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1960年前後的大飢荒是中國和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人造飢荒，當時的場景極其悲慘。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本應寫入歷史教科書，以警示後人，可是由於統治者刻意掩蓋和迴避，至今大部分國人特別是年輕人對此一無所知或知之甚少，有人甚至認為這是造謠，是給偉大領袖抹黑。還有人認為不存在掩蓋這段歷史的問題，一些報刊和網站上不是發表過不少文章嗎？。在八十年代，由於提倡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一部分報刊上刊登過一些回憶和評說大飢荒的文章，可是九十年代以後這種文章就越來越少了，許多有價值的記述大飢荒的書籍禁止在內地出版。比如新華社資深記者楊繼繩所寫的史料非常豐富的著作《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旅美學者丁抒的《人禍》、四川作家東夫的《麥苗兒青菜花黃—川西大躍進紀實》、安徽青年記者牛犇近年所寫的《大飢荒口述實錄》等書，都是禁止在內地出版，而不得不到香港出書。
雖然近年來《炎黃春秋》和《南方週末》等少數比較獨立和有勇氣的報刊刊登過記述大飢荒的文章，可是人民日報和中央電視臺從來沒有刊發過這類的文章和報導。如果真能正視歷史、正視錯誤，就應該在官媒上刊發，大張旗鼓地宣傳，讓全國所有的人都知道大飢荒的真實歷史和教訓，就像大家都知道南京大屠殺一樣。官方在編寫黨史時實在繞不過去這件事，不得不提了一下，但是籠統含糊，只用了幾行字就糊弄過去了。使用「非正常死亡」這樣的說法實際上就是模糊真相、淡化罪責。什麼叫「非正常死亡」？車禍、自殺還都算「非正常死亡」呢！中共黨史第二卷雖然硬著頭皮提到了大飢荒死亡人數，但是你看它是怎麼說的：「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怎麼減少的？為什麼不直說？為什麼不用「餓死」兩個字？名曰寫歷史，其實根本就不敢正視歷史，反映出統治者心虛、理虧。於是就有人在「減少」二字上做文章，說什麼「減少不等於餓死，其中還包括病死的和其它意外事故，真正餓死的很少」。你看就連這個大大縮小的數字有些人都不承認。而國內更多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大飢荒是怎麼回事。這就是掩蓋、迴避和模糊這段歷史造成的結果。
為了全面準確地弄清楚大飢荒的歷史真相，許多有識之士做了大量的工作，第一是蒐集整理了當時遺留下來的各級各類歷史文件，並加以分析，寫成了《墓碑》、《人禍》等書；第二是不少大飢荒的親歷者寫了一些很有價值的回憶文章，作者主要是當時的幹部，他們有文化，對整體情況瞭解得多一些，比如時任中共河南信陽地委副書記的張樹藩、安徽省公安廳幹部尹曙生等；第三是採訪大飢荒的親歷者和倖存者，比如青年記者牛犇通過採訪自己家鄉的老農民寫出了《大飢荒口述實錄》。第三項工作最重要，可是做得還很不夠，做這項工作的人太少，採訪的面也太小（牛犇只採訪了他們家鄉的一個生產大隊，全國重災區有數十萬個這樣的大隊）。大飢荒的親歷者和倖存者現在大都是60歲以上的農民（指當時已經懂事、記事的人），他們沒有什麼文化，大多不善言辭，如果沒有人去採訪他們，他們就永遠不會對外界訴說自己當年的悲慘遭遇。有一個記者採訪一個老農民，他的女兒在一旁很有興趣地聽著，這個女兒說，她從來沒有聽過自己的父親這麼詳細這麼動情地講述那一段歷史。顯然，如果沒有人去採訪，這個老農民就沒有機會詳細講述，連自己的子孫都不知道這一段歷史的詳情。
這些大飢荒的倖存者，這些老實憨厚的農民，就是50多年前那場大飢荒的最寶貴的活證據。我們的社會應該及時把這些活證據的悲慘經歷記錄下來，永遠保存。因此我建議，我呼籲，全國有歷史責任感的學者、記者和其他有識之士盡快作好準備，參加到這場搶救大飢荒歷史的行動中來，參加的人越多越好，採訪的點越多越好，留下的資料越多越好。一定要有錄音、錄像和照片，光有文字記錄不行，因為光有文字記錄還會有人提出質疑。這項有歷史意義的工作最好能在最近10年之內進行並完成，因為10年之後這些倖存者已經70多歲80多歲了，有許多人將陸續離世，若不及時採取搶救行動，那一段重要歷史的最重要的證據將會消失。所以我們一定要有緊迫感和使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