他寫給和鳳鳴的信，和鳳鳴的養雞兔日記等，灰飛煙滅，無一留存。被搜查、被抄家的和鳳鳴，再度戴上「右派」帽子，開除公職，遣送原籍監督勞動至1978年改正。
直到今天，這沿襲自「革命年代」的謹慎，仍著痕於和鳳鳴的言行中。當被請求閱讀她的日記時，和鳳鳴羞澀一笑，婉拒道：「有些內容我也不願意……」不願意分享，還是害怕心事曝光，再遭罪一場？
直到改革開放後，和鳳鳴才重新開始記日記。「不寫，有些事情就忘了嘛。」
2010年9月，王兵新作《夾邊溝》在威尼斯電影節上映。和鳳鳴的讀者亦是難友，打來電話告知她這一喜訊。「我那個片子實際上是搞《夾邊溝》的副產品。」和鳳鳴說起自己的口述史記錄片時，儘管自謙，也難掩自豪之色—「這片子在美國、巴西等地都上演了。」
她的日記裡還記錄著與王兵初次見面的情形：2005年8月某天的大早，楊顯惠帶著王兵這個「很年輕」的小夥子，還有幾名將參演電影的年輕演員，到家中拜訪她。當時鳳凰衛視製作的《社會能見度》節目正在播出夾邊溝專題節目，而蘭州市普通家庭收不到這個臺，他們便專門到街上找了家賓館，包一個房間看節目。
這才催生了長達三小時的記錄片《和鳳鳴》。王兵帶著助手與攝像機到和鳳鳴家中，連著去了三天，只取了七八個小時的素材。攝影機背對陽臺，有時聊到黃昏，室內光線暗淡到已看不清人物輪廓，也無人開燈。這部摒棄了所有戲劇性敘事可能的記錄片，後來拿下了山形國際記錄片電影節大獎。
拒絕遺忘
自1961年探訪丈夫卻連屍骨都未見著後，和鳳鳴再也沒有去過夾邊溝。直到1991年，有難友與她通信，提起夾邊溝分場高臺明水的大片墳地—丈夫王景超的遺骨正是葬在那裡。於是，8月30日，和鳳鳴在大兒子陪伴下，於三十年後重返夾邊溝。
這三十年來，夾邊溝的雪化了三十次。祁連山脈的雪水融化後，或匯入巴丹吉林沙漠裡的湖泊，或滲入夾邊溝鹽鹼與沙粒覆蓋的地表。總也有雪花隨西北風而至，輕輕落於夾邊溝茫茫白沙堆裡的暴屍之上。
當年的墳頭基本已被風沙抹平，曾記錄每位死難者姓名的碑石、磚塊上的字跡，也已經無法辨識。儘管如此，和鳳鳴還是拍下了當年「右派」們挖下的水井，缺了頂的地窩子，大張著嘴的骷髏骨，甚至紅白相間小格襯衣的殘片。
誰料回到家後，她發覺相機裡的膠卷並未掛上，所有影像失蹤，似乎預示著三十年前在此勞教改造的「右派」們的一切生命痕跡，也終將在此荒漠中悄然湮滅，如同從未發生。
每念及此，和鳳鳴坐立難安，終於在整一個月後的9月30日，二度重返荒塚。這一次，她掩埋了前月所遇見的曝露於空氣中的屍骨，又在每幅照片背後，悉心留下說明文字：「這位死難者在臨終前，還在大聲呼喊，他在呼喊什麼？他的雙眼會是閉住的嗎？死不瞑目的他，在30年後，將他臨終前的慘狀昭示世人。大概是要我們思考些什麼吧。」
那時她已經從西北民族學院退休兩年，與小兒子分開，獨自生活，開始《經歷》一書的創作。和鳳鳴想，哪怕不能發表，這段歷史都應該留存下來。
起初寫得斷斷續續，眼看著近十年過去，1998年，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和從維熙的《走向混沌》出版，和鳳鳴突然受到了激勵。戴煌曾是新華社總社記者，早在1957年便辨別出「神化毛澤東」的傾向；從維熙則是著名作家。「他們都是名人，我不是名人，但我的經歷跟他們又不太一樣。」
和鳳鳴開始加緊寫，除了每天看一眼《新聞聯播》外，取消了一切活動。從1998年秋後急趕到1999年，原本高度近視的她，引發了眼底病變，視網膜甚至出現裂孔。可她邊治療邊寫作，並未放棄書稿。
王景超在臨死之前，曾對難友陳群說，「你是生活的強者，你一定能出去。你出去後，一定要寫本書，把這裡的一切都統統寫出來。為了吸引讀者，你不僅要寫我們的苦難，還要穿插寫上愛情。」
王景超去世後，和鳳鳴建立過新的家庭。孩子們的繼父陪她度過了「反右」後的六十年代與整個「文革」時期，於1983年去世。然而王景超的作家夢，他的要她堅持記日記的叮囑，並未隨「文革」中那把焚燒的火而灰飛煙滅。
四十年後的2001年，死者的遺願終於付諸實現。但不是藉助別人的筆，而恰恰是靠妻子和鳳鳴的獨自努力，受難者的私人記憶與時代烙印緊緊融合在了一起。如錢理群所評價，「不是所有的倖存者都能聽見並記住犧牲者和他們的親人的‘地獄裡的哭聲’的，他們在自以為的‘天堂’裡活得如此的自在，已經覺得如果現在還要哭泣，就會破壞了他們的好心情，成為新的罪孽了。也正因為有了這些健忘者，強迫遺忘者，和鳳鳴這樣的不肯，也不敢忘卻的倖存者，就更感到了一種生命的重壓。」
長歌當哭
《經歷——我的1957年》首版只印了3000冊，還是靠和鳳鳴的老領導劉愛芝及時寄給她三萬塊，才能自費出版。和鳳鳴把通信地址和電話留在了書的尾頁上。五年後書籍再版時，又把學者錢理群的評論放了進去。迄今為止，循跡而來的讀者、難友，或寫信或通電話，已有一兩百人。
因一本《夾邊溝記事》，凡有媒體到甘肅採訪，牽線之事必找楊顯惠。又因這本《經歷—我的1957年》，凡有難友欲尋親人故舊，也脫不開和鳳鳴的人際圈。
和鳳鳴有一個棕皮小本子，按區號分隔，記滿了全國各地各界難友的聯繫方式，詳細到包含座機、手機、地址與郵編。楊顯惠本來也有一個通訊錄，去年裝口袋裡在街上走，被小偷摸去了。於是，和鳳鳴的這本簿子，就成了唯一的「諾亞方舟」。有當年在夾邊溝勞教過的倖存者，有讀了書後認出親人影子的死難者子女，也不乏鐵流、章詒和等同樣親身見證過歷史的老「右派」們。
儘管有些人不願意重提舊事，但，「願意說的‘右派’，還是多數」。這些年來，好多經歷過那個年代的大齡讀者相繼去世。和鳳鳴一一報出他們的姓名，間或補充幾句某人的事跡，表情竟也平靜如煙。就像她在記錄片《和鳳鳴》中的講述，偶爾有哽咽，但大體平靜、通順，用的是略顯文學化的語言，多來自她親筆寫下的句子。
為了出版《經歷》第三版，和鳳鳴曾寫信託付某出版社總編。因為敦煌文藝出版社在責編被迫檢討八次後，已無力承擔出書任務。儘管還在等待新聞出版局的審批結果，但自今年4月開始，耗時半年後，和鳳鳴已將書籍修訂完畢。客廳桌上放的那本二版中，佈滿了她用紅筆修改、增刪的痕跡。
如今，和鳳鳴依然堅持每天收看《新聞聯播》，關心國家大事，關心選舉權、政治改革、言論出版與民主自由。高血壓與骨質增生限制了這位耄耋老者的出行範圍和次數，卻沒有限制她的思想。她的信息源，除了那臺老式電視，還有全國各地的讀者，不定期寄來其可能感興趣的報導、書籍等。在光線最好的書房裡，堆著許多關於毛的境外書籍。若撫開上面的塵土，或許可瞥見這位老人的思路歷程。
二戰後，法國記錄片導演克勞德·郎茲曼傾注11年時間拍成《浩劫》，與曾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波蘭人對話，試圖重建那荒謬年代的歷史。而對於和鳳鳴來說，她的「經歷」如蒼茫海上一朵浪花，既是對晦暗歷史與人性的見證，又首先是深入骨髓的記憶的延續。
王景超是河北人，京戲唱得不錯。和鳳鳴在改造時，也一度是唱眉戶劇的臺柱子。然而兩人相守八年，從未有過配戲的機會。
「這段苦難升華了我們之間的感情。」一如幾十年前，她曾在戈壁上唱過近百次的那支俄羅斯民歌——
「草原大無邊，路途遙又遠，有個馬車伕，將死在路邊。愛情我帶走，請她莫傷懷，找個知心人，結婚永相愛。」
（本文略有刪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