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
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年）農曆三月二十九日，宋朝第四任君主趙禎病逝。當大宋的使臣到達遼國致送訃告時，遼國皇帝耶律洪基也忍不住握著使臣之手，號啕大哭：「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一代君主的身後讚譽，不在於一二個友邦給予多麼隆重的哀榮，而是連敵國也表達出由衷的尊敬與哀悼。這樣的君主，歷史上即使不是絕無僅有，也是鳳毛麟角。史載，趙禎逝世的消息傳出，不僅大宋「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內之前」，連「燕境（即遼國）之人」也是「遠近皆哭」。需要指出的是，民間對趙禎的祭奠，完全是自發的，而不是當局所強迫，也不是基於政治壓力的作秀。
人們自發悼念一位君王，當然不是沒有原由的。趙禎廟號「仁宗」，「仁」就是對他的蓋棺論定，所謂「為人君，止於仁」，這是對君主的最高評價了。宋仁宗的寬仁，正史及宋人筆記都多有記述。南宋人施德操的《北窗炙輠錄》記錄有一樁軼事：一日，仁宗「在宮中聞絲竹歌笑之聲，問曰：‘此何處作樂？’宮人曰：‘此民間酒樓作樂處。’宮人因曰：‘官家（指皇帝）且聽，外間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宮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為渠，渠便冷落矣。’嗚呼，此真千古盛德之君也！」
這段文字比較曉白，我就不必翻譯了。宋仁宗在位的四十二年間，大宋稱得上河清海晏、國泰民安，這從汴梁民間徹夜不息的「絲竹歌笑」便可窺見一斑。相比之民間市井的繁華喧鬧，宮禁之內倒顯得冷冷清清了。難能可貴的是，仁宗明白到宮禁的熱鬧與民間的繁華乃是反比例關係，如果禁宮所代表的皇權擴張了，民間社會的活力就必然要退縮了。因此，仁宗皇帝自覺把持住了皇權的慾望。
元人修《宋史》，也讚嘆仁宋朝「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並且認為宋朝後來的敗亡，是因為「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於亂。」即使是對宋代政治頗不以為然的明末大儒王夫之，也不得不承認「仁宗之稱盛治，至於今而聞者羨之。帝躬慈儉之德，而宰執臺諫侍從之臣，皆所謂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以今日流行的思維習慣來看，如果我在這裡再三引證仁宗的「仁」、「盛德」、「忠厚之政」、「慈儉之德」，則不免會被認為是「人治思想」、「明君情結」的表露。我甚至可以猜到會有朋友要發出告誡：「君主的美德是靠不住的，制度才靠得住。」其實，我更關注的恰恰是宋代的制度運作——但我不會將政治家的美德與政治的制度對立起來。從制度的角度來看，仁宗朝的表現也是可圈可點的。經太祖、太宗兩代的創製及真宗朝的確認，到仁宗在位時，宋代的政治制度已臻完善，君主與政府的權力分際都已經有了法度或慣例可循。這個時候，宋仁宗表現出了一名守成君主的最大美德：謙抑，守住人君的本分，遵循既定的制度。《續資治通鑒長編》說，仁宗「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
所謂「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說的便是宋代的政治制度，用儒家的話來說，這叫做「共治」，換成現代政治概念來說，有點接近「虛君共和」的意思。即君主只是國家權力的象徵，具體的治理權歸於「外廷會議」。宋代的外廷又分為兩個互相獨立的機構：一為以「執政」為名的行政機構，一為以「臺諫」為名的監察機構。根據這樣的制度安排，我們很難說宋代的政治屬於皇權專制，因為君主是象徵性的，而治理權又是分立的。而這樣的制度，也得到了仁宗皇帝的承認，所以他「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當時有人評價說，「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卻會做官家。」一個聖明的君主，「百事不會」並沒有關係，因為君主不必親決庶政；要緊的是守住君主的本分，即如何「做官家」。
仁宗能恪守法度，那是他的美德。但如果君主不守制度，撇開外廷而獨攬大權呢？在宋代，君主這樣的舉動是將受到外廷的強烈抵制的。仁宗雖然能自覺遵守君權的界限，但他也有一個毛病，即耳根子軟，有時候在耳邊風的鼓吹下，也會未經廷議，私自下發一些提拔某人當某官的詔書。當時的宰相是杜衍，對仁宗的這類詔書，他一概不予通過，「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仁宗也拿他沒辦法，只好稱讚他「助我多矣」。
再來看一則具體的事例，來自宋人朱弁的《曲洧舊聞》：宋仁宗想提拔皇后的兄長張堯佐當宣徽使（類似於皇家總管），但在「廷議」（類似於內閣部長會議）時未能通過。過了一段時間，仁宗因為受了張皇后的枕邊風，又想將這項人事動議再提出來。這日臨上朝，張皇后送皇上到殿門，撫著他的背說：「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皇上說：「得，得。」果然下了聖旨任命張堯佐為宣徽使，誰知跑出一個包拯來，極力反對，說這個動議不是前陣子已經被否決了的嗎？皇上您怎麼可以推翻前議？「反複數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面」。最後仁宗只得收回成命。回到內廷，張皇后過來拜謝。帝舉袖拭面，埋怨道：「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豈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御史中丞就是臺諫，這是宋代約束君權的重要力量。
實際上也有一些佞臣勸說仁宗搞君主獨裁，但仁宗不敢聽從。南宋陳亮的《中興論》記錄有一事：「臣聞之故老言，仁宗朝，有勸仁宗以收攬權柄，凡事皆從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專從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有一不然，難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為便，則臺諫公言其失，改之為易。’」根據這個記載，仁宗不欲「收攬權柄」，似乎是出於君主權衡利弊之後的理性自覺。
相比之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錄》收錄的一段仁宗自白，就更有意思了：「屢有人言朕少斷。非不欲處分，蓋緣國家動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憲度，便成過失。以此須經大臣論議而行，臺諫官見有未便，但言來，不憚追改也。」「祖宗故事」即既定之制度，制度擺在那裡，皇帝不能不遵，若不遵成法，便是過失，而且大臣與臺諫官，也會迫著君權在合乎法度與慣例的軌道上運作，不可越雷地一步。由此看來，仁宗即使有專斷之心，恐怕也不能如願。
宋仁宗以他的寬仁與謙抑，告訴後人什麼才是君主所應有的美德，這裡頭，最重要的就是對法度的尊重、對君權邊界的遵守。仁宗朝出現的社會繁華，正如前引《北窗炙輠錄》的故事所隱喻：乃是得益於仁宗所代表的皇權甘受「冷落」的退守。說到這裡，我們應該能夠理解了，為什麼這位君主逝世之後會得到舉國悼念、「遠近皆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