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列出一個最有知名度的晚清商人榜單，我認為胡雪岩、盛宣懷與張謇這三位，是可以進入三甲的。胡雪岩（1823—1885）的史料記載並不豐富，但由於小說與電視劇《紅頂商人》的渲染，胡氏之名已經家喻戶曉；盛宣懷（1844—1916）則以「大買辦」的盛名被寫入主流近代史；張謇（1853年—1926年），「狀元實業家」的名號也是響噹噹的。
這三個大商人，都是江浙人，生活的時代也大體上重合，但他們的人生軌跡與商業理念又大異其趣，由此留給歷史與後人的形象與意義自然也各不相同。我們回過頭去打量他們的人生，會發現這三個人恰恰代表了三種不同的商人境界。
胡雪岩雖然現在幾乎已成了「紅頂商人」的代名詞，但他在三人之中其實是出身最寒微的，幼年時家貧，以幫人放牛為生，及長，經人推薦，在杭州一家錢莊當學徒。價真貨實的屌絲一枚。但他有江湖人的義氣，也有賭徒的勇氣，當然，也很有運氣，結識了落魄的官宦子弟王有齡，並挪用錢莊的五百兩銀子資助他晉京。王有齡後來官至浙江巡撫，在他照顧下，胡雪岩也從錢莊學徒變成錢莊老闆，不但其錢莊分號「幾遍各行省」，還涉足生絲、茶葉貿易，「與外洋互市」，賺了個盆滿缽溢。王有齡還給胡保薦了一個知縣的頭銜，這就是「紅頂商人」一說的原由。王有齡死後，胡雪岩因為適時地給接任浙江巡撫的左宗棠送上十萬石軍糧，又得到左的青睞與庇護，後來經左宗棠保舉，獲布政使官銜，加二品頂戴，賞穿黃馬褂，一時風頭無兩。但胡雪岩的確切身份，應該說還是一名「民營企業家」，只是在晚清那個社會，經商離不開權力的眷顧，所以需要捐頂官帽子，這樣才可以更方便地搭建官場人脈。
民營企業家胡雪岩
真正的「紅頂商人」其實非盛宣懷莫屬。盛宣懷出生於官宦世家，辦理洋務出身。當胡雪岩在金融市場與生絲貿易市場呼風喚雨的時候，盛宣懷則在李鴻章的權力羽翼下，參與組建輪船招商局，並任招商局會辦（相當於副總經理）；主持辦理湖北煤鐵礦務；創辦天津電報局，並任電報局總辦（相當於公司總經理）。到光緒二十二年，五十二歲的盛宣懷已經掌控了整個大清帝國的輪船、電報、礦務和紡織四大洋務產業，並獲授太常寺少卿官銜（正四品）和專折奏事權。如果說胡雪岩是一名有著官員虛銜的私營企業主，盛宣懷便是「官辦」企業、「官督商辦」企業的官方代理人。盛宣懷之志，也不是當一名純粹的商人，而是做官，做大官。後來他經四處活動，上下打點，花了一大筆賄金，終於當上郵傳部尚書。
官商、國企代理人盛宣懷
但若論出身，張謇比胡雪岩與盛宣懷都「正」，他是甲午年恩科考試的狀元，當過清貴的翰林院修撰；若論人脈，張氏也不差於胡盛二人，帝師翁同龢是他的恩師，袁世凱、劉坤一、張之洞等官場大佬都與他有交情，江蘇巡撫程德全更是跟他過從甚密。但張謇卻無意於官場，而是選擇「下海」辦理實業，走上經商之路。在辦實業的過程中，也應該承認，張謇的官場人脈必定為他帶來了不言自明的便利，然而，張謇顯然比胡雪岩、盛宣懷更有商人的身份自覺與獨立訴求，他願意運用他的人脈資源，但那是用來為商人階層謀取更獨立的地位、更大的權利和更多的利益。他創辦大生紗廠時，原本打算完全商辦，但由於勸股受挫，「入股者僅畸零小數」，不得以，只好引入官股，但股東們又對「官商合辦」疑慮重重，張謇告訴他們：「官有干涉，謇獨當之，必不苦商。」果然，因為有張謇在，紗廠「名雖為官商合辦，一切廠務官中並未參與」。張謇也是最早提出設立商會的倡議者之一，因為他認為官應還權於商，希望以商會分官府之權。
大紳商張謇
而在胡雪岩與盛宣懷身上，我們看不到商人的獨立性，我們只看到商人對官場的臣服與逢迎、權力對商業的睥睨和干預。胡雪岩的發跡，是因為先後結交到封疆大吏王有齡與左宗棠，得到權力的眷顧；而盛宣懷長袖善舞的本事，大概胡雪岩也要自嘆不如：每創辦一個洋務企業，盛氏「皆有虛股若干以饋鴻章，故鴻章倚之若左右手」；又通過天津商人王某穿針引線，結納權監李蓮英，自稱為「門下弟子」，「蓮英喜過望」，多次在慈禧面前稱讚盛宣懷忠心耿耿。
然而，當商人將自己的命運跟官場權力緊緊捆綁在一起時，固然可以收割權力的超級紅利，但他們的未來是不確定的，因為一旦官場重新洗牌，他們的路也就到頭了。根據高陽《紅頂商人胡雪岩》、曾仕強《胡雪岩的啟示》的說法，李鴻章為了斗倒左宗棠，授意盛宣懷先搞垮作為左系人馬的胡雪岩，盛於是通過製造擠兌風潮，致使胡家的錢莊相繼破產，進而整個胡氏商業帝國在雪崩效應下完全崩潰，在左宗棠去世後，還被朝廷抄了家。盛宣懷的命運也好不到那裡去，他當上郵傳部尚書後，因謀劃將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引發四川保路運動，資政院因此要求將他「明正典刑」，最後清廷雖然沒有殺他，只將他革職，但他再不敢在北京呆下去了，逃亡日本。
站在晚清這個「歷史的拐彎處」，胡雪岩與盛宣懷顯然只是隨波逐流者。張謇跟他們最大的不同就在於，他具有胡、盛並不具備的社會關懷與政治自覺。也所以，我們看到，胡與盛對公共事務的關注，只能停留在慈善捐獻的層次，張謇則自覺地致力於推動彼時國家的經濟自由、社會自治與憲政轉型。張謇不會標榜「我的錢就是國家的錢」，但他從實業賺來的利潤都投入於教育、慈善、公益，二十多年來，他的公益捐獻「凡二百五十七八萬，仍負債六十萬有奇」；他也不會躲於租界抨擊別人「不愛國」，而是實實在在經營家鄉南通的自治，「對於政府官廳無一金之求助」；在清末轟轟烈烈的國家立憲運動中，張謇也是一名積極的推動者與參與者。
同樣都是晚清的商人，但張謇的境界是胡雪岩與盛宣懷難以企及的。毫無疑問，時代需要的不是胡雪岩與盛宣懷，而是張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