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0年還有8年的時間，中國轉向消費型社會最缺的是什麼？
中國向消費型社會轉型最缺的就是制度——有利於居民消費的法律、規定和嚴格的市場管理。換句話說，要讓一個國家的老百姓敞開了消費，那麼這個國家的制度體系就要為居民消費服務。
在美國，所有的自來水都達到了飲用水平，可以放心飲用；你不用擔心市場上出售的食品有毒，因為它們都經過了嚴格檢驗；所有在市場出售的衣服鞋襪，消費者都不用擔心有假，因為它們也經過了嚴格檢查；美國有辦法要求所有向美國市場出口製造品的廠商，都不敢不用最高質量等級……在美國市場的任何違規造假，都將面臨嚴格的懲罰，甚至可能導致廠商傾家蕩產。不僅美國如此，歐、日市場也不遑多讓，嚴格的制度保證了全球發達國家成為全球最安全的一片消費市場。
與之相比，中國市場的情況相差甚遠。雖然奢侈品在中國市場大賣，但中國市場仍十分混亂。一個典型的例子是，2008年曾導致數名兒童死亡、30萬名兒童受影響的三聚氰胺奶粉，居然在今年捲土重來！日前國內有關部門在甘肅、青海、吉林等地，先後發現了三聚氰胺超標事件，最高超標達到500倍！這也是2009年底，上海熊貓奶粉、陝西金橋乳粉等多起三聚氰胺「回魂」事件之後，僅時隔半年發生的又一起食品安全惡劣事件。除了三聚氰胺奶粉這類惡性事件，地溝油、假藥、假酒等許多造假事件在國內市場層出不窮。
一個消費環境如此惡劣的市場，會誕生出健康的消費型社會嗎？除非這個市場進行很大的制度改革。
國內市場有很多人抱怨，中國有「世界裝配工廠」，卻沒有世界級的品牌。現在我們手裡有錢了，也要買世界品牌。不過，這種做法並不是所有人都買賬。據稱，不久前，上海富客斯公司宣稱已收購義大利時裝公司普拉達（PRADASPA）的部分股權並謀求控股。不過，普拉達雖然身陷巨額負債，但普拉達家族成員中沒有人將持股賣給中國商人陸強，因為他們擔心「交給中國人，會把質量、格調都變差」。
對品牌的控制，是一個消費型社會的典型特徵。長期以來，中國不是一個消費型社會，也沒有把老百姓消費當回事，因此不掌握品牌、不會管理和運用品牌也是正常的事。我們介入全球化方式是從製造業低端來「賣苦力」。
中國向消費型社會的轉型才剛剛開始，在這個征程中，最缺的不是資金，也不是技術，而是嚴格的制度與法律。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中國就很難出現消費型社會。
另一個關鍵是要保障居民真實收入較快、穩定地增長，為消費增長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
11月8日公布的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這是中共首次明確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標。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能仍停留在規劃和設想階段，要尋找收入分配改革的切入點，實現初次收入分配改革的實質性突破。
下一步需要加快收入分配等改革，從而促進消費快速增長。因為，如果在居民收入差距上採取些措施，只會有利於促進增加新的消費熱情。
例如推出遺產稅，哪怕起點低，10%左右(國外已經30%~40%)，也有作用。對於一部分擁有巨額財產的富人而言，他們會考慮提前消費或財產轉移，這會對擴大消費有一定作用。
在增值稅方面，哪怕象徵性地下調一個點，也會普遍緩解企業的壓力從而增加居民收入，促進消費增長。
數據顯示，目前全國居民的消費者信心指數較高，消費快速增長地區逐步轉向農村和第三、四線城市。
尼爾森最新調查顯示，中國和美國兩大全球經濟強國的信心指數均有所上升，分別達到108點和83點。其中2011年四季度中國農村地區消費者信心水平高居全國榜首，達114點。
由於初次收入分配涉及到利益再分配問題，所以推行難度較大，政府應該找到實質性的突破點。
今後採取新的擴大消費政策，可考慮在免稅、退稅、貼息等方面進行適當探索。例如，對目前徵收消費稅的部分商品如汽車、化妝品等的消費稅進行適度調整。對於那些以前是奢侈品而目前已變為大眾消費品的商品，應逐步調低消費稅稅率，或者不再徵收消費稅。
在已有消費政策支持效果出現衰減的情況下，應深入挖掘具有消費增長潛力的支持對象。例如，應根據中國經濟進入工業化中後期和城市化高峰期的特點，適時將家政、養老等服務消費納入到政策支持範圍，推動中國經濟從工業化中後期步入服務經濟時代，促進經濟發展方式從注重經濟增長，向兼顧穩定經濟增長和改善民生等多個目標方向轉變，引導服務消費快速增長。
只有切實地解決以上兩個關鍵，我們才會在2020年與想像中的那位主流消費者真正會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