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從文革那會兒說起。
說到文革對農村的影響，打擊地富家庭成員的嚴厲和殘酷是很著名的。在北京大興縣發生的野蠻殺戮已為半官方和民間確認。大興縣當時的中心黃村(就是所謂的縣城)離開京城往南不過20多公里，半個馬拉松距離。和通縣差不多，是離開市中心最近的兩個郊縣。
然後就要數學大寨了，因為它直接地影響農業生產的計畫和分配。這個事的影響範圍就不只是對「地富反壞」了。
有個故事，是我下鄉插隊時先期插隊的老插講的。
老插說起以前他們有幾個在大隊幫著接待學農的中學生。老插告訴我們，有一次開門辦學，中學生三夏勞動到了我們大隊。按規矩要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憶苦思甜什麼的，這些活動橫豎總要走走過場。這類事老師一向比同學起勁，他/她的職責就是聯繫好這件事，可以算作是開門辦學的成果來匯報。
沒想到憶苦思甜這事搞砸了。說到底是因為大隊根本不重視這事。
自打林彪事件之後，農村就不再玩這些虛的了。莊戶人家務實，說來說去掄圓了說出大天兒不打糧食的事，只要給農民機會，他們是能不做就不做。但既然教育革命要求做這件事，只好找了一個「老革命」去對付，反正這老傢伙從來不下地幹活兒。這老革命以前是雇農出身，參加共黨算早的了(有說是42年)，但文化很低，是識字班始終念不完的那種。原本官不算小，但淪陷、土改後官做得越來越小，卻極好擺老資格，動不動就是我們老幹部如何如何，以後還老說他受四人幫迫害，四人幫就是要打倒像他這樣的老幹部。他平時又不與時俱進，一到憶苦思甜就容易說亂。我們後來逗過那老頭，發覺只要引導得當，老東西肯定跟你說實話--俱都不符合黨的要求。比如你聽聽這段兒：
你可勁兒四處打聽打聽，我XXX當年是這兒有名的莊稼把式(指能幹)。。。。，住在東家家裡，。。。，吃什麼？你說吃什麼，告訴你，四盤兩碗兒它得有肉，(他)得好好地供著我！到了冬天，東家小老婆還得給我做棉襖，棉鞋呢，。。。
不能逗他，一逗他，說欽佩他如何了得，這憶苦思甜就算崴泥了。雖說笑出來不好意思，卻絕對悲痛不起來。現在想想，這些學生也就是沒多少年前聽程佔武憶苦思甜報告哭得稀裡嘩啦的那些人啊，變化蠻大的。
那次憶苦思甜沒成功，老頭除了記住自己是老幹部以外，沒有時代感。老師不甘心，說要安排一個座談會，講一講文革以來農村的大好形勢和巨變。大隊知道這老東西講不清楚，只好讓他靠邊，我們的知青頭(年輕人)被安排上場了。
他倒是真給講清楚了，但結果比老東西還糟。
一上來照例首先要說過去怎麼樣。這老兄開始回憶文革前的美好時光。他告訴學生們，過去這裡的幾個大隊經濟情況很不錯，日進斗金(當然是誇大，但確實比以後好多了)。其實致富的原因他們總結只是兩條：一條是有個號稱南霸天的頭兒，比較精明，知道算計。另一條是干副業。
所謂干副業也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副業，就是牛馬驢騾一大堆組成大車隊四處找活兒給人家拉貨。農業上當然還是要種莊稼。但莊稼要打下來才算數，打多打少不好說，得看老天爺的臉色。大車隊一年四季都有活兒，收入穩定得多，加之那時候汽車不多，一般是一些建築材料，雖然慢，但這些材料不是糧食，時間要求並不嚴格，再說架不住馬車多，主要是幹完了就數錢，不用等到秋後。我們村又離城鎮近郊區不遠，活源多，因此收入就多了。
這是大飢荒過後文革之前的事情了。
文革來了，這些活計當然不能再干了。嚴格按照毛澤東的說法，這麼搞，已經不是資本主義尾巴了，是資本主義的腦袋了。於是回過頭來以糧為綱，接著種莊稼。
老師於是跳進來導入正題：文革以來，抓革命促生產，學大寨，大隊的生產面貌一定是煥然一新了，...哪兒料到我們頭兒眉頭緊鎖，面色嚴峻地回答：「別的地方我不知道，文革這些年，尤其是學大寨以後，咱大隊是一年不如一年，不行了。咱這兒現在是真窮，買根上吊繩兒都得貸款，......」
底下的學生聽了，能不樂嘛。
老師還是能來事兒，打圓場說文革的成果主要還是算政治帳，算是支吾過去了。
剛到農村的時候，發覺別說一般農民，連貧下中農的覺悟都不高(其實是更不高)。一年不到我們知青醒過神了，反而開始往外套老鄉的落後話，可老鄉懶得答理我們。這很好理解，你跟人家不是吃一鍋睡一炕，誰沒事兒跟你掏心窩子呀。不答理歸不答理，偶爾答理你的時候，卻是一句積極話也沒有的。絕不蒙人，我從來沒有聽到過老鄉直接、明確地表示過「解放後」比「解放前」好的。間接或直接說「解放前」好的不少，而直接說「解放前」不好的則一個沒有，連基層幹部都算上。這不是農民分不清朝代變換，在他們其實尤其清楚，一個土改要讓他們忘掉是絕無可能的。之後的合作化人民公社與以前所有的老規矩都不一樣，那正是「解放前後」的根本區別。
不光是普通社員罵街，小隊長一級往下，無一例外。經常是小隊一級的幹部罵得比社員更加厲害。到了大隊一級的頭頭，好聽的話也只是到了開會才驢頭不對馬嘴地說上幾句。大家都不當真，他諒解並知道你不把他當真。反過來他不當真，大家也諒解。漸漸地有了一種共識，知道說官話套話是當官的特權。做官的就是要在這種場合上胡說八道的。你信了是你的問題，說不說是我的問題。基層官員的看法其實和其他人私下裡的看法沒多大區別。不當官的更懶得跟你裝這份孫子。這和城裡的老師，機關的辦事人員很不一樣，城裡的人胡說八道起來熱情飽滿，滔滔不絕的很多，尤其是老師們。
說個例子。
我那個分隊裡的長富大叔是飼養員，他家出門下坡就是我隊的牲口棚，大叔對隊裡差事還算負責，雖說離家裡很近但經常就住在牲口棚的小屋子裡，晚上要餵牲口。大叔雖然名字富氣但出身卻「好」，加上輩兒大，嘴裡就不把門兒。再說時辰到了文革末期，怪話連天不僅沒人吃驚反而招人佩服了。
有一次，書記串門串到牲口棚，大家聊起來。長富說，今年的對聯他想好了：辛辛苦苦忙一年，又沒糧食又沒錢。有個傢伙說橫批是：沒吃沒喝。他說應該是幹部得吃得喝。書記不高興了：你說誰呢，我們怎麼得吃得喝了？長富說，又沒有說你們大隊的，說的是當大官的。不過你們也不咋地，整天喊學大寨。學他媽X的大寨，越學越窮。再說，學大寨時誰看見你們幹活了？書記樂了：你個老雜毛，跟我犯什麼橫，你地根兒(根本)沒鬧清楚，學大寨是讓誰學的？不是我學，就是他媽的讓你學的！這話說得過於實在，大家大笑，知道書記也不拿學大寨當真。如果書記真急了，嘴裡開始說場面上的話，髒字一個沒有，你就該倒霉了。我們事後都覺得書記看問題深刻，把個經年累月掛在嘴邊的車軲轆原理說得這麼簡明扼要，倒背手撒尿，不扶(服)不行。
以後我漸漸明白毛澤東為什麼說嚴重的問題在教育農民了。我在工廠裡也待過相當長一段時間(最長的一段竟然有大約小半年)，比較看來，農民距離毛澤東的要求比起工人來要遠得多。工廠裡裝孫子的人比學校裡少，卻比農村裡多不少。那時候農民日子裡的中心問題就是要在社會主義的生產和分配原則下細緻且膽戰心驚地找出符合個人需要的籌劃來。只要官方不注意，立刻就會越界，官方管得嚴了，他們也會收縮，但絕對不會放棄，他沒辦法放棄，除非他不在乎自己的年終分配。把人家盤剝得這樣利害，他們當然一定會不如老人家的意。那老人家當然會覺得問題更嚴重，要教育。怎麼教育？加重控制因此加劇盤剝，於是農民就愈發顯得應該被「教育」。農民落後的帽子就是這麼來的。甭說別人，就是那個神話裡的雷鋒，不讓他出村子，再支使他進步讓我瞧瞧，我還就不信了，隨便誰的生花妙筆也編不出幾兩雜碎能讓毛澤東題詞。
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角度考慮，農民底下的小動作豈只是該教育，絕對應該取締。但如果全都讓農村幹部來做這件事，很多時候就做不成。於是要有工作隊，工作組什麼的來監視監督他們按照上頭的指示去做，否則許多事情到了底下，根本就沒有辦法落實。
為什麼工作組可以下手管呢？因為工作組的人拿的是工資，吃的是商品糧。學大寨要有來自上面的監督才能貫徹下去。從種植計畫開始，最後到報收成。我在農村的時候，年年都有工作隊，在關鍵時期，例如夏收，然後種水稻，種小麥，收割水稻等等時節，常駐大隊，農民幹部想做鬼，例如瞞產報災，是很難的。於是，種什麼，種多少，農民是不能拿主意的，怎麼分，分多少也是不能拿主意的。甭說人了，你找一群牲口，跟它們商量一下，就這待遇，看它們是不是有生產積極性？如果牲口沒積極性，人也應該沒有。
再說個例子。
四人幫垮臺後，華國鋒掀起了學大寨的新高潮。冬天來了，變冬閑為冬忙。一幫閑得蛋疼上班就是在幾個辦公室轉悠的傢伙們針對公社北部沙地多的特徵，制訂了一個「黃土壓沙」的計畫。把地底下的黃土倒騰上來，壓在沙地上。社員怎麼會願意幹這樣的蠢事，連我們不懂農業生產的也知道這純粹是亂來。可是不能不干，工作組已經下來監督了。
只要一到現場就可以看出從大隊到小隊都是在糊弄事。老大的凍黃土坨子，往地裡面一扔拉到。工作組說這黃土沒有「壓沙」啊，老農就騙他們說，等到開春，凍土一化，就能用鐵鍬把土鋪均勻。
農民那個罵呀，說這地底下翻上來的是「陰土」，根本打不了什麼糧食啊。再說要從坑裡往外運凍土塊兒，是既累牲口也累人的事。原本沙地雖然不能打糧食，卻好歹可以種花生，種西瓜，農民知道那叫經濟作物，比種糧食的收入並不差。這倒好，不僅經濟作物種不成了，糧食你也打不成。我記得有個大嬸說：出這主意的養孩子沒屁眼兒。一個大叔立馬兒接過去：誰說的？肯定有，有他媽倆呢。
很久以前我還在這裡介紹過華國鋒搞的「三光一線無雜草」社會主義大農業，也是搞得一個烏煙瘴氣，都是一個思路：對農民經濟生活的徹底支配。這些學大寨的創舉最後都無疾而終。
還有個例子。
我隊在老隊長的堅持下居然就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時候堅持搞副業。我大隊的書記是個極陰險的傢伙，慈眉善目的樣子，卻在暗地裡搞我老隊長的材料。那時候，沒有人敢於說什麼，反正自己隊裡不搞副業(那時候就有幾不搞)肯定是沒有什麼麻煩。但是收入肯定是不行了。我小隊分值是其他小隊的兩倍多，尤其比書記所在的小隊好，雖然糧食產量都差不多。因此老隊長麻煩來了，書記蔫蔫地開始到上面去給他使壞，罪名是現成的。事情過去後我的一個朋友後來從公社證實了這件事。
正當老隊長就要玩完的時候，四人幫垮臺了。如果以為農民政治嗅覺不靈敏，那就錯了。沒有多久，各個分隊都開始了做水泥瓦的業務。他們怎麼就看得這麼準，就知道現在這樣做，沒事了呢？要知道那時候還是華國鋒做頭兒，兩個凡是還佔支配地位。另外大隊也很快開始了燒磚的業務，和以糧為鋼毫無關係。燒窯的師傅是遠處(北京之外的固安縣)用重金請來的，僅此一點，以前也是不可想像的。就這些事上農民顯得比學生的思想活躍得多，膽子也大。很快隊裡的手頭兒就活泛不少。
掄一句浪漫：給個螢火蟲的亮，他們中有人就能比你還燦爛。
我以後回去看老鄉，問倒他們的生活狀況，他們不少都覺得比以前好多了。還告訴我原來隊裡的一個著名的懶蛋(也是我們隊裡的大力士)因為自己拚命幹活，竟然累出病來。中國農民從來就不貪得無厭，我覺得還沒怎麼樣，他們卻說好多了，有時會強調一句：比你在村裡那陣好到哪兒去了，咱知足啊。我說我還想吃大嬸烙的餅，大嬸就說，柴鍋沒了，給你弄點兒別的好吃的吧，咱有條件了。生活的清苦明顯還在，但心氣兒不一樣了，要試著自己當自己的家了。
......
有個不時想起的老問題：為什麼以前有皇帝的時代，農民過不下去了能造反，發生的次數很高，到了毛澤東時代，雖然農民的生活糟到大批餓死人的地步，卻沒有人造反呢？放下實際上還是有一些農民鬧事不說，說到底是已經沒有造反的本錢。所謂造反的本錢，就是歷史悠久的皇權社會中一直延續下來的民間社會，它在毛澤東一而再，再而三地對農民的「嚴重教育」之後蕩然無存。
但這個問題說起來話就長了，不知道以後是否有機會能單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