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五一」節中共號召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1948年4月27日，毛澤東在給中共北平市委書記劉仁的信中，即讓他明確告訴北平的民主人士，我黨準備邀請他們來解放區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代表會議。討論的事項包括：「（甲）關於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問題；（乙）關於加強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合作及綱領政策問題」「會議的名稱擬稱為政治協商會議」。這裡把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把加強與會各黨派、各團體的合作及加強這一合作而制定為各方認同的「綱領政策」，作為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兩大任務。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勞動節口號二十三條，其中經毛澤東親自改寫的第五條：「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正式向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發出號召。[1]
為了促進新政協的實現，毛澤東於5月1日又致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先生和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瀋鈞儒先生，徵求他們的意見。該信全文如下：
[任潮、衡山兩先生：
在目前形勢下，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加強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相互合作，並擬訂民主聯合政府的施政綱領，業已成為必要，時機亦已成熟。國內廣大民主人士業已有了此種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實現這一步驟，必須先邀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一個會議。在這個會議上，討論並決定上述問題。此項會議似宜定名為政治協商會議。一切反美帝反蔣黨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均可派代表參加。不屬於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反美帝反蔣黨的某些社會賢達，亦可被邀參加此項會議。此項會議的決定，必需求得到會各主要民主黨派及各人民團體的共同一致，並儘可能求得全體一致。會議的地點，提議在哈爾濱。會議的時間，提議在今年秋季。並提議由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本月內發表三黨聯合聲明，以為號召。此項聯合聲明，弟已擬了一個草案，另件奉陳。以上諸點是否適當，敬請二兄詳加考慮，予以指教。三黨聯合聲明內容文字是否適當，抑或不限於三黨，加入其他民主黨派及重要人民團體聯署發表，究以何者適宜，統祈賜示。茲托潘漢年同志進謁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請交漢年轉達，不勝感幸。
謹致
民主革命敬禮
毛澤東
五月一日][2]
國內外中國人對中共「五一」號召的熱烈響應
看到了中共的「五一」號召，會見了前來香港拜訪的中共代表潘漢年，閱讀了毛澤東的信，李濟深非常高興，當即對潘漢年表示支持毛澤東的提議，並立即與瀋鈞儒聯繫。瀋鈞儒也對中共的「五一」號召和毛澤東的信極為重視，表示要立即響應。
1948年5月3日，李濟深召集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討論中共「五一」號召，大家一致表示贊同。5月5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李濟深（1885—1959，廣西蒼梧人）、何香凝（1879－1972，女，廣東南海人），中國民主同盟的瀋鈞儒(1875—1963，浙江嘉興人)、章伯鈞（1895—1969，安徽桐城人），中國民主促進會的馬敘倫（1884—1970，浙江杭州人）、王紹鏊（1886—1970，江蘇吳江人），中國致公黨的陳其尤（1892—1970，廣東海豐人），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彭澤民（1877—1956，廣東四會人），中國人民救國會的李章達（1890—1953，廣東東莞人），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的蔡廷鍇（1892－1968，廣東羅定人），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的譚平山（1886—1956，廣東高明人），和無黨無派民主人士郭沫若（1892—1978，四川樂山人），11個比毛澤東年長的著名民主人士，加上一個比毛澤東小兩歲的章伯鈞，聯名致電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1893—1976，湖南湘潭人），表示完全贊同中共中央的倡議，認為這一主張是適合時勢與人民要求的，並且符合各民主黨派的宗旨。同日，他們還向國內外各報館、團體及全國同胞發出聯合通電。
看看《五星紅旗從這裡升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誕生紀事暨資料選編》一書中的部分目錄，讀者可感受到1948年中共「五一」號召得到了國內外中國人多麼熱烈的響應。
各民主黨派與民主人士李濟深等響應中共「五一」號召致毛澤東電（一九四八年五月五日）
各民主黨派與民主人士李濟深等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通電（一九四八年五月五日）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聲明（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中國民主同盟響應中共「五一」號召致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報館暨全國同胞書（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四日）
中國民主促進會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宣言（一九四八年五月）
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宣言（一九四八年五月）
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宣言（一九四八年五月）
中國致公黨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宣言（一九四八年六月九日）
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擁護中共「五一」號召告臺灣同胞書（一九四八年五月七日）
在港各界民主人士馮裕芳、柳亞子、茅盾等一百二十五人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聲明（一九四八年六月四日）
留港婦女界何香凝、劉王立明等二百三十二人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宣言（一九四八年六月）
中國美術工作者協會理事郭沫若、馬敘倫等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聲明（一九四八年五月）
新加坡華僑響應中共「五一」號召致毛澤東電（一九四八年五月四日）
馬來亞靈丹州僑團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通電（一九四八年五月七日）
馬來亞霹靂州僑團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通電（摘要）（一九四八年五月五日）
馬來亞檳榔嶼七十一個僑團響應中共「五一」號召致中共中央及毛澤東、朱德電（一九四八年五月）
馬來亞柔佛州東甲屬華僑促進祖國民主聯合會響應中共「五一」號召致毛澤東電（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九日）
暹羅（泰國）華僑促進祖國民主聯合會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通電（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六日）
旅法參戰華工總會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通電（一九四八年五月）
加拿大雲高華華僑民眾社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宣言（摘要）（一九四八年五月）
古巴華僑擁護民主大同盟總幹部執委會響應中共「五一」號召致毛澤東電（一九四八年五月）[3]
下面是各民主黨派與民主人士李濟深等，1948年5月5日在香港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通電全文：
[國內外各報館各團體並轉全國同胞公鑒：
南京反動政府，竊權賣國，史無先例。近年與美帝互相勾結，舉凡政治、經濟、軍事、國命所系者，無不俯首聽命。破壞政治協商會議，撕毀五大協議，遂使內戰延綿，生靈塗炭。今更偽裝民主，欲以欺蒙世界。甚至忘國之大仇，同意培植日本侵略勢力，使之復活。吾國目前已等於美帝之附庸，全體同胞恐亦將為未來世界大戰之犧牲品。同人等日深焦虛，力圖對策，盱衡中外，正欲主張，乃讀中國共產黨「五一」勞動節口號第五項：「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除電達中共表示同意外，事關國家民族前途，至為重要。全國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討辦法，以期根絕反動，實現民主。用特奉達，至希速予策進，並盼賜教。
李濟深、何香凝（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瀋鈞儒、章伯鈞（中國民主同盟），馬敘倫、王紹鏊（中國民主促進會），陳其尤（致公黨），彭澤民（農工民主黨），李章達（中國人民救國會），蔡廷鍇（國民黨民主促進會），譚平山（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和郭沫若（無黨無派）[4]。]
建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中共1948年「五一」號召，以及國內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國外華人社團對「成立民主聯合政府」號召的熱烈響應，對於解放軍在1948年冬東北會戰、1949年春徐蚌會戰中戰勝國民革命軍無疑有絕大的幫助，因為他們的響應，推動民心進一步倒向解放軍。1949年2月3日傅作義拱手交出北平城，就是民心推動的結果，更說明毛澤東也好，民主人士也罷，都非常清楚民心的作用。1949年5月1日，毛澤東對柳亞子說：「打仗沒有什麼妙計。如果說有妙計的話，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據實際情況，作出正確的決策。還有，就是先生說的，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計。一百萬軍隊要渡江，又沒有兵艦、輪船，如果沒有人民的大力支持，是不能成功的。[5]……」
毛澤東高呼「民主聯合政府萬歲！」
1949年6月15日，毛澤東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發表講話，充滿民主色彩：
[諸位代表先生：
我們的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會，今天開幕了。這個籌備會的任務，就是：完成各項必要的準備工作，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全國人民希望我們這樣做，我們就應當這樣做。
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向全國人民提議召開的。這個提議，迅速地得到了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國內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的響應。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國內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都認為：必須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必須召集一個包含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國內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協商會議，宣告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成立，並選舉代表這個共和國的民主聯合政府，才能使我們的偉大的祖國脫離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命運，走上獨立、自由、和平、統一和強盛的道路。這是一個共同的政治基礎。這是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國內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團結奮鬥的共同的政治基礎，這也是全國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的政治基礎。這個政治基礎是如此鞏固，以至於沒有一個認真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民主人士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見，大家認為只有這一條道路，才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正確的方向。
……
諸位代表先生們：我們召集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一切條件，均已成熟。全中國人民是如此熱烈地盼望我們召開會議和成立政府。我相信，我們現在開始的工作，是能夠滿足這個希望的，並且不需要多久的時間就能滿足這個希望。
中國民主聯合政府一經成立，它的工作重點將是：（一）肅清反動派的殘餘，鎮壓反動派的搗亂；（二）盡一切可能用極大力量從事人民經濟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同時恢復和發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業。
中國人民將會看見，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裡，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
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萬歲！
民主聯合政府萬歲！
全國人民大團結萬歲！[6]]
毛澤東當著眾多民主人士的面高呼「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萬歲！民主聯合政府萬歲！全國人民大團結萬歲！」通過公開的電臺廣播、報紙刊載，通過民主人士私下的傳播，對於破壞處於劣勢抵抗解放軍進攻的國民革命軍，無疑有重大影響，因為很多國民革命軍的軍人都反感獨裁，反感內戰，嚮往民主，嚮往團結。
民主人士李濟深、蔡廷鍇、蔣光鼐等人，原來其實就是國民革命軍的高級軍官。
李濟深（1885—1959），廣西蒼梧人。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舉行北伐，李濟深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上將總參謀長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後方留守主任，並代行總司令職權（總司令蔣介石在前方指揮作戰）。此外，還兼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廣東省政府軍事廳廳長、黃埔軍校副校長、第四軍軍長等職，總攬廣東黨政軍全權。所部第四軍兩個師和葉挺（1896—1946年，廣東惠陽人）獨立團，由副軍長陳可鈺（1882-1944，廣東清遠人）率領，參加北伐，攻無不克，使第四軍獲得「鐵軍」光榮稱號。
蔡廷鍇(1892－1968)，廣東羅定人，1932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軍長兼副總指揮。蔣光鼐(1887－1967)，廣東東莞人，1932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總指揮，淞滬警備司令。在蔣光鼐、蔡廷鍇指揮下，以廣東人為主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1932年1月28日即時抗擊侵略上海的日本軍隊。「一·二八」淞滬抗戰由此開始。日軍憑藉陸海空三軍優勢，氣勢囂張，對我軍陣地及民宅、商店狂轟濫炸，發動了四次總攻，均遭敗績，四易主帥，死傷累萬。「一·二八」淞滬抗戰，沈重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氣焰，弘揚了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鬥志，為以後的全面抗戰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教訓。
註：
[1]魯林、衛華、王剛：《紅色記憶：中國共產黨歷史口述實錄（1949—1978）》，濟南：濟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頁。
[2]姜建、王慶華：《李濟深與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頁。
[3]楊建新、石光樹、袁廷華：《五星紅旗從這裡升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誕生紀事暨資料選編》，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年版，《目錄》第1—3頁。
[4]同上書，第151頁。
[5]李銀橋、韓桂馨：《在毛澤東身邊十五年》，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頁。
[6]楊建新、石光樹、袁廷華：《五星紅旗從這裡升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誕生紀事暨資料選編》，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244—24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