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過，中國經濟像一幅國畫，遠看很漂亮，近看，就說不清楚了。2012年過去了，咱們的經濟平穩運行，展望2013，更是充滿了樂觀的情緒。這是遠看，如果近看的話，那可就不一定了。比如中國的債務問題。
選擇在這個時候討論這個問題，是因為無論人們願不願意面對，全球正在進入「還債期」，尤其是中國，巨量的地方債務在2013年到期，佔比達到53%。
中國的債務到底有多大呢？每年西方國家都會討論這個問題，有不少媒體採訪我的時候，我的結論如下：
目前這個還沒有明確的數字。比較權威的有：地方債務超過10萬億，外界估計當中20至30%極大機會會違約,因其財政擔保不合規。2010年底的時候，中央和地方政府最大口徑下負債總額23.8萬億元，佔當年GDP比值59%，接近國際公認的公共部門負債率的警戒線。除了這兩個大頭，再加上借道政府信譽的國企債務以及民間高利貸債務等，中國的債務不少。但即使這樣，中國的債務水平仍明顯低於發達國家。因為發達國家的平均債務水平目前為GDP的100%左右，日本更是高達GDP的200%。另外，從債務償還能力的角度來看，用「淨債務」的概念更為合適。比如日本的「毛債務」是GDP的200%，但「淨債務」是120%。咱們中國的淨債務很低。
但問題在於，現在國家所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債務問題，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中國地方政府的負債已經到了無人敢提及的地步，究竟債務比例高達多少，而究竟又有多少面臨違規風險。在中國這個習慣性報喜不報憂的官體之下，恐怕僅以官方上報的數據只能是管中窺豹。從法律上講，中國的地方政府是不允許向銀行借貸的，但開展市政建設和基礎設施需要大筆資金，政府就通過設立融資平臺公司的方式，以政府財政為擔保向銀行借錢，這個模式在2009年政府採取4萬億元刺激措施時，被幾乎所有地方政府效仿。
也正是在4萬億大投資期間，為支持經濟投資項目的開展，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大幅擴張，數量從08年的兩千個左右，上升至目前的1萬個左右。可以認定，在中央政府實行「4萬億」刺激政策後，引發了地方債務爆炸式增長。歷史上，地方債務增速最快的時間就是1998年和2009年，這兩年債務餘額分別比上年增長48%和62%。
債務危機有很多種，我把其大致分為兩類：一種是像歐美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他們的債務危機來源於「高福利」，可稱其為「高福利債」。比如美國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另一種是以發展中國家為代表，他們的債務來自於這些國家的舉債投資，叫「高投資債」。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都將逐漸面臨過去幾年間「高投資債務」的還債期的來臨。比如20世紀80年代拉美地區爆發的債務危機、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1998年的俄羅斯債務危機。
以前從來沒有人擔憂過中國的債務問題，那是因為：
其一、與其它發展中國家不同的是，中國的外債佔比相對較低。國內的經濟投資所需要的債務，更類似於日本的自產自銷型的債務格局。也正是因此，不少國內學者認為，中國不會爆發債務危機。
其二、中國地方債務以銀行信貸為主，這意味著地方債務違約就會引發銀行信貸危機。不過，這種擔心有點杞人憂天，因為中國沒有政府破產機制，銀行也為政府所有。
其三、中國有其特殊性。地方債券由中央財政擔保，和國債信用幾無區別。而且沒有預算約束，發新債還舊債不成問題。既然銀行受政府控制，那麼借新款還舊款就是順理成章。
其四、無論有多少債務，中國政府完全自由主導貨幣發行權，政府永遠都不怕缺錢。
但事情是否是這麼簡單呢？
為了平復高舉的債務已經催生了另一個非常瘋狂的舉動，貨幣超發。中國為了滿足投資需求和抑制債務爆發，選擇了最簡單卻又是最粗暴的方式—-使用政府掌控的鑄幣權。國內的M2與GDP比值直接從2000年的135%飆升至了07年的173%。而中國特殊的流動性偏好使得膨脹出的M2迅速湧入投資品市場，這也成為了中國常年高房價的主要誘因之一。現在，中國的M2已經越過100萬億，遠超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貨幣供應大國。
與貨幣超發對應的，貨幣價值的縮水也就是通貨膨脹還沒有完全體現出來。加上剛剛起步尚未完善的社保制度，中國構建在龐大M2數額之上的，是一旦危機爆發便會因為貨幣購買力崩盤而全民皆傷的潛伏的社會問題。如果把這個當做經濟發展所導致的隱性負債，那麼中國的債務比例恐怕將難以估計。
另一方面，缺少強有力的社保支援，意味著債務未爆發之際，中國公民的大量民生工作要靠自身力量完成，這就極大地制約了中國國內的消費需求。這同樣意味著，一旦危機爆發，國內消費將受到進一步打壓，中國缺少社保支援，缺少消費的有力保障，就是缺少了在債務與經濟之間的最後一條緩衝帶，鑄幣權並非債務危機的解決之道，而只是把它「束之高閣」，但放得越高摔得越慘。以鑄幣對抗債務危機，那只是中國經濟的一杯鴆酒。
而且，恐怕地方債務的問題在未來還會越滾越大，比想像要誇張很多。之所以這麼說，是與中國投資項目的「巨艦大炮」情節有著很大的關係。次貸危機以來，所有提振經濟而上馬的大多是所謂的「大投資」「大項目」，2008年國家4萬億投資中，有30%流入鐵路，中國鐵路負債已高達2.6萬億，負債率高達70%以上，如果不繼續融資，相關建設將進入爛尾。類似鐵道部的騎虎難下，恐怕已經成為了大多地方政府和國企央企的感受。
其實債務危機的傳導，已經在幾個不同的地區展開了。繼溫州民間高利貸鏈條斷裂後，鄂爾多斯、安陽等地也相繼出現了跑路的現象。而在民間高利貸的大潮裡，除了民間資本外，權錢結合的「官銀」也大批量介入，企業從銀行低貸再社會高息轉貸，擔保公司及小額貸款公司的加盟，讓這一債務鏈增加了複雜性和系統蔓延。與此同時，國內熱錢外流在2011年呈現極速增長趨勢，個人資產超億元的中國民間企業主，27%已經移民，47%正在考慮移民，這對於加劇債務問題的爆發和資本泡沫的破裂將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應該看到，中國的債務問題，並非是四平八穩。而歸根結底，想要避免債務危機的爆發，最關鍵的還是在於中國必須轉變投資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政府盡快轉型為服務型政府，而將投資的大旗轉交民眾和企業完成。只有加速投資的血液流動，才能避免在邊際效益遞減的漩渦中，投資效率低下的進一步推波助瀾。也只有政府轉型為服務型政府，才能真正的還富於民，才能從根本上拉動內需，以促進經濟的良性循環。
除卻政府定位的長期改革目標外，當下的政府債務問題之下，中國亟待提高的是政府預算的透明度，並對政府宏觀決策加以約束。
第一，宏觀調控應建立審慎評估制度。特別是在經歷了次貸危機之後，大起大落的投資、債務管理之後，中國政府應該在長期的發展目標，與項目審批上體現出更加審慎而全面的規劃。這也是是避免政府開支擴張的重要前提。
第二，地方融資應有市場化制度安排。在中央動輒幾萬億元投資拉動下，地方政府需提供相應配套資金。但巨量的資金需求卻並沒有有效地疏散渠道，信貸、賣地等單項的融資渠道等於更加集中了風險爆發的危害性。因此，逐步放開信用等級較高的地方債市場，也是解決當下地方債務問題的有效途徑。
最後，建立預算硬約束制度。地方債務高企，除了中央的宏觀刺激之外，好大喜功的地方衝動投資也成為了推波助瀾的主要因素。這與地方投資缺少預算約束的制度缺陷有著直接關係。因此，改革財稅轉移制度安排，建立財政預算硬約束，是避免地方債務無限增長的制度保障。
從以上三點上來看，中國的經濟結構轉型恐怕只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中國不僅需要經濟轉型，更需要改革。中國需要清楚地認識到，所追求的增長，是以何為代價得到的，這才是當下的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