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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說：「近代以前時期的各種文明中，沒有哪一種文明比中國文明更先進、更優越。」然而，自進入15世紀，中國日趨保守，在鄭和的艦隊第七次下西洋後，明朝政府下令禁止建造遠洋帆船，主動放棄海上貿易，把自己和世界上其他地方隔絕起來。
從此以後，中國海軍幾乎一蹶不振，中國沿海甚至長江沿岸的城市都受到倭寇的襲擊，中國始終只在陸上進行防禦，甚至葡萄牙船隻一再在中國沿海出現，也沒迫使明政府重建一支強大的海軍。
對於明政府為何作出停止造大船和出海遠航的決定，有人認為是出於軍事上的需要，有人認為是因經濟壓力所致。事實上，中國明朝閉關自守與朱元璋的《皇明祖訓》有著更為直接的關係。
黃仁宇：終止艦隊遠航是因缺乏利潤
歷史學家黃仁宇認為，西歐的海上霸權是在朱棣派出的艦隊耀武於南海縱橫無敵若干年之後才開始出現，朱棣攻打安南所留下來的不利後果，沒在他生前暴露出來，卻遺患他的子孫。朱棣的作為已超過他可以支付的能力，他的帝國承受了過重的負擔，已近乎破裂點，他的繼承人必須全面地緊縮，才能避免朝代之淪亡。
1424年朱棣逝世後，皇位由太子朱高熾繼承，但朱高熾登基不到一年就駕崩了，接位者為明宣宗朱瞻基。朱瞻基雖未停止鄭和的遠航，但減少了遠航的次數，他在位期間只批准了一次。隨後的繼位者明英宗朱祈鎮在登基當年就終止了鄭和的遠航。
明政府為何作出這樣的決定？黃仁宇說：「現存的資料證實，鄭和準備航海時有權向沿海地區直接徵用人力與物資。這艦隊之出動雖也有商人參加，可是其被抨擊，仍是由於其缺乏利潤……海船的往返，找不到一種不可缺少的商品作大規模的載運，因之其勞師動眾，更為人指摘。這些船舶所載出口商品為綢緞、銅錢、瓷器和樟腦，回程的入口商品有香料、珍寶、刀剪、油膏、藥料及奇禽異獸，此類物品可以增加宮廷生活之色彩，卻不適用於大眾化市場。即使胡椒與蘇木被政府使用當作文武官員薪俸的一部分，其價格仍不值得建造和維持如此巨大艦隊。鄭和所率領的軍隊雖在海陸戰役裡獲勝，可是一次戰役也可能死傷數千。另外南京之龍江船廠曾造大小船隻數千，所有的人力和物料全系向民間徵用，此更招民怨。」
事實上也是如此，明英宗「罷諸處採買及造下西洋船木諸冗費」後，民困才得以緩解。
肯尼迪：歐洲人用武力取得海上霸權
《大國的興衰》是美國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的一部歷史學巨著。該書探討近500年來世界各大國興亡盛衰的原因和規律。肯尼迪強調，國家力量的強弱，只有在與其他國家的對比中才能顯現出來，而一國的興衰，主要取決於由多種力量要素構成的綜合國力的強弱。
1500年的歐洲既不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地方，也不是人口最多的地區。歐洲既沒有大片的平原，也沒有寬廣富饒的河流地區，發展農業先天不足。但歐洲的氣候和地理環境卻有利於商業貿易的發展。從政治地理來說，歐洲的地形並不有利，北部和西部被冰和水包圍，東部常有來自陸上的入侵，南部易受戰略包抄。為什麼歐洲會發生經濟發展和技術革新的不可阻止的過程，並迅速成為世界事務中的商業和軍事領袖？這個問題如同中國的明朝突然宣布禁止遠航並停止造大船一樣令歷史學家難尋答案。
肯尼迪認為，是經濟上的自由主義、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多元化以及知識自由的結合，不斷互相起作用，造成了「歐洲的奇蹟」。而歐洲之所以出現政治上的多元化，主要是由於它的地理及氣候特徵。歐洲的自然環境是破碎的，山嶺和森林分隔了散佈在山谷裡的人口中心，從北到南，從西到東，氣候變化較大，它使建立統一的控制很困難，即使是強有力的軍閥也做不到。同時，又減少了歐洲大陸被外來力量如蒙古遊牧民族佔領的可能性。另外，這種多樣化的環境鼓勵了地方分權的發展和繼續存在。在地方分權的情況下，商業、商人、港口和市場在基本上沒有監督的條件下發展，再加上擁有許多可以航行的河流，中世紀後期，波羅的海、北海、地中海和黑海之間已經有蓬勃發展的海上貿易。經常長距離交換商品，反過來又促進了證券交換、貸款制度和國際範圍銀行業務的發展。
隨著貿易的發展，歐洲造船廠不得不建造堅固的大船來運載貨物，為了便於操縱，歐洲人又在船上增加了更多的帆和桅柱及尾舵。雖然教皇反對高利貸剝削，但歐洲不存在可以有效地遏制商業發展的統一權威，更難設想一項禁止海外貿易的命令會有任何效力。
歐洲政治上的地方分權也導致了軍事的多元化，互相競爭的政治實體都有能力購買維護自己獨立的軍事物資，船上的武器也不斷得到改進。當歐洲各國擁有裝有大炮的遠航船後，就開始控制海上貿易路線，侵略沿海各國。與鄭和航隊的訪問不同，16世紀初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險者是要用大炮和長槍改變世界的政治和經濟力量對比，通過不斷的擴張獲取更多的財富。後來，荷蘭、法國和英國等國家也加入爭奪海上霸權的行列，並且後來居上，非洲、亞洲、美洲的許多地區都成了他們的盤中珍肴。
由於中國明朝、中東和亞洲的穆斯林帝國都沒有出現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多元化以及經濟上的自由主義，因此他們都停滯不前，而歐洲卻前進到世界舞臺的中央。
學者觀點
禁造大船：明朝政府主動放棄海上貿易
由於蒙古人的入侵統治和元末戰爭，使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生產力受到很大破壞，科舉考試斷斷續續，人口減少，田地荒蕪。朱元璋推翻元朝統治後，通過實行移民墾荒、興修水利、打擊貪官污吏、廢除奴隸制、編製黃冊（登記人口的本子）和魚鱗圖冊（土地形狀圖）、恢復科舉考試等措施，發展社會生產力，重建中國文化，收到了很大的效果。至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全國戶口達1600多萬。「宇內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辦理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廩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
明海軍有1350艘戰艦
儘管朱元璋死後發生了叔搶侄位的「靖難之役」，但明成祖朱棣上臺後迅速穩定社會秩序，恢復和發展社會生產，使國力進一步增強。當時的中國不僅農業發達，工商業也同樣達到了先進的程度，此前紙幣的出現便利了商業流通和市場的發展，國內水陸交通發達，城市規模比中世紀歐洲的城市大得多。煉鐵作坊每年煉鐵十幾萬噸，供百萬軍隊使用，比英國工業革命早期的鐵產量多得多。火藥在軍隊中已得到廣泛應用。造船業也得到空前的發展，早在鄱陽湖大戰時陳友諒所造巨艦已高達數丈，分上中下三層，船上設走馬棚，「上下人語不相聞」。永樂十七年（公元1419年），明朝海軍已擁有1350艘戰艦，其中包括62艘大戰艦和250艘遠航艦。
中國的航海技術也領先於其他國家，據《萍州可談》、《夢粱錄》等書記載，最遲在南宋舟師已開始使用羅盤航海。到了元代，人們航海都以羅盤導航，並專門編製出羅盤「針路」。所謂「針路」，就是將航行至各地時應採用的針位一一標明畫出的航線。至明初，擁有先進航海技術的明朝海軍已完全有能力向海外擴張。
鄭和遍歷西南洋諸國
永樂三年（公元1405年）六月，朱棣命令「三保太監」鄭和及王景弘等率將士27800人首次下西洋，其艦隊有大船62艘，小船225艘，最大的船長44丈，寬18丈，排水量達1500噸以上。艦隊由江蘇劉家港出發，「泛海至福建，自福州五虎門揚帆首達佔城，以次遍歷西南洋諸國」。從1405年到1433年，鄭和共七次率艦隊遠航，每次遠航都攜帶大量金幣，每到一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使之朝貢，有不服者則以兵懾之。」鄭和的艦隊曾在馬六甲海峽與海盜作戰，擒獲企圖劫奪明朝海軍船隻的舊港酋長陳祖義，沿途南洋各國均派使者隨鄭和入朝，有些國王還親自來中國觀光。
鄭和下西洋可以說是人類航海史上的空前壯舉，只可惜1433年明朝海軍的遠航成為最後一次。三年後，明朝皇帝就傳下聖旨，禁止再造遠洋帆船，不久又下令禁止建造兩個桅桿以上的帆船。鄭和的大戰艦都擱置起來，逐漸爛掉，航海圖被焚燬。從此以後，明朝政府閉關自守，與海外隔絕。
一直以來，歷史學家們對明政府自廢海軍百思不得其解。有人認為是因為受北方蒙古人侵擾，為把軍事力量集中在容易受攻擊的地區，才放棄發展海軍；有人認為明政府財政壓力太大才決定停止遠航。其實，明政府之所以作出這個決定並非偶然，在政治、經濟、地理等方面是有其必然性的。
《皇明祖訓》從政治層面限制中國向海外擴張
農民出身的朱元璋經過十幾年的奮鬥，打敗各路起義軍，推翻元朝的統治，建立大明王朝。他身經百戰，深知創業不易，守業更難，登基後「憂危積心，日勤不怠」，每天天沒亮就起床批閱公文，直到深夜。
朱元璋辛苦一生，是想為明朝的鞏固和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他認為自己打下的江山已足夠大，後代子孫的責任就是使江山永固，沒有必要再向外拓展。他擔心後代子孫中有人「不自量力」侵佔「四方諸夷」，在晚年立下《皇明祖訓》頒示中外，並刻在京都右順門的西廡上。
在序言中，朱元璋說：「創業之君，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更事亦熱，以視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己長者，甚相遠矣。」意思是說後代子孫從小生長在深宮之中，未嘗試過艱苦的日子，閱世不深，不能和自己相比。朱元璋接著又說：「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處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度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詳；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詳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以干天和，此甚不可。」朱元璋還下聖旨：「後世有敢言更制者，以奸臣論，毋赦。」
從這段「祖訓」可以看出，在朱元璋的心目中，中國就是世界的中心，「四方諸夷」都在山海之外，無論「得其民」還是「得其地」都無價值可言。如果「四方諸夷」來侵擾中國，當然要用軍事手段來制裁他們，但如果他們沒有不利於中國的舉動，就沒有必要對他們動武，因此他嚴禁後代子孫「無故興兵」。朱元璋的《皇明祖訓》是寫給後代繼承者和天下臣民的最高指示，這也是後來明政府實行閉關自守的政治根源。
朱棣用兵安南，是因為安南侵擾中國邊境，又襲殺由明朝軍隊護送回國的前安南國王之弟陳天平，並沒有違背朱元璋的《皇明祖訓》。朱棣派鄭和率艦隊下西洋，也並非為了向海外擴張，其主要原因是朱棣聽說被他打敗的侄子建文帝並未自焚而死，而是出走海外，所以命令鄭和出海尋找他的蹤跡，同時「耀兵異域，以示中國富強」。所以鄭和的遠航艦隊雖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但從來沒有對南洋諸國進行武力掠奪，與後來入侵印度洋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及其他歐洲人有明顯區別。歐洲人每到一處都以掠奪財富為目的，葡萄牙水手們甚至說：「我們不是來乘船，而是來開炮作戰。」歐洲的崛起是依靠不斷進行海外擴張，明朝中國的保守是因朱元璋看不到海外蘊藏的機會，從政治層面限制了中國向海外擴張。
再有遠見的皇帝也不可能看到未來幾百年的發展
從經濟層面來講，中國歷來是農業大國，農業在封建社會一直是國民經濟的命脈。中國幅員遼闊，山脈眾多，水系豐富，既有黃河長江等大江大河，分布在全國各地的大小湖泊也星羅棋布，這種地理環境極有利於農業生產。司馬遷說，天下萬物無不「待農而食之，虞（山林湖海的管理者）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表明中國歷來把農放在首位，商放在末位，重農輕商是一貫的傳統。
《明史·食貨志》稱：「取財於地而取法於天，富國之本在於農桑。」朱元璋建立明朝後，一直致力於發展農業生產。他通過實行移民墾荒政策，把農民從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田多人少的地方去墾荒，並給牛具種子，三年不徵稅，路途遠的政府還給遷移路費，大大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他還大力興修水利，從而保障了農業的恢復和發展。
朱元璋還把強本節用作為理財原則，他認為，「不節用則民財竭」，經常告誡所有王室成員不得生活奢侈，對各級官吏的俸祿也嚴格限制，為防止消耗糧食，還多次下禁酒令。
朱元璋把國家視為一個大農村，他的治國理念在短時間內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卻不利於經濟的多元化。歷史學家黃仁宇認為：「他所規劃的長久影響則只有令人扼腕，這等於向中外宣布：中國為世界上最大的農村集團，他大可以不需要商業而得意稱心，政府本身既不對服務性質之組織與事業感到興趣，也無意於使國民經濟多元化。」
受朱元璋治國理念的影響，他的繼承者對商業和貿易都沒有予以足夠的重視，把海外貿易視為可有可無。永樂三年（公元1405年）十二月，南洋某國來朝，並帶來了胡椒做貿易，當時有司請征其稅，朱棣不同意，他說：「商稅者，抑逐末之民，豈以為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多矣。」根本不把海外貿易所得利益放在眼裡。後來明英宗下令停止造船，主動放棄海外貿易，顯然也受到其先祖以農為本思想的影響。
平心而論，在以農業為主的經濟方式尚能維持國民經濟穩定的情況下，明政府放棄海外貿易是「理性」的選擇。明政府靠農業維持國民經濟固然不易，但沒有理由放棄農業去追求另一種沒有把握取得成功的經濟發展方式。即使是再有遠見的皇帝，也不可能看到未來幾百年的世界發展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