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逝世,為什麼遠近皆哭?(圖)

作者:吳鉤 發表:2012-11-11 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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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

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年)農曆三月二十九日,宋朝第四任君主趙禎病逝。當大宋的使臣到達遼國致送訃告時,遼國皇帝耶律洪基也忍不住握著使臣之手,號啕大哭:「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一代君主的身後讚譽,不在於一二個友邦給予多麼隆重的哀榮,而是連敵國也表達出由衷的尊敬與哀悼。這樣的君主,歷史上即使不是絕無僅有,也是鳳毛麟角。史載,趙禎逝世的消息傳出,不僅大宋「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內之前」,連「燕境(即遼國)之人」也是「遠近皆哭」。需要指出的是,民間對趙禎的祭奠,完全是自發的,而不是當局所強迫,也不是基於政治壓力的作秀。

人們自發悼念一位君王,當然不是沒有原由的。趙禎廟號「仁宗」,「仁」就是對他的蓋棺論定,所謂「為人君,止於仁」,這是對君主的最高評價了。宋仁宗的寬仁,正史及宋人筆記都多有記述。南宋人施德操的《北窗炙輠錄》記錄有一樁軼事:一日,仁宗「在宮中聞絲竹歌笑之聲,問曰:‘此何處作樂?’宮人曰:‘此民間酒樓作樂處。’宮人因曰:‘官家(指皇帝)且聽,外間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宮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為渠,渠便冷落矣。’嗚呼,此真千古盛德之君也!」

這段文字比較曉白,我就不必翻譯了。宋仁宗在位的四十二年間,大宋稱得上河清海晏、國泰民安,這從汴梁民間徹夜不息的「絲竹歌笑」便可窺見一斑。相比之民間市井的繁華喧鬧,宮禁之內倒顯得冷冷清清了。難能可貴的是,仁宗明白到宮禁的熱鬧與民間的繁華乃是反比例關係,如果禁宮所代表的皇權擴張了,民間社會的活力就必然要退縮了。因此,仁宗皇帝自覺把持住了皇權的慾望。

元人修《宋史》,也讚嘆仁宋朝「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並且認為宋朝後來的敗亡,是因為「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於亂。」即使是對宋代政治頗不以為然的明末大儒王夫之,也不得不承認「仁宗之稱盛治,至於今而聞者羨之。帝躬慈儉之德,而宰執臺諫侍從之臣,皆所謂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以今日流行的思維習慣來看,如果我在這裡再三引證仁宗的「仁」、「盛德」、「忠厚之政」、「慈儉之德」,則不免會被認為是「人治思想」、「明君情結」的表露。我甚至可以猜到會有朋友要發出告誡:「君主的美德是靠不住的,制度才靠得住。」其實,我更關注的恰恰是宋代的制度運作——但我不會將政治家的美德與政治的制度對立起來。從制度的角度來看,仁宗朝的表現也是可圈可點的。經太祖、太宗兩代的創製及真宗朝的確認,到仁宗在位時,宋代的政治制度已臻完善,君主與政府的權力分際都已經有了法度或慣例可循。這個時候,宋仁宗表現出了一名守成君主的最大美德:謙抑,守住人君的本分,遵循既定的制度。《續資治通鑒長編》說,仁宗「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

所謂「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說的便是宋代的政治制度,用儒家的話來說,這叫做「共治」,換成現代政治概念來說,有點接近「虛君共和」的意思。即君主只是國家權力的象徵,具體的治理權歸於「外廷會議」。宋代的外廷又分為兩個互相獨立的機構:一為以「執政」為名的行政機構,一為以「臺諫」為名的監察機構。根據這樣的制度安排,我們很難說宋代的政治屬於皇權專制,因為君主是象徵性的,而治理權又是分立的。而這樣的制度,也得到了仁宗皇帝的承認,所以他「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當時有人評價說,「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卻會做官家。」一個聖明的君主,「百事不會」並沒有關係,因為君主不必親決庶政;要緊的是守住君主的本分,即如何「做官家」。

仁宗能恪守法度,那是他的美德。但如果君主不守制度,撇開外廷而獨攬大權呢?在宋代,君主這樣的舉動是將受到外廷的強烈抵制的。仁宗雖然能自覺遵守君權的界限,但他也有一個毛病,即耳根子軟,有時候在耳邊風的鼓吹下,也會未經廷議,私自下發一些提拔某人當某官的詔書。當時的宰相是杜衍,對仁宗的這類詔書,他一概不予通過,「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仁宗也拿他沒辦法,只好稱讚他「助我多矣」。

再來看一則具體的事例,來自宋人朱弁的《曲洧舊聞》:宋仁宗想提拔皇后的兄長張堯佐當宣徽使(類似於皇家總管),但在「廷議」(類似於內閣部長會議)時未能通過。過了一段時間,仁宗因為受了張皇后的枕邊風,又想將這項人事動議再提出來。這日臨上朝,張皇后送皇上到殿門,撫著他的背說:「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皇上說:「得,得。」果然下了聖旨任命張堯佐為宣徽使,誰知跑出一個包拯來,極力反對,說這個動議不是前陣子已經被否決了的嗎?皇上您怎麼可以推翻前議?「反複數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面」。最後仁宗只得收回成命。回到內廷,張皇后過來拜謝。帝舉袖拭面,埋怨道:「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豈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御史中丞就是臺諫,這是宋代約束君權的重要力量。

實際上也有一些佞臣勸說仁宗搞君主獨裁,但仁宗不敢聽從。南宋陳亮的《中興論》記錄有一事:「臣聞之故老言,仁宗朝,有勸仁宗以收攬權柄,凡事皆從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專從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有一不然,難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為便,則臺諫公言其失,改之為易。’」根據這個記載,仁宗不欲「收攬權柄」,似乎是出於君主權衡利弊之後的理性自覺。

相比之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錄》收錄的一段仁宗自白,就更有意思了:「屢有人言朕少斷。非不欲處分,蓋緣國家動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憲度,便成過失。以此須經大臣論議而行,臺諫官見有未便,但言來,不憚追改也。」「祖宗故事」即既定之制度,制度擺在那裡,皇帝不能不遵,若不遵成法,便是過失,而且大臣與臺諫官,也會迫著君權在合乎法度與慣例的軌道上運作,不可越雷地一步。由此看來,仁宗即使有專斷之心,恐怕也不能如願。

宋仁宗以他的寬仁與謙抑,告訴後人什麼才是君主所應有的美德,這裡頭,最重要的就是對法度的尊重、對君權邊界的遵守。仁宗朝出現的社會繁華,正如前引《北窗炙輠錄》的故事所隱喻:乃是得益於仁宗所代表的皇權甘受「冷落」的退守。說到這裡,我們應該能夠理解了,為什麼這位君主逝世之後會得到舉國悼念、「遠近皆哭」。

来源: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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