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曾說，推行市場化改革的代價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30年後，確實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相當大的一部分。如今，要消除由此導致的收入差距，辦法之一就是讓一些人先做另外一件事：投票。
讓人們投票如何有助於消除不平等？全球電子產品最大代工製造商富士康(Foxconn)董事長、臺灣人郭台銘顯然懂得這個道理。從今年起，該公司將允許其120萬工人投票，選舉產生該公司所稱的真正有代表性的工會——在一個連電視選秀都被視為危險民主先例的國家。到2014年，富士康員工將選舉產生18000名工會代表。為保證選舉過程的公正，整個過程將由美國的公平勞工協會(FLA)監督。
郭台銘的本意，可能並不是讓工人們在薪資方面得到有工會組織的勞工隊伍往往具有的議價能力。他更有可能是希望改善公司形象。2010年他旗下工廠接二連三出現自殺事件，人們指控這些工廠工作條件惡劣和使用童工，這些都玷污了富士康的公司形象。去年9月，在爆發了涉及幾百名工人的集體打架事件後，這家為蘋果公司(Apple)製造iPhone和iPad、以此聞名的公司旗下相關工廠曾被迫停產。
提高工資水平也許不是選舉初衷，但它很可能是選舉的最終結果。隨著生產線崗位的吸引力下降，隨著中國的人口結構變得對僱主不利，即使沒有工會，多年來工廠的薪水也呈現兩位數增長。匯豐(HSBC)研究表明，以2005年美元幣值計算，實際工資在過去11年裡增長了350%，比其他任何亞洲國家都快得多。
這種趨勢只可能加速發展。去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首次出現下跌，減少350萬，至9億3730萬。這一下跌比預計早了四年，表明中國差不多耗盡了30年來快速增長的最重要優勢之一：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對此作了恰如其分的強調：「我們應該高度重視這個事情。」
實際上，工資上漲符合中共逆轉收入不平等不斷擴大的目標。公眾對一些人（主要是黨的官員）的不滿日益高漲，認為他們大肆中飽私囊。本週，國務院公布了一份35點計畫，以求解決財富差距問題。其目標包括減少8000萬貧困人口，將最低工資提升至平均工資的至少40%，以及迫使國有大型企業向政府上繳更多利潤，用於再分配。
儘管這份計畫缺乏細節，但與將於下月出任國家主席的習近平公開表述的目標一致，即打擊腐敗和官員的鋪張浪費。這位新領導人表示，他領導的政府要「老虎蒼蠅一起打」（指大大小小的腐敗者都是打擊對象），並禁止在官員宴會中出現魚翅和高檔酒。
這在很大程度上是造勢，但在經濟上確實有其意義。如果中國要實現經濟再平衡，更多依賴國內需求（而非投資和出口）實現增長，就必須讓人民口袋中有錢。一種顯而易見的辦法是讓普通工人的工資上漲。
如果工資真的加速上漲，企業將不得不大幅提高生產率，才能保持競爭力。匯豐研究顯示，在截至2011年的5年間，這一點並未實現，在此期間工資上漲速度超過了生產率增速，使單位勞動力成本上升超過100%。
中國廉價勞動力時代的終結，可能導致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比如紡織業或低端製造業）的工作崗位流向亞洲其他國家，甚至流向亞洲以外。有證據顯示，孟加拉國、越南、泰國和墨西哥等國家已經受益。
話說回來，勞動力成本不是一切。對許多製成品而言，工資僅佔產品成本的一小部分。《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去年的調查顯示，如果蘋果(Apple)按照美國的工資水平來生產iPhone，每臺手機的成本將增加65美元。鑒於蘋果產品利潤豐厚，這點額外成本也許是可控的。但中國的競爭力事實上遠不止在價格上。更重要的是，中國的製造業腹地集結了大量零部件製造商，能夠跟上電子行業所要求的不斷升級。中國工廠的靈活性也是令其他國家望塵莫及的。該調查提到，2007年第一代iPhone發售前僅幾週時，蘋果要求富士康改裝深圳工廠的生產線，以便將手機屏幕由塑料材質改為玻璃材質。在其他任何地方，這種臨時的更改都是不可能的。
當然，如果富士康真的容許一個強大的工會存在，這種靈活性可能會受到威脅。不過，沒有人預期會出現一個非常強大的工會（比如一個準備組織罷工的工會）。工人們也並沒有強烈要求減少工作時間或實行僵硬的工作條例。事實上，在富士康工廠裡，工人抱怨加班時間不夠多（而不是抱怨自己做得太辛苦）是更普遍的現象。不論工資是否提高，中國可能仍將在一段時期內保持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