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七千人大會五十週年感言（下）
追憶親歷大躍進大飢荒的歲月
下面說說大飢荒時的重災區，我的家鄉安徽省的一些情況，以及我個人作為反右和大躍進劫難的親歷者和倖存者，一些經歷和調查研究的所見所聞所思。
安徽省是大飢荒的重災區，是有史可查的。根據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的《張愷帆回憶錄》，第369頁記載，安徽省總人口，1958年年末為3394萬人，(農村人口2997萬)，1961年末為2987.7萬(農村人口2548萬)。與1958年比較，1961年末共減少406.3萬(農村減少449萬)。而據安徽省統計局編的《安徽四十年》，(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國內外公開發行)，1959年至1961年三年全省共出生人口為141.7萬人。那麼與1958年相比，全省1959年至1961年實際死亡人數，應該是406.3萬十141.7萬=548萬人。除去正常死亡數丶逃亡丶失蹤人數等，張愷帆所說」安徽餓死約500萬人’，是接近事實的。這應該稱得上是正史了。
為了論證這一時期的歷史，還可以舉出下述較為可靠的資料，相互印證。
一是發表在《炎黃春秋》2011年5月號的文章:《我為遵義事件計算死亡人數》一文，上面有一張表：「1958-1962年全國各省災區非正常死亡人口」。災前全國人口為63474.9萬人，非正常死亡人口3245.8萬人，死亡率為5.11%。表上第一位的就是安徽省，災前人口為3446萬，非正常死亡633萬，死亡率18.37%。四川省非正常死亡940.2萬，絕對值全國第一，死亡率13.07%位列第二。就安徽省而言，非正常死亡人數，大於《張愷帆回憶錄》書中記述的數字，此乃因為一是三年一是五年之別也。事實上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也確是從1958年開始，綿延至1962年的。
數字是冰冷的，但每一個數字的背後，都是鮮活的生命。我們不能像沒有人性的惡魔斯大林那樣，說什麼死亡幾百人幾千人，那是人命;而幾十萬丶幾百萬人的死亡，那就只是數字了。
當然更不能像政治流氓毛澤東所說的，中國有幾億人口，死幾千萬有什麼要緊，讓婦女敞開肚子生，幾年不就回來了。這種拿中國人不當人，一付無恥的嘴臉，真該下十八層地獄！
下面再說說另一個可以參照的數據，是公安部三局王維志研究員的研究成果。他說那幾年安徽省有11個縣，死亡率超過百分之十，依序前六位的是無為縣18.23%丶太和縣17.479%丶宣城縣16.31%丶亳縣16.238%丶宿縣14.432%丶鳳陽縣13.604%——這個數字未查到起訖年月，雖然較上述兩家數字稍低，但非正常死亡人口，全省在四百萬左右，是有根據的。
我為什麼又要引用這一數據呢，因為它和我個人的經歷密切相關。從這張小表上看，安徽餓死人數排在第一位的無為縣，和排在第三位的宣城縣，正是大飢荒年代，我生活過和最熟悉的地區。
先說說無為縣。如果說安徽省是大躍進大飢荒的重災區，那無為縣就是重中之重！僅1958年至1960年三年(1961年之後未統計)，就餓死了320422人。佔全縣1957年底人口總數982979人的34.8%！
無為縣位於長江北岸，境內水網縱橫，是江北的大糧倉，也是對岸全國四大米市之首蕪湖市稻米主要供應地之一。大躍進中三年，為何在沒有大一點的自然災害情況下，一個魚米之鄉，竟會有數十萬農民被餓死？這是誰之罪？對此已故的無為縣農委幹部丁人卜先生和楊金聲先生，作為研究無為事件的開拓者，已經做出了明確的結論，那就是人禍！
這裡要說一說已故的丁人卜先生。他作為縣委農村政策研究的負責人，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冒著風險開始調查無為縣大批餓死人的驚天大案。經過多年的走村串戶，和查閱縣公安局丶統計局等政府職能部門的檔案資料，終於編成《難忘的歲月——安徽省無為縣共產風史跡》一書。隨即送各主管部門審閱，也呈送給無為事件當事人張愷帆副省長過目，均無異議。以後丁人卜先生又個人出資打字印刷裝訂成冊，廣泛徵求意見，均未聽到質疑的聲音。這些都足以證明，這本資料是一部當代人寫當代事的信史，是真正來自大躍進大飢荒重災區的第一手可信資料，彌足珍貴！
2008年我在無為縣採訪時，蒙楊金聲老師將此列印稿相贈。以後丁人卜之子丁華林夫婦與楊金聲老師，五七難友方後高先生，一齊到我家。丁華林先生親口授權我可以發表及引用其中資料。
我在認真讀過丁人卜先生遺著之後，首先是受到極大的震撼，繼之也感到有責任，將它推向媒體，讓更多的後來人，知道半個世紀前的中國，究竟發生過怎樣的人間地獄式的悲慘事件，有多少我們的骨肉同胞，枉死在大躍進共產風的狂潮中。為此我一面將它們一字一句錄入電腦，一面開始寫一些解讀性的文章。諸如《從烏托邦到人間地獄》丶《大躍進中的安徽官場和一個人的覺醒——讀張愷帆回憶錄》丶《一場肢解中國農民家庭的前哨戰——人民公社食堂苦難與罪惡的淵藪》等等，散發於《炎黃春秋》及共識網丶五柳村丶觀察等中外網路。
拙文發表後，曾引起過較廣泛的關注。有在世界各地無為人，特別是大飢荒中死難者的家屬，來函來電錶示無限哀傷的;有來函希望幫助尋找大躍進災難中失散親人的;有函索拙文並希望轉載和出版的;有對一些史實疑點希望能進一步說明和澄清的，如光明日報社一社89歲的老先生來函詢問，丁人卜先生為何不對1961年之後的無為農村做調查統計？我都根據自己所瞭解的情況一一回覆了。
當然，也會有反對者的聲音，大概是拙文及引用的史實，觸到了一些人包括官二代們的痛處，我曾連續兩年收到過恐嚇簡訊和電郵，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有境內的也有境外的，有說我要遭到報應，也有乾脆發來連續14個4的。4者死也，我都一笑置之，依然我行我素。我歷來行不改姓坐不更名，所有文章皆實名實姓。你們罵也好恐嚇也好，為何不敢報上名來？我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尚無畏懼，你們怕什麼呢？記得是名報人林白水先生，面對恐嚇信說過一句話，他說生為庸人，死作鬼雄！林先生果然以後求仁得仁了。林先生此言，我心有慼慼也。
話說遠了。無為大飢荒事件披露之後，受到更多關注的還是學界，和大躍進大飢荒的研究者們。我曾接到過多封函件，索要丁人卜先生的遺著，其中有境內外的專家學者，也有像陽光衛視這樣的媒體，和北京大學歷史系資料庫這樣的學術機構。我都一一即時贈送了。只在回函中表述，我們只有一個共同責任，那就是在為大躍進大飢荒中枉死的中國數千萬亡靈的哀悼中，不能忘了要為他們討回公道，要對那些犯下反人類罪的罪酋，尤其是首惡毛澤東進行歷史的審判！
丁人卜先生這本遺著，究竟寫了些什麼，這裡不能一一介紹了。只能說它是從共產烏托邦到人間地獄，一份極好的標本。它通過翔實的數據調查，可貴的細部描述，真人真事的真實記載，真真切切地告訴人們，一個百萬人口的大縣，一個瀕臨長江的魚米之鄉，一個大糧倉，怎樣的經過大躍進共產風肆虐之後，如何的粒米如珠，後來連黃豆桿子丶花生籐殼丶高梁桿子丶玉米葉皮芯都充口糧，最後草根樹皮也吃光。接下來是哀鴻遍野，餓殍遍地，家家有新墳，處處有屍臭的人間地獄！它告訴人們所謂大躍進期間，無為的糧食總產量，遠不是什麼高產再高產，翻番再翻番。而是鐵的事實告訴你是土地荒蕪，糧食減產。從58年到60年，糧食產量年年下降。糧食總產量57年為6.7億斤;58年為6.2億斤；59年為4.4億斤；60年為4億斤，與57年比減少36.5%。而1958年糧食外調任務，竟然是2.3億斤！
它還告訴人們，什麼叫反瞞產私分，那就是逼糧，也就是逼命！當地民謠：「見偷吃的打嘴巴，下圩遲的開口罵，叫不來的繩子拿，若強調就樑上挂。」
「赫店公社蘇塘大隊汪壇生產隊長支部書記丁家法，打罵群眾，剋扣伙食無所不為。1959年3月小飼養員丁玉全因偷吃蠶豆，被他捉住，丁竟用剪刀在小玉全耳朵上剪掉一塊肉，當場流血不止，第二天頭部腫大，半月後死去。」
「新河公社馬城大隊石碑生產隊隊長傅昌桂，今年上半年不到100天內，打了35人，達153人次。女社員倪華的小孩偷了約5斤稻，傅將倪華拖來吊打，用燒紅的大底針在她的鼻樑上烙了個‘十’字火印，並責令婦女組長將該女社員頭髮剪光，以示偷竊。社員陳明文因病不能參加生產，遭他一頓毒打，因傷重而死。」
58、59、60三年春，有的地方人均供應只有半斤：有的地方只吃二兩、三兩；有的地方斷炊。以致外流、浮腫病、餓死人的現象普遍發生，還要搞反瞞產私分。59年12月18日無為縣委第一書記惡吏姚奎甲，到紅廟公社召開黨委會，批判該公社為什麼只報單產360斤，說紅廟公社有特務，有瞞產私分行為。立即將黨委書記吳定誠撤掉。指出當前工作要以反瞞產私分為中心。隨於12月10日召開全公社小隊長以上的13天會議，用嚴刑威逼報糧。在會議期間及會後，閘北大隊原有4944人，死去2260人，佔該大隊總人口的49%，該大隊的西林、大季兩個生產隊，在13天會議期間就死去395人；新屋生產隊原有112人，死去78人，佔66%，全家死光的7戶，共33人。正崗大隊王村原有590人，即死去310多人，佔52.5%；徐崗大隊原有3625人，死去2023人，佔55.8%。」
「59年12月31日，姚奎甲到關河公社。該公社有6個大隊斷炊，其中雙泉大隊已有一個多月未有供應，每天死六、七人；石崗大隊一天即死16個人，公社拿出4000斤糧食安排生活。姚知道後，拍桌大發公社書記徐明理的脾氣說：‘你如果不把4000斤糧食收回來，就是瞞產私分的頭子。’並在第二天召開的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會上喜皮笑臉的說：‘我今天來給大家帶來三個一：今天是元月一日；一雙空手；要糧食一粒沒有。’」這樣的惡吏，還有一點人性嗎？
大量餓死人還與人民公社的食堂制度，有緊密的關係。據我的一位本家，當年在無為縣高溝公社草埂生產隊當過小隊會計的堂兄對我說，他們的小隊食堂管147人伙食。有時一歺飯竟然只有2斤米下鍋！人均不到10克。農民作家王有任先生曾對我說，有些基層幹部和炊事員，居然在熬大鍋糊糊湯時，用紗布把米包起來，這樣他們就能吃到半干的飯，而農民們只能喝大鍋清水湯了。所以當時當地有民謠:」一兩二兩餓不死生產隊長，一錢二錢餓不死炊事員」。
毛澤東---曾希聖---姚奎甲，這一夥暴徒，如此殘害中國的善良百姓，心腸之狠毒，手段之毒辣，後果之嚴重，古今未有，真是罪惡滔天，罄竹難書！雖萬死也難贖其罪！
說過排名第一的無為縣，再說說排名第三的宣城縣。如果說長江之北的無為是江北大糧倉，則宣城縣則是江南的錦繡之地，更是自古以來就是物產豐富五業興旺的膏腴之地。誰能想到就是這塊毗鄰人間天堂蘇杭的沃土上，在大躍進共產風肆虐期間，竟是也是白骨遍於野，百裡無雞啼，死難者枕藉的悲慘世界！2011年夏我和余習廣先生去宣城調查，原宣州市政協委員，某醫院放射科主任胡醫生告訴我，大躍進大飢荒期間，宣城縣餓死人的比較可靠的數字，應該是18萬人，而不是過去流傳的17萬人。當時宣城全縣人口約為60萬，死亡率在25%以上。
宣城，以及和它鄰近的蕪湖當塗，都是安徽省長江以南的精華所在，它的美麗富饒，一部分是大自然的恩賜，一部分卻是得益於我們祖先的辛勞開掘。我們不妨對它們的歷史，做一點簡略的回顧。
蕪丶當丶宣一帶，漢以前很多地方是濕地，蕪湖者荒蕪的湖灘也。鳩鳥翔集，蕪湖又名鳩茲。宣城也近似，僅宣城北鄉的江南五湖(金錢丶青草丶南漪丶丹陽丶固城)之一的金錢湖，四周即是有二十餘萬畝的大湖灘。三國期間孫權大帝赤烏元年至四年(公元238--241年)，孫權為了對抗北方發達強盛的曹操，派冠軍將軍丁奉，以五路總兵衘鎮守宣城，蕪湖一帶。同時開發五湖區，使它成為東吳的大糧倉。丁奉不辱使命，率軍數萬，一邊操練，一邊圍湖造田。經過四年的苦心經營，終於使荒蕪的五湖區湖灘，變成了肥沃的良田。遇旱則積，遇澇則泄。圩內高處廣種桑麻丶麥菽，低平處種稻，水面養殖。有一首曾作為高考作文命題的，清人阮元的吳興雜詩：「交流四水抱城斜，散作千溪萬戶家。深處種菱淺種稻，不深不淺種荷花。」也正是五湖圩區的寫照。
其中僅以圍宣城金錢湖為例，丁奉經四年經營，筑堤104里又49步，堤寬丈餘，堤高2丈餘，堤底寬五丈，圍成一碩大的金寶圩。圩內有良田十萬零二千畝，水面六萬八千七百畝，一千多個村莊，七萬八千八百餘人。圩內阡陌成繡，溝渠縱橫，土壤肥沃，旱澇保收。可產糧六千萬斤到八千五百萬斤，棉花二萬擔到三萬五千擔，大蒜一百多萬斤，鮮魚二百萬到四百二十萬斤，是貨真價實的魚米之鄉。2011年7月我與余習廣先生一起，租車去屬於金寶圩的宣城養賢鄉，登上始建於1700多年前的金寶圩大堤，緬懷先賢，再想到共產風期間，執政者的惡劣行徑，感慨系之，久久不能釋懷。
三國以後，長江以南一直物產豐富經濟富裕，不僅自身衣食無憂，而且也是中國穩定的一股強大的物質基礎。明顯的例子就是西晉永嘉年間的八王之亂時，生靈塗炭，唯獨江南尙可安居。「永嘉中，天下災，但江南，尚康平」。「永嘉世，九州空，余吳土，盛且豐。」以後才有北方八大姓氏衣冠南渡，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的人口大遷徙，文化大交流。
誰能想到就是這樣一塊風水寶地，一千多年來都是水旱無憂，經濟繁榮，文化發達，文人輩出之地，到了所謂大躍進期間，竟然也餓死了那麼多人，我們對得起祖先嗎？丁奉將軍在開發宣城期間，吳王孫權下詔：「蓋君非民不立，民非谷不生。自今以來，督軍郡守，其謹察非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其年冬十一月，「民飢，詔開倉廩以賑貧窮。」想想古人比比今人，我真不知道該說什麼。想起我們多年唱的所謂紅歌，什麼砸碎萬惡的舊世界，萬里江山披錦繡。舊世界真的就那麼萬惡嗎？新世界真的就萬里江山披錦繡了嗎！一千七百年前吳王孫權，尙能造福百姓，使中華兒女能安居樂業，休養生息，衣食無憂。而可惡的毛時代，只會對億萬生靈作徹底的掠奪。為了去爭奪什麼國際共產主義領袖地位，竟然迫使中國老百姓成千萬的被餓死！他還有什麼臉面去面對中華民族的百姓與先人！
可惜，宣城縣在大躍進大飢荒中，發生過如此慘烈的大批餓死人事件，至今能讀到的材料極少，遠不能和安徽省的無為縣太和縣鳳陽縣巢縣全椒縣等縣相比。我們只知道當時的縣委辦公室工作人員，一位名曰徐應欽的，為了反映宣城大批餓死人的實情，為了衝破當局對郵政的控制，曾步行去鄰省江蘇高淳縣郵局去投遞。就這樣還是被宣城縣委截獲了。聽說徐後來被關進大牢不知所終。
當時縣委主任負責人，是田、楊夫妻店。中央七千人大會後，曾希聖垮臺了。作為曾的紅人，這對夫妻一度失勢，田在地區商業局賦閑時，我還見過他。不久他就晉升到一個地級市當副書記，陞官了。而宣城死掉的十八萬人，死了也就死了了。
最後說一點我個人在大飢荒中的經歷。
我1958年21歲時被劃右派，發配到廣德縣一個叫門口塘的農場，接受監督改造。接下來就趕上了大躍進大飢荒，我年幼體弱，又鐵帽壓頂。備受飢餓丶勞役丶批鬥等多重磨難，能活下來也是九死一生。我還親眼見到一些右派難友，受盡欺凌，活生生的就死在我的面前。至今難以釋懷的是一位叫周志銀的無為藉的小學教師，只因為在工地上撿到半截小山芋，私自吃下去了。被作業區虎狼一般的主任趙德隆，在檢查廁所時，發現了有吃生山芋的大便，順籐摸瓜，查到了周志銀頭上，馬上開全作業區的批鬥大會！趙德隆人高馬大，破口大罵多時仍不解恨，對著已經彎腰認罪的周志銀的胸口，連踢帶踹兩大腳，周飢餓多日，已衰弱不堪，那裡能經得起這重重的兩腳，只聽到周慘叫一聲，在地上掙紮了一會兒，就氣絕身亡了。人都已經死了，趙還大發淫威，先說他裝死，後又說「死個把右派還不就像死了條狗一樣，誰叫他偷山芋吃！」
這裡說一下驗大便是怎麼回事。那是1960年的早春，生活最為困難時期，主食品就是我們自己種植的山芋。山芋有多種吃法，整個煮著吃的機會很少，經常是切成片摻和一些山芋籐山芋葉，再加少量大米熬成糊吃，這樣大便也成粘糊狀。有時吃的是山芋洗過殿粉之後的山芋渣，那大便也呈渣狀。而吃生山芋的大便，則是一種不粘不散的特殊形狀。我們右派只能在食堂就歺，因此廁所裡決不准出現吃過生山芋的大便。趙德隆扛過長工，這些他都懂，不然一位為人師表的教師，怎麼會因為半截生山芋，就丟掉了性命。
我見到過更多的死亡還是農民，特別是在離我們農場不遠，一個叫新杭公社的水庫工地上。因為挑水庫的人多，人多糞便就多，我們是去拾野糞的。挑水庫是個硬活，不像下地幹活還能磨磨洋工。挑擔子少走一步是到不了位的。把經年挨餓已是氣息奄奄的農民，趕上水庫工地去幹這個硬活，無疑是迫使農民早死！亊實也正是大飢荒時期，餓死農民最多的地方，就是水庫工地！我不只一次看到過一些農民，歪歪倒倒地挑著半筐泥，走著走著往地上一倒就永遠起不來了。也許是見多不怪了，有人死了卻很少見到有人在呼天喊地的痛哭，人們是麻木了？還是想到說不定下一個倒下的就是自己，或是人們都餓昏了，連哭的力氣也沒有了？我是見過一次死人，就在心靈上刻上一刀，死人見多了，心上的刀疤也刻多了，心也就硬了，也忘記了什麼叫悲傷和怨恨了，就這麼懵懵懂懂地活過了古稀之年，近年來才有一些醒悟。（完）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来源: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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