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風清爽了，驀然回首，俺親病了……
五十年前，蘭考出了個焦裕祿。年輕時在劇院看他電影時，不瞞你說，我是流了淚的，儘管知道那裡面政治甚於藝術。
那年代真的很窮，蘭考也真的窮得厲害，還有那個焦裕祿，真的是個好幹部，好得還很厲害。我是為真實流的淚。只要是真實的美與好，我的淚就值。當時劇院裡，四周都是很厲害的淚水。
這個國家比我哭得更厲害，也更早。蘭考出了焦裕祿時，我還沒出娘胎，還是個沒娘胎的未知數。後來知道，淚水擦乾後，這個國家從此就有了焦裕祿精神，有了蘭考記憶。
我是在蘭考記憶里長大的，也是在「紅旗下」長大。長大後發現，紅旗還是那面紅旗，記憶還是那個記憶，就是再沒見到焦裕祿。那場7名孩子喪生的蘭考大火後，我們都沒見到蘭考的焦裕祿，反而聽到蘭考的官員在抱怨焦裕祿。終於明白，精神是死的，人是活的。死與活是兩種生存狀態，就像兩台電腦的界面，永遠無法重疊。
因為：生死可以與共，那是兩個人的事，大火裡相擁而死的蘭考孩子就是。死活難以結合，因為是個人的事，大火後埋三怨四的蘭考官員就是。
就這樣，蘭考出了袁厲害，一個收養百名棄嬰的蘭考媽媽。這一次，我又流了為真實的美好的淚。
袁厲害是個善良的好媽媽，善良得很厲害的好媽媽。在蘭考，誰撿到棄嬰都第一個想到她，又最後都抱到她那裡。政府撿到了，也「乖乖」送到她家。在蘭考政府眼裡，袁厲害的家，就是政府現成的收養所，或現成的福利院。於是，若干年後，蘭考街頭的棄嬰越來越少，袁厲害家的孩子越來越多。蘭考人都隨了她的孩子們，叫她「袁媽媽」。
白化、腦癱、殘疾、有病無病、半死不活的，只要姓「棄」，蘭考的嬰兒都會被送到「袁媽媽」膝下，讓沒有收入的「袁媽媽」一個人去獨力撐養。25年間，超過百名的棄嬰活在了這條現成的「蘭考路線」上。據說蘭考的醫院架子大，袁厲害要親自跑去抱回來，不然棄嬰就是個死。
終於，袁厲害那厲害的善良，徹底改變了蘭考人的國家思維：偌大一個蘭考，她是撿嬰唯一可以送往的地方；偌大一個蘭考社會，她是棄嬰唯一可以存活的機會。
蘭考，袁厲害和她收養的被遺棄的孩子們（看中國配圖）
一場轟烈的宣傳，出了蘭考焦裕祿。一場轟烈的大火，出了蘭考袁厲害。轟烈未起時，他們都在蘭考那小地方默默地而又厲害、真實地，好並善良著，不為人知。轟烈起來後，他們讓蘭考和蘭考外的所有人都泣不成聲。不同的，只是在泣的人，泣在不同的年代，並泣在不同的思考裡。
「不改變蘭考的面貌，我決不離開這裡！」焦裕祿如是心系蘭考大地。「怕看到棄嬰，不忍心就又抱回家 。」袁厲害如是心系蘭考棄嬰。他們都是心系蘭考的人，但他們的命運卻繫在了不同拷問的道德桿上。當年，焦裕祿成了革命烈士。現在，「袁媽媽」或將成為法庭罪人。
論說話，袁厲害一點也不厲害，也一點不感人。別指望她能說出像焦裕祿那種有魄力有感性的話。想為她縱深宣傳的媒體，心碎了；想為她從輕發落的法庭，搖了頭。
袁厲害是個村婦，窮山窮水窮家庭裡的一村婦。沒文化，有善良。她感天動地，但她說不出這個社會的習慣思維所殷切並迫切需要的感天動地的給力話來。那種話，到了紙上，去到法庭，就或是她的救命草。
她，袁厲害，就只是個棄嬰眼裡的好媽媽，沒有地位，只有孩子，一群孩子，一群病怏怏的孩子。那一群病怏怏的孩子，就是她的全部。生活的全部，生命的全部！
袁厲害只會說厲害地真實的話，說些跟她的醜陋長相一樣厲害地真實卻不一樣厲害地美麗的良知話。她能說的，其實都是她心想的、所做的。
她因而被控制，又因而恐懼了。恐懼中，她想說些感天動地又感人的話，因為她需要感動那些有形和無形的控制。但她失敗了。她有嘴有舌，卻還是只會說些從此或會讓她跟蘭考棄嬰一樣被社會無情遺棄的不中用的話，一些溢滿良知但卻無法幫助她逃逸道德譴責甚至法律制裁的話。
當年，這個體制喝了焦裕祿，後來全身就有了榜樣的力量。袁厲害也是一劑藥，從大火扑滅的那刻起，我們的社會因而擁有了另一種力量--人性的力量。這是一種政府不能人性能之的文化力量。
我們的社會真的病了。小悅悅走的時候，已病得很不輕；那五名流浪兒從我們身邊的垃圾箱裡走的時候，就病得更厲害了。現在，在這場轟轟烈烈的蘭考大火裡，它正大口猛喝著袁厲害。
只要肯喝藥，病就有好轉的時候。問題在於：喝的是什麼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