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四川、山東、甘肅、安徽、貴州等省在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的大飢荒中都是重災區。但認真閱讀五十年代統購統銷的史料的讀者還會驚訝地發現：這些地區同樣是為黨國發動的第一場「糧食戰爭」的重創之地。自統購統銷政策出臺，那裡便出現了中共建國以來的第一場飢荒。(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毛澤東時代歷史真相的輪廓
《中國大躍進──大飢荒資料庫，一九五八──一九六二》是我們這些在美華裔學者和中國國內學者一起為揭示歷史真相、保存民族記憶的又一次嘗試。也是繼我們編撰、由香港中大出版的《中國文化大革命資料庫，一九六六──一九七六》（二○○二──二○一○）和《中國反右運動資料庫，一九五七──》（二○一○）以後的第三個大型電子資料庫。它和文革、反右資料庫一起，將是我們計畫中的《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資料庫，一九四九──》系列的前三個子資料庫。我們還計畫在今後的三年內完成這一系列的最後一個：《中國五十年代初期的政治運動資料庫，一九四九──一九五六》。這樣，整個當代中國史最風雲變幻、也最災難重重的毛澤東時代的歷史真相的一個輪廓便被數萬份原始資料客觀地勾勒出來了。
編完這數千份檔案，我不由對傳統的大躍進──大飢荒的定義重新審視，發現它是自中共建國以來的一個基本政策──對糧食政策的延續和必然爆發。目下西方學界在分析作為戰爭要素和戰略武器的「糧食」時，風行一種「糧食戰爭」觀念（如近年來膾炙人口的美國康奈爾大學的拉吉‧帕特爾博士的《糧食戰爭：市場、權力和世界食物體系的隱形戰爭Stuffed and Starved：Markets, Power and the Hidden Battle for the World Food System》一書就是這一分析法的代表）。國內研究大飢荒的著名學者楊繼繩在他的《墓碑》裡也沿用過這一觀念。作這一如是觀：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的中國大飢荒的實質，其實就是一場中國共產黨及其掌握的國家機器對中國農民進行的一場長期的「糧食戰爭」。
戰時經濟：統購統銷開啟的禍源
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們，是在馬制了農民的全部糧食銷售，由國家而不是由農民來決定上取得的天下。指揮戰爭和如何贏得這些「革命戰爭」一直是他們所有政策的中心基點，他們無意識的深層思維也大都是戰爭化的。為此，作為主要戰略武器的糧食的徵購便成了他們戰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接近全國解放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初期，就已經有不少因為中共新政權對農民過高徵購糧食而引起的鬧糧事件乃至大規模暴亂的報導和檔案記載，如有三十餘萬農民參加的四川「溫江暴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的大飢荒有一個從五十年代初就開始的由小到大，由個別地區到全國性災難的發展過程，其起點是毛澤東和中共政府在一九五三年開始在全國強制推行的對糧食的統購統銷政策。統購統銷，顧名思義便是國家統他們必須交給國家多少公糧和餘糧。如果需要，他們將被迫銷售給國家他們的全部收成。而他們賴以存活的口糧，都要等到國家收集了公糧和他們的餘糧以後再恩賜給他們的「返銷糧」。這樣，中國農民最具有諷刺意義的悲劇命運也就此注定了：作為糧食生產者，竟離開他們的產品──糧食產生了越來越遠的距離；而產出食物的中國廣大的農村，竟成了飢荒最嚴重的地方。
其實中共的「統購統銷」制度，是蘇共二十年代實行戰時經濟的「餘糧徵集制」的一種翻版。統購統銷的產生，也和中國經歷的戰爭──朝鮮戰爭有很大關係。首先，戰爭直接導致了向農民徵收的公糧的增加。第二，戰爭造成軍費暴增、支出浩大。戰爭所造成的額外經濟負擔首先是轉嫁到了農民頭上。第三，因為朝鮮戰爭，聯合國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通過了對中國禁運的決議，這意味著中國無法在世界糧食市場上買到糧食，政府只能轉向唯一的路徑──對農民餘糧的進一步剝奪來解決糧食問題。最後，朝鮮戰爭造成了一個以戰爭為基礎的畸形的中國的工業體系（以國防工業為主）。
眾所周知，四川、山東、甘肅、安徽、貴州等省在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的大飢荒中都是重災區。但認真閱讀五十年代統購統銷的史料的讀者還會驚訝地發現：這些地區同樣是為黨國發動的第一場「糧食戰爭」的重創之地。其區別不過是災難的規模大小而已。例如，四川溫江地區在大飢荒中餓死達百萬人。自統購統銷政策出臺，那裡便出現了中共建國以來的第一場飢荒。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的統購統銷運動是中共及其政府對中國農民奪糧戰爭的第一輪。它造成了各地農民在人為的飢荒中經歷的驚人的苦難：賣兒鬻女、逃荒他鄉、餓死街頭……據研究大飢荒的學者丁抒統計，在統購統銷運動中至少造成了十萬人的非正常死亡（被逼餘糧而自殺或餓死）──但這還僅僅是這場災難性的糧食戰爭的開端而已。
合作化和農民的全面抗爭：鬧糧、鬧事、退社、暴亂
從「糧食戰爭」的角度來審視毛澤東及中共在一九五三──一九五五年間大力掀起的所謂中國農村的合作化運動的「熱潮」，其本質不過是更有利於黨國直接剝奪農民生產出來的糧食的一種戰略而已。因為合作化，農民便失去了他們剛剛在土地改革中得到的土地和生產工具，而開始人身依附於黨國的基層細胞──合作社及其幹部了。這樣，便完成了一種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普天之下皆為黨產」的轉變，統購統銷便容易得多了。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從全國農村完成了合作化的一九五六年開始到一九五八年更為狂熱的人民公社運動之前。餓死人和非正常死亡的惡性事件就以相當規模地在全國各地發生，並有越來越大、越演越烈之勢。據新華社《內部參考》和中央絕密文件的記載，便有幾十次之多。例如，廣西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有過較大規模餓死人的「臨桂事件」和「平樂事件」（死兩千餘人）。再如，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雲南也有過一個餓死和非正常死亡的曲靖專區的「陸良事件」，死亡近兩萬人。
長期以來，中國民間乃至學界流傳著一種說法，認為中國農民太好了，對中共的錯誤政策長期以來沒有反抗。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甚至以「缺乏反抗」為理由來反證大飢荒的不存在。歷史的真相是：中國農民對黨國發動的這一場場糧食戰爭進行了一次次的反抗。自一九五三年「統購統銷」政策出臺始至人民公社運動之前，至少有過「鬧糧」、「退社」和公開的「暴亂」三種形式的全國性的抗爭。首先，是伴隨著統購統銷出現的大規模的「鬧糧」或者「鬧事」。原因是他們賴以餬口的口糧被政府過頭地徵購了。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的新華社《內部參考》和中共的絕密文件裡，至少有上百次的報導。
其次，濫觴於一九五五年、全面爆發於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年的農民要求「退社」（退出農業合作社）運動更是一次波瀾壯闊的全國性的抗爭風潮了。這次抗爭的規模極大，一九五五年合作化開始不久，僅廣東省「退社農戶已達七萬餘戶」，到一九五六年，「正在鬧退社而尚未退出的共十二萬七千餘戶」。一九五六年中共宣布全國實現了合作化，但是全國各地仍有百萬計的農民抗爭，要求退社。最後，據中共公安部的一個絕密報告披露，僅一九五七年就有過數百起中國農民的「武裝暴亂」：一）中共剝奪農民的「統購統銷」、「合作化」等政策是農民揭竿而起的直接原因；二）這些暴亂絕大多數已經有綱領、有組織、有武裝，以反抗中共基層幹部的殘酷吏治為直接動因，以推翻中共的統治為長遠訴求；三）這些暴亂的領導人絕不是什麼「地主富農」，而是「新滋生的反革命分子」，即普通農民；四）就這些騷亂暴動的次數而言，這一報告透露一九五七年半年內就有數百起，而且參與人數最多者達數千到十萬人不等。由此，從規模上來講這已經呈現出走向農民和國家之間的全面「內戰」的趨勢了。當然，這種趨勢很快被中共動用軍隊和警察等國家機器殘酷地鎮壓下去了。
軍事共產主義：「共產風」禍源
在以往不少分析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動因的研究中，都提到了毛企圖借「大躍進」讓國力得到超常規的飛躍，從而在國際共運中有實力取代剛過世的斯大林的領袖地位，這是有道理的，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他一九五六──一九五九年間的多次講話中，凡談到大煉鋼鐵和農業大躍進，都常常同時談到要準備可能到來的「世界大戰」。
如同我們在前面有關朝鮮戰爭和統購統銷關係的分析中所看到的那個怪圈：黨國及其領導人發動和準備的對外戰爭，常常首先轉化為對內對本國公民的災難性的農業政策的轉換。一九五八年八月，毛澤東在他到河北徐水縣推動人民公社化的視察中，開始公開倡導軍事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形式。既然整個農村都變成了軍隊和兵營，那當然就不允許有私人財產。於是，它便成為「共產風」（大規模沒收農民私人財產）的禍源。另一方面，在所謂的「政社合一」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口號下，黨國賦予了各級幹部軍事指揮員的超常權力，使他們直接能夠動用政府權力（如設立「勞改隊」）甚至國家機器（如武裝民兵），對農民進行任意的壓榨欺凌。直至公共食堂──這一軍事共產主義的怪胎的誕生，才徹底地剝奪了農民對自己口糧的最後使用權。甚至，全國各地都因辦公共食堂而沒收了農民的鍋碗瓢盆，剝奪了他們的燒飯權。
浮誇風吹出了致命的災難
「軍事共產主義」的組織形式還賦予了各級幹部在農業產量上吹牛浮誇的絕對權力。一九五八年是一個舉國上下大吹共產主義牛皮的一年。然而，正是這些狂熱的大躍進的牛皮吹出了致命的災難：既然每個社隊的糧食產量都是火箭式的上升，那麼對國家的貢獻也就應當成倍增長。於是就開始了極端的高估產和「先下手為強」的高徵購，即莊稼一收割就送入國庫。另外，各地還組織工作組和民兵組成「大兵團」到農民家裡抄搜存量歸公（或公共食堂）。這樣，農民還有什麼「餘糧」可以維持生命？在大飢荒年代中常常出現這樣不可理喻的矛盾場景：生產了糧食的農民活活就餓死在國家徵購了他們產品的糧倉外──輕浮的牛皮造成了沈重的謀殺。
我要補充的是：黨國對中國農民的持久的糧食戰爭具有其鮮明的特殊性和殘酷性。其一，和目前國際政治中糧食出產國和農產品跨國企業利用糧食作為戰略武器來影響別國的政策截然不同：當時這一場糧食戰爭是對內的，而且是針對本國糧食的生產者──農民的。直接地表現為無窮無盡的剝奪和榨取，人為地用暴力和國家機器製造飢荒。其二，它和中共以強烈的意識形態為主導的世界性的「革命戰爭」息息相關：因對內、對外戰爭的需要，對農民手裡的糧食進行不合理的高徵購。其三，在這一場對本國農民的糧食戰爭中，中共及其領袖們的思路和實踐也完全是戰爭化或軍事化的。無論是高徵購糧食時的「先下手為強」的做法，還是在「反瞞產私分」中──剝奪農民家中維持生命的僅有的餘糧──的「大兵團作戰」的戰術，抑或在人民公社時期乾脆把全國農村都變成軍事化的兵營，以致把農民的任何口糧乃至鍋碗瓢盆都沒收到「公共食堂」去嚴加控制的戰俘營式的管制，都無可辯駁地凸顯出在實行這一糧食政策過程中的戰爭化的特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