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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一先生有篇《掌聲與決議》,其中寫道:
看多了蘇聯歷史上的檔案,掌聲兩字在我眼前出現的次數如此頻繁……其頻率大概只有電腦才統計得出來。領導人講話的記錄稿上(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契爾年科、安德羅波夫、戈爾巴喬夫,莫不如此),到處都是‘掌聲’。每一段,甚至每隔幾句都用黑體字註明:‘掌聲’。尤其領導人發出呼籲,喊口號或講話結束時,那就是‘經久不息的掌聲’,‘暴風雨般的掌聲’,‘全場起立,高喊烏拉,經久不息的掌聲!’……我終於明白了一件事,這裡的掌聲並不是兩掌相擊發出的聲音。在這許許多多而又雷同一致的會議上,掌聲成了一種工具,或者說是一種工具發出的聲音。」(《讀書》,1998年第11期)
絕對的權力需要絕對的「擁護」作底氣。絕對的統攝需要絕對的「一致」作護身。
這經久不息、暴風雨般的掌聲所浮載的,不是別的,正是虛假的皂沫真理,氣泡吹出的滿分。
可政治家偏偏迷信這圓滿,迷信這虛構的蜃景,迷信這荒唐的民意測試。他要看到一張張雷同的答卷,填滿預期的「標準答案」——那答案從不保密,更無須動腦筋,只要懂點利害常識和為臣之道即可。
雖然此掌聲與心靈無關,全然工具所為,類似蜂箱、擴聲器和電子合成的音效,但政治家要的就是這陣勢,這排山倒海的群嘯和震耳欲聾的音量,令之陶醉不已,除了壯膽,更為唬人,震懾異己。
一個時代的災難,正是在驚人一致的「堅決擁護」下受孕的。
一個最壞的決議,正是在不加思索的「全體通過」中分娩的。
盛大的泡沫,製造了巨大的價值陷阱和靈魂黑洞。泡沫多深,消耗與虛擲即多大。德意志陷進去過,俄羅斯陷進去過,大中華陷進去過……一個民族的文化能量、智識、倫理、操守,幾代人的生命、青春、尊嚴、激情,即被粉碎在一架架瘋狂的政治渦輪下,濺著血光和肉沫,伴著絕望與呻吟。
泡沫一詞除了「虛妄」,還有另一層寓意:「掩體」。
泡沫環境中,靈魂的視力最差,彷彿洗衣機裡的衣物,彼此難辨,沒有方向、形狀和顏色,臉重疊臉,屁股重疊屁股……而最大最真實的內幕是:髒!泡沫正是最藏污納垢之地。
對於苟且貪安者,泡沫乃其急於投奔的寓所。那兒最混雜,最擁擠,從而最安全、最太平;那兒光線最暗,適於隱匿和混跡,適於細菌交媾和繁殖。在那兒,群眾淹沒了個體,統一淹沒了自由,聲勢淹沒了聲音,見人舉手就舉手,見人歡呼就歡呼……
泡沫——一場多麼骯髒的聚會,一種多麼體弱的團結,一個多麼虛張聲勢的同盟。
他們在泡沫中呼吸、撈取,披覆著泡沫,壯大著泡沫,在泡沫中潰爛,最後變成一灘泡沫,連悼詞和謚號也是一副泡沫。
但泡沫有最大的天敵:陽光和時間。要知道,掌聲也會背叛掌聲,泡沫也會遭遇唾沫的痛擊——
你很難想像,在同一地點,單就沸騰程度和分貝值,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二十二大」上領受的歡呼與斯大林消受幾十年的「經久不息」「暴風雨般」的掌聲有何二致?
苦難的俄羅斯學會反諷與自嘲了。
據羅伊·麥德維傑夫回憶:1991年末,當蘇共工作人員最後撤離中央大廈時,樓下自發彙集了成千上萬「歡送」的民眾。當他們神情黯淡走下台階,人群自動閃出一條寬闊的夾道,無數唾沫啐在那條道上……
多麼諷刺的場景,昨天的「一致擁護」和今日的「一致唾棄」,儼然一枚硬幣的正反面,拋得越高,賭得越險,摔得越重。
唾沫,算另一種泡沫罷,只是內涵更實在些。
2
言過了泡沫,再說說與之相關的舌頭。
泡沫乃集體之功,乃自我放逐和個體湮滅所致。但為了維護泡沫神話的威嚴與安全,防止被戳穿,防止某條危險的嗓子突然背叛合唱、發出刺耳的逆音,權力者要在每個成員的喉部設一道小小的紀律裝置:壓舌板。
時間長了,不用吩咐,人們便會在嘴裡含一塊自製的「壓舌板」,非但沒有不適感,反覺得很貼切、很到位——自我監控,自我防範,萬不可唱錯了聲部,壞了大夥好事,毀了一臺演出。
時間再一長,變異的生理功能便愈發通人性,趁發育之機,舌頭本身便自作主張、多長出片贅肉來——天然「壓舌板」也。較之人工者,更渾然一體,也省了安裝麻煩。
很長的歲月裡,俄羅斯人正是這狀態。既然活下來了,那就小心活下去吧。幾乎每張嘴裡都添了樣東西,幾乎每個人都用舌頭和「壓舌板」這套組合——說話、匯報、表態、唱歌、寫作,乃至談情說愛……
少有例外。但有。
有人便敢公開摳出「壓舌板」來餵狗,哪怕情急下咬斷了舌頭,滿嘴是血。他受不了那種如鯁在喉、不自由不痛快的枷鎖感——就像驢子被套上了唇籠。他寧肯不要了舌頭,也不甘非人的侮辱。
他相信自己是個人,不是頭驢子。正像女人配一間子宮,一個人,尤其一個作家,其尊嚴是有一條乾淨的舌頭,一條滑行自如的舌頭。
他要從窒息的泡沫裡拱出一簇芽尖、一副頭顱,哪怕有滅頂之險——在黨魁和泡沫分子眼裡,這種自由蠕動、越眾而出,顯然無異於叛逆、異端、妖孽。
曼德爾施塔姆、阿赫瑪托娃、皮裡尼亞克、葉夫圖什科、索爾仁尼琴……正是這類拒絕「壓舌板」、試圖穿透泡沫的精神刺頭兒。他們將舌頭打掃乾淨,使之像嬰兒那樣光潔、清爽,他們將軀體磨成釘,鑿出銳角和芒刺,他們要對龐大的「一致」說不,說——我反對!
1958年,帕斯捷爾奈克的《日瓦戈醫生》在海外秘密出版,並獲諾貝爾文學獎。消息傳來,國內大嘩,為純潔隊伍、懲罰「可恥的變節行為」,當局決定召開作協大會,向全世界公布一份「一致通過,將帕斯捷爾奈克清理出蘇聯作家隊伍」的聲明。可萬萬沒料到,當會議主席斯米爾諾夫不假思索——胸有成竹地宣讀大會決議時,台下突然響起了一個女人的聲音:「怎麼能說一致通過呢?我就舉手反對!」說話者是作家阿利盧耶娃。主席和主席團嚇了一跳,太不可思議了,哪回不是熟悉的「經久不息的掌聲」?哪回不是全體起立、一致擁護?尷尬、惱羞、震怒,主席團只好裝聾作啞,匆匆散場。
多麼優美的刺耳,有人竟將權力派駐的「壓舌板」扔到了紅地毯上。對主席臺來說,無疑是一記響亮耳光。
這是靈魂對泡沫的反抗,「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舌頭與「壓舌板」的較量,更是人對自身尊嚴的一次檢閱和展示。
自由歌謠的第一個聲部上寫著:我反對!
在作曲家蕭斯塔科維奇的自傳《見證》中,有個細節亦屬咬斷「壓舌板」的例子——
1960年,當局派蕭氏擔任蘇聯作曲家協會的書記,這時,54歲的大師才不得不「被入黨」。9月14日,組織為大師舉行了隆重的入黨式,並奢望他有「良好」表現。儀式開始後,蕭氏像木偶一樣面無表情地念稿,頭始終低著,有一剎那,他目光陡亮,提高了嗓門:「我的一切優點都歸功於——」眾人屏住呼吸,接下來應是那句爛熟的——「布爾什維克和偉大領袖」(連小孩子都不會說錯),然而,聽到的卻是一個難以置信的答案——「我的父母!」蕭斯塔科維奇大聲吐出這束鮮花般的單詞時,臉上漾溢著激動和興奮。
「我的一切優點都歸功於——我的父母!」
多麼精彩的變向。這是一條掙斷了鎖鏈的舌頭。
在一個威權和泡沫時代,人之生命、價值、榮譽、夢想、家庭、生活幸福……哪一件不被說成黨的培育、黨的恩賜?哪一回不要感謝領袖之德?更何況入黨儀式,遲遲不念黨的好處,只認自家爹娘,這豈非比「忘恩負義」更陰險的「別有用心」?
還有康伏倫斯基、格拉祖夫、日拉耶夫等人,也屬蕭氏的靈魂手足和生命同類。《見證》中,尤深情地提到了一位女同事,鋼琴家尤金娜,其英勇使之堪稱「活著的烈士」,她是個傳奇,她創造了一個敢死隊員不死的奇蹟。
據說斯大林被發現呼吸停止時,唱機上還放著尤金娜演奏的莫扎特協奏曲,這是他最後的聆聽。領袖本人極喜愛尤金娜的作品,稱讚她是天才,為感謝那雙奇妙的手對領袖耳朵的滿足,曾派人送去一個紙袋,裡面裝著兩萬盧布。很快,尤金娜回了信:「謝謝您的幫助,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我將日夜為您祈禱,求主原諒您在人民和國家面前犯下的罪。主是仁慈的,他會原諒您。我把錢給了我所參加的教會。」
這封自取毀滅的信抵達了斯大林的病房。上帝都以為再也聽不到尤金娜的琴聲了。誰知,領袖看完後默默放到一邊,沒作任何指令。
尤金娜竟在領袖死後還活著,或許僅僅因為,在對方眼裡,她那條小命遠遠抵不上她那雙手,這雙手對於領袖的耳朵,實在太重要了。
詩人涅克拉索夫曾說:「當我們開始多發一些怒的時候,我們就能愛得更好一些,更多一些——不是愛自己,是愛我們的祖國。」「對健康的現實,才能有健康的態度,若一個俄國人終於憤怒地拍案而起,我願向他下跪,因為在俄國令人拍案的事太多了。」
肖斯塔科維奇感慨:「他講得真好!我願在這些話下簽上我的名字。就像果戈裡在《可怕的復仇》中所說:‘突然間,你能一直望到地球的盡頭。’」
他簽了名。尤金娜們也簽了名。
他們以「人」的名義率先將「壓舌板」餵了狗。
可悲的是,許多人對自己嘴裡的東西不僅不羞不怒,反而沾沾自喜,優越感十足,彷彿手上套了枚戒指,身價倍增。更有甚者,還把嘴裡的板子拿出來唬人、害人——這哪裡是人的態度,分明是驢子的德行!做穩了奴才,嘴巴被釘了掌,還覺添了體力,還來欺負同胞。
在一個時代和地區,憎恨並咬斷「壓舌板」的人漸漸多了,民主、自由、權利、公平……便有希望了。讓人成為真正之人,讓舌頭成為獨立的舌頭,自己作主的舌頭——而非和「壓舌板」疊一起的舌頭,嚼白沫的驢馬們的舌頭。
親愛的人,伸出你的舌頭看看吧。
寧肯不要了舌頭,寧肯空空蕩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