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奧運會贏得了最多的獎牌？歐洲。誰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還是歐洲。那麼大多數人最想去哪裡度假？當然是歐洲。從很多方面來講，歐盟和美國、中國一樣，屬於全球的三大巨頭。但如果現在把這個講給北京、華盛頓或者其他世界資本中心的官員聽，他們很可能會笑掉大牙。眼看著歐盟領導人跌跌撞撞地開啟又一輪討論危機的高層會議，人們已普遍地把這個潛在的世界巨人看成發達國家的病號。
為什麼？因為有設計缺陷的歐元區使得歐洲經濟衰退比美國更加嚴重，而歐元區的崩潰也將拖累全球經濟。但為什麼歐洲人沒有採取措施，推動建立更緊密的財政和政治統一體，表現出拯救歐元區的政治決心呢？在過去60年裡，推動歐洲一體化的驅動力哪兒去了？而且，如果這些力量都消逝了，歐洲人可以從哪裡找到新的動力呢？
正如最近我在《外交事務》雜誌(Foreign Affairs)中寫的那樣，20世紀50年代以來推動歐洲一體化的五大驅動力，要麼已經消失，要麼已失去大部分能量。
首先，最重要的是關於戰爭的個人記憶，以及「永遠不要重來」的信條，這是1945年以後三代歐洲人的強大動力。但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一代人也在逐漸老去，對戰爭的集體記憶已經變得模糊了。
第二，在冷戰時期，來自蘇聯的威脅成為西歐人團結在一起的強大動機。而且整個冷戰期間，從實施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到開展促進德國統一的外交努力，美國是歐洲一體化的積極支持者。但現在情況不同了。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不是約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雖然他可能努力想要成為後者。而且，現在美國的政策重點也不僅在歐洲。
第三，20世紀90年代之前，德國聯邦共和國(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是歐洲一體化的驅動引擎，而法國負責掌舵。當時的德國感到一股強烈的理想主義的願望，希望重新回到歐洲民族國家的大家庭——並且它有著很強的國家利益訴求在其中。因為只有贏得鄰國和國際夥伴的信任，德國才能實現統一。而現在，國家目的達到了，而隨著戰爭年代的那一代人的離去，歐洲理想主義也逐漸消退了。現在，德國也不會只要歐洲一打電話就去拿它的支票簿了。
第四，曾經遭受禁錮的東歐國家對歐盟那集體一致的熱情也消失了，雖然國民心中仍有較近的關於獨裁、苦難和戰爭的記憶。波蘭是歐盟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但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國卻對歐盟有著嚴重懷疑和爭議。
最後，之前普遍存在的想法認為，「歐洲」一體化意味著，全體歐洲人的生活水平和社會保障水平都會得到提高，然而，長期以來，累積的債務、人口老齡化、全球競爭以及歐元危機嚴重削弱了這種想法。現在，年輕的希臘人和西班牙人幾乎看不到這些好處。
儘管如此，即使是在對歐洲一體化嚴重懷疑的國家，也存在這樣一個基本理解：共享一個有著5億人口的統一大市場，好過依靠自己只有5000萬人口，或少於1000萬人口的國內市場——歐盟現有成員國中一半國家的人口基本就是1000萬。
而這就是需要歐洲一體化的新的理由。儘管我們歐洲人需要加倍努力，確保這個大陸不會忘記其充滿苦難的歷史，但對規模效益的需求才是我們共同未來的關鍵所在。21世紀的世界必定是一個大國的世界：像美國和俄羅斯這樣的老牌強國，還有後來居上、胃口大開的新興大國，如中國、印度、巴西和南非。我們不必贊同關於歐洲衰落的最具末世悲觀色彩的預言，也不難看到，歐洲不可能長時間保持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地位了。在這樣的世界裡，就連德國也只能算是一個中小型國家。
過去60年，歐洲人享受了繁榮、和平、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和高質量的生活水平，他們若想維持這種狀況，就需要規模，而這一規模只有歐盟可以提供。
在一個大國的世界裡，你最好自己也是一個大國：中國和歐盟之間的貿易談判是平等雙方之間的對話；但中國和法國之間的談判則成了不對等的會談。
10年前，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十分重視歐盟，將其看做新興的政治力量，多級世界中潛在的新的一極。但現在，中國用近乎輕蔑的態度對待歐盟。他們只在一些具體領域把布魯塞爾當回事，比如貿易和競爭政策，在這方面歐盟確實還像一個整體組織。不然的話，中國更願意和個別國家打交道，這星期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在北京受到的接待，就清楚地說明瞭這一點。
解決方法掌握在歐洲自己手中，如果它能在解決歐元區危機的基礎上更進一步，發展成為一個財政和政治聯盟，然後再發展成一個有著共同外交政策的組織，中國會更加認真對待歐洲，美國和俄羅斯也會一樣。
歐洲人不應該完全放棄希望——儘管現在看上去希望有些渺茫——面對如氣候變化這樣的共同威脅，以及新舊強國之間不可避免的矛盾，歐洲將曾經的交戰國進行和平融合的創新性理念和方式，揭示了更有效的「全球治理」的發展方向。因為，如果沒有全球範圍內更深入的合作，很顯然，21世紀的世界也許看上去會像19世紀的歐洲，各大國之間互相惡意對抗。而最好的情況就是，歐洲不僅會成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力量;它還可以成為一種新型的合作式多國巨頭的典範。
默克爾總理19世紀的前任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在看到一名熱切的德國殖民者拿來的非洲地圖時，這位鐵血宰相對遙遠殖民地的戰略價值表示了不屑一顧。他回答稱，對他來說唯一重要的地圖在歐洲：「法國在左邊，俄國在右邊，我們在中間——這就是我的非洲地圖。」今天的歐洲領導人需要俾斯麥的智慧，他們應該說：「中國，印度和俄國在右邊，美國和巴西在左邊——這就是我們的歐洲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