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值得留戀嗎？
涉及政治的文章，我是向來不寫的，因為衷心地厭惡政治；在我的文章中，也從不使用政治上的流行語，因為，政治與學術，完全是兩種不同的話語，不可相提並論。當然，我並不反對學者談論政治，只要從學理角度出發，並無不可。
今天，我之所以改變一向的習慣，是出於一種深深的憂慮：人們正在忘記歷史，而被忘記的歷史是很容易重演的。
前不久，學生答辯結束後，大家一起吃飯，談論起毛澤東時代的事情，尤其是談到「大躍進」後飢荒年代餓死很多人、且有吃人現象發生時，不僅在座的同學不相信，而且連一位四十多歲的老師也感覺是天方夜譚，甚至認為是西方人在污蔑中國。
這使我感到很吃驚。歷史才過去了三十多年，就被遺忘成這個樣子！聯想到這些年來，不少人懷念起毛澤東時代的現象，不由得產生了上述的憂慮。如果說只是某些平民百姓有這種留戀也就罷了，竟然連某些知識份子也產生了這樣的情緒，問題就有些嚴重了。
人們懷念過去的原因，主要是出於對現實的不滿。的確，三十多年的改革過程中，確實產生了許多問題，比如貧富分化懸殊、嚴重的腐敗、道德風尚的敗壞、環境的污染等等，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然而，如果因為有這些問題就要回到過去，那實在是一種糊塗到家的想法，因為那個時代絕不像現在人們懷念的那個樣子，是什麼「太平盛世」。
今天的改革雖然還存在著很多問題，但毛時代絕不可同日而語；從歷史的角度看，歷史已經有了巨大的進步，今天取得的成果是來之不易的，應當好好珍惜，這絕不是一句套話。
毛時代與改革開放，的確是兩個完全不同性質的時代，現在回想起來，真是恍若隔世。
我在那個時代生活了接近20年，對於那個時代記憶尤深，以下便是我依據這些記憶而得出的結論。那時年齡尚小，沒有參與到「文革」中去，因而與那個時代之間沒有個人的恩怨，我這裡所談的是我自己的所見、所聞和感受，應當說是較為客觀的。以我在那個時代的經歷和感受來看，毛時代實在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的。
那時根本就沒有太平可言。1949年以後，大大小小的運動幾乎沒有停止過，眾所周知的大運動有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躍進」，然後就是持續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其間又貫穿著一系列小的運動，如文革期間就有反「五一六」運動、批林批孔運動和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等。各個運動的形式儘管不同，但根本的精神祇有一個，就是「整人」。大家相互揭發、互相告密，以至於夫妻反目、父子相仇，結果是人人自衛，人倫關係幾乎崩潰。被整死的人更是不計其數，而這些被整死的人大多數是我們社會中的精英--著名的知識份子和一些共和國的功臣。
人們的日常生活政治化了。由於倡導「階級鬥爭為綱」，人們的任何言行都有可能被上綱上線，即都具有政治上的含義，因而發生了很多文字獄，一些風馬牛不相及的話被人告密後，就成了「反革命」的罪證。後來得知，那時發生了無數駭人聽聞的事件，如林昭、張志新、遇羅克等，其殘忍程度亙古未有，的確如「文革」宣言所說，是「史無前例」。我們莒縣也有一個人，因為到天安門貼大字報，表達不同意見（據說是反對江青）而死在監獄裡。
有人懷念那個時代，是覺得那時沒有貧富懸殊，大家都差不多。那時確實沒有現在這麼大的貧富懸殊，但我們應該知道，那是建築在幾乎是赤貧意義上的所謂「平等」，人們只是勉強維持生存，能夠度日而已；況且還餓死過很多人呢。你願意要這樣的「平等」嗎？據我瞭解，那時大家也是不滿意的，只是敢怒而不敢言罷了，背後也多有議論，我常聽到老人們感嘆不如「舊社會」生活好。
現在的貧富懸殊與那時的所謂「平等」，完全不是一回事，不具有可比性。現在是富裕了之後大家產生了分歧，是面對財富進行分配時產生的問題，而那時根本就沒有什麼可分的東西。即使在現在的生活中處於生活較差狀態的人們的生活，也是那時的生活狀態所無法比擬的：那時是為了生存，現在是為了更有尊嚴的生存，兩者怎麼可以同日而語呢？
在政治上當然也存在著「平等」，但那類似於盧梭所說的暴君面前的平等，即每個人都等於零。
還有人說，那時沒有官員的特權和腐敗。這恐怕不符合事實。這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其一，那時並非沒有腐敗和特權，而只是由於貧窮，官員的特權和腐敗不明顯罷了。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三年大飢餓時沒有一個官員餓死，而老百姓餓死無數，這是為什麼？難道不是因為他們有特權嗎？這難道不是腐敗嗎？其二，從官方發布的關於「四人幫」的有關材料看，他們有相當的特權，在全國各地建有不少別墅，生活奢靡。恐怕不只是他們四個人如此吧？有外國的左派到南方參觀江青曾經的別墅，為其奢華而震驚，留著淚說：無產階級的政權怎麼會置人民於不顧，而腐敗成這個樣子？
總體上看，那時人們的幸福感和滿意度似乎比現在高一些，可是那種幸福感和滿意度是怎樣造成的呢？一方面是絕對的封閉，對於國外的情況沒有任何瞭解，因而沒有對比，感受不到自己生活的真實水平；另一方面是長年累月的宣傳，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如何優越，而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如何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舊社會如何黑暗和惡劣。那時的狀況，跟現在的朝鮮極其類似，有熟人到朝鮮參觀，他們那裡的大標語上寫著：「全世界的人都羨慕我們！」可以推測，現在的朝鮮人民是世界上幸福感最高的。人的腦子經過這樣的清洗，就沒有不幸福的感覺了，即使肉體上感受到了痛苦，精神上也不會相信的。
社會風氣、道德水平表面上看都比現在好，犯罪率明顯較低。然而，我們要看這種狀況是用什麼手段達到的。那是通過高度的政治控制而達到的，不斷地進行各種各樣的「運動」，整得人心惶惶，不敢輕舉妄動，感覺每個人都如囚犯一般被監視。因此，在這樣看似「文明」的狀態中，人們絲毫也沒有安全感和尊嚴感。相反，由於持續灌輸階級鬥爭的觀念，以至於看上去每個人都像是「階級敵人」。人們感覺犯罪率低的另一個原因，是官方只發布好的信息，而負面的新聞則採取封閉手段，所以即使有犯罪，老百姓也不知道。
我們還應當看看那是一種什麼樣的道德。那是一種整體主義的道德，個人只是國家機器上的一個螺絲釘，個人的意義就是獻身於國家，根本就沒有個人權利的意識和概念。當時流行的一個話語是：「狠鬥私字一閃念」，個體的利益連想一想都不可以。總體上是限制甚至杜絕個人的慾望，與中世紀的觀念是十分相似的。
這尤其表現在性愛觀上。以我所在的農村而言，自由戀愛被認為是有傷風化，是嚴格禁止的，一旦發生這樣的事，家人都感到是一種恥辱。當事人的意見雖然佔主導地位，但當時的婚戀只有經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是合法的；未婚同居，則簡直是一種流氓行為，是為鄰人所不齒的。「文革」前的文學作品裡還有愛情，但到了「文革」則完全取消了這個詞彙，這個詞比現在網路上的「敏感詞」還要敏感得多，因為那是資產階級才有的東西。因此我們看到，在「文革」時期官方出版的小說、詩歌、京劇等文藝作品中，兩性關係完全是被迴避的。由於這個原因，當改革開放開始的時候，愛情成了一個「問題」，竟然需要作家劉心武專門寫一篇小說《愛情的位置》來予以恢復。這篇小說轟動一時，大街小巷都在播送。也由於對「愛情」兩個字的過度敏感，以至於八十年代初我一位同學的弟弟到書店買屠格涅夫的散文詩集《愛之路》的時候，不好意思說書的名字，而只是用手指著說：「要那本書。」這與現在的非愛不談、非愛不說，形成何等鮮明的對比！所以現在聽來讓人不敢相信會有這樣的事。
不難看出，那是一種缺少人性的道德，是一種沒有個體位置的道德，一種抑制甚至根絕人的慾望的道德。這樣的道德能夠是高尚的嗎？
在言論上輿論一律，根本聽不到不同的聲音。不僅官方媒體上從來沒有負面報導，而且在生活中人們也不敢說負面的東西，更不敢表達自己的不滿。即使是在家裡說到敏感話題的時候也要立刻低八度，生怕隔牆有耳，被人告密。因而在公開場合，沒有人講真話，而只是打哈哈而已。
在政治上，全部權力都集中於毛一人之手，他的話直接傳達到每個人那裡。不僅全國人民乖乖地聽他指揮，就是他那些老戰友也被玩弄於股掌之間。同時，最高權力實行的是終身制，歸毛一人所有。大家倒也沒有異議，因為經過「文革」的造神運動，他已經成為新的神，以至於沒有人會想到他還會離開這個世界，因而都已經把世世代代托付於他。
毛去世後，由於毛當主席時間太長了，人們已經把他和主席這個位子合二為一，忘記了別人也可以當主席。因此，華國鋒上臺後，村子裡有人說：又換了一個毛主席！
當時在價值上是一元的，只有一種價值觀，就是所謂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它是由官方制定的，所有人都必須按照它來思想和行為。因此不存在個人的價值觀，自然也不可能存在個人的權利。
常言說，看人要察其言而觀其行。許多人之所以對毛時代有好感，一個重要原因是只看到了那時的「言」，而沒有看到其行。這實在是本末倒置了。那些美好的名詞，怎麼能夠代替其所導致的種種悲劇？
通過上面這些挂一漏萬的描述，那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應該是清楚了。現在的朝鮮就是那時的縮影，你覺得值得留戀嗎？你願意生活在那種狀態嗎？誰要是懷念那個時代，有一個很簡單的辦法，就是移民朝鮮，保證可以完全滿足他的願望，因為在那裡他可以徹底回到那個時代。
（本文略有刪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