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連裡的七個「反革命」
1967年12月8日，是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的人生轉折點。這一天，我們懷著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困惑和經風雨見世面的崇高理想，從北京奔赴北大荒。這一年，我們十七歲。
我們在北大荒一待就是六七年。在那一頁頁的回憶中，常常襲上我們心頭的，就是我們連裡的那些「反革命」。
第一個，遺留的「反革命」：王廷舉
我們被分配在綏濱農場第三生產隊，後來改為建設兵團時叫九團八連。不久的一天，連裡安排我們在連部附近挖土，和我們一起幹活的是一位老職工(我們對知青來之前的農場職工的稱呼)，叫王廷舉。什麼?!「王連舉」?!我們都笑起來，誰都知道，王連舉是革命樣板戲《紅燈記》裡的叛徒，他倆就差一個字。連裡領導說，你們別笑了，王廷舉就是反革命，還是現行的。你們要好好監督他勞動。
「現行反革命」看起來三十來歲，怎麼當了反革命呢?在北京搞「文革」時，我們見過不少「反革命」，也親自鬥過「反革命」，所以並不覺得神秘。一邊幹活，就一邊與王廷舉聊天，加上以後側面打聽，才知道了這個「反革命」的來歷。
原來，在那個處處都是「紅海洋」的時代，人人都必須有一本紅寶書——《毛主席語錄》。這是一個政治道具，早請示、晚匯報、開會、學習甚至吃飯都離不開它。一次，王廷舉漫不經心地翻看這本小書，並且拿支筆隨意寫劃著。他想起毛澤東的詩句「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就試圖把他寫下來。但他文化水平不高，寫到「四海……」就不知道「翻」怎麼寫了，寫成了「反、反、反……」，倒霉的是，他接著寫了詩句作者的名字：毛澤東。連在一起，「四海反毛澤東」成了一句典型的反革命言論。這還了得!王廷舉理所當然地成了現行反革命。
王廷舉畢竟是我們到農場之前的「反革命」，而下一個，是我們親身經歷的，並且居然是我們知青中的一個。
第二個，寫「反標」的北京女知青
記得是到北大荒的頭一年，一天早上起來，發現連部附近熙熙攘攘，有些異常。女生宿舍外牆上發現了「反標」!聽到這個消息，不禁心頭一沉。好傢伙，階級敵人如此猖狂！當聽到「反標」內容後，更是大吃一驚，居然寫的是——「毛主席萬碎」。
什麼人如此膽大？是我們連的，還是過路的？是思想反動，還是精神失常？大家小聲猜測著。
連隊馬上緊張起來。領導將全體人員集中到操場上，需要核對筆跡，以此查出這個寫反標的人。我們排起隊來，一個一個地在指定的紙上寫下指定的字。
很快，沒有怎麼費事，寫反標的人就被查出來了，結果讓所有的人都大吃一驚：竟然是陸岫罄，我們一起來的北京知青!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誰也搞不懂，一個根紅苗正在「毛主席身邊」長大的十七八歲的女知青，幹嘛要幹這麼一件不著邊際的事情?但是，毋庸置疑，這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行為，需要立即專政。
批判會，認罪，調換工作，監督勞動……也許是實在找不到她的反革命階級根源，不知什麼時候，她調到另一連隊，可能壓力會小些吧。
現在想來，在那個紅色恐怖年代，政治緊張度極高，一邊是造神運動、狂熱崇拜；一邊是戰戰兢兢、誠惶誠恐，生怕碰到高壓線，許多人為此造成巨大心理壓力，陸岫罄也許就是一種強迫症的表現吧。
第三個，因受批判，他臥軌自殺了
從政治標準來說，如果把羅北知青李震算作反革命，他並不夠格。因為，像他這樣做過錯事、說過錯話、挨過批判的多了，但是，他自殺了，臥軌，這就成了一件大事。
1969年6月農場改為建設兵團後，我們部分男知青經過政治審查組成武裝連隊，並於10月份開進興安嶺打山洞。準確地說，是與軍隊工程兵一起，開鑿國防彈藥倉庫。
對於我們豪情萬丈的知青來說，這可真是放飛理想、考驗意志的浪漫而又艱苦的工作啊。在這個叫做「苔青」的山溝裡，我們流過汗，受過傷，犧牲過我們的戰友。但是，不應該的，是另一種死亡，李震的自殺。
李震是羅北知青，在我們看來，怎麼能算屯墾戍邊的知青?因為羅北就在我們附近一兩百裡地兒，不過從家門到家門，不像我們才是遠赴邊疆呢。
那個年月，鬥私批修是必修課，一點事也要「上綱(階級鬥爭為綱)上線(毛主席革命路線)」。做點好事都是學習毛選、政治挂帥的結果，做了壞事都是資產階級的腐蝕。
1970年冬天發生了一件現在看來很小的事情：記不清是誰的手錶丟了。那時沒有幾個人戴手錶，一來是整個社會都物質匱乏，何況我們在山溝裡；二來是戴手錶顯得有點資產階級。所以，丟手錶也就成了大事。
山溝裡只有我們的連隊，與打山洞的兄弟連隊來往也不多，進來個人都稀罕。所以，並不難查。記不起有什麼證據，查來查去，查到了李震頭上。
這下完了，大會鬥，小會批，查三代，挖老根。連裡正愁沒有大批判的活靶子，階級鬥爭搞得不活躍呢。李震當然壓力巨大，無法抬頭。
一天早上發現，李震不見了。我們趕緊分頭去找。我當時在連部任文書（還是連隊團支部書記），緊張地配合連領導分配任務，蒐集情況。大約深夜兩三點，有鐵路局電話通知，在附近車站發現一具屍首，男性，是臥軌被火車壓死的。我心頭一沉：也許就是李震!一分鐘也未耽擱，我們一路乘著臨時借用的卡車來到火車站認屍。一路上，我的心像冬夜一樣冰冷。
結論不需再說了。李震，我們同為知識青年，是一個連的兵團戰友，為了一隻說不清的手錶，我們分成了「先進」與「落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革命」與「反革命」。在我們都積極地參加「興無滅資」、「鬥私批修」的運動時，一個年輕的生命就這樣毀滅了。
第四個，蕭東北，也是筆誤
同樣是在「苔青」溝裡打山洞的時候，事情好像靜悄悄地發生了。有一天，蕭東北來找我，說：我要下山了。他也是北京知青，第二批來到我們連的。人很內向，幹活很賣力。我看他沉著臉，灰溜溜的，就問：為什麼？他跟我講起了原委。
原來，他出了重大的政治問題，在一張紙上寫下了「毛主席著作——黃書」等字樣。至於這些字怎麼跑到一塊去了，連他自己也說不清。好像是在一次學習會上批判「黃書」（那個時候所有描寫愛情的都是黃書），他在做筆記，寫著寫著，把「毛主席著作」和「黃書」連在了一起，就成了一句反動話。還好，也許是私下發現的，沒有上報，躲過了批鬥。但是，光榮的知識青年是當不成了，尤其還是在開鑿備戰彈藥倉庫。
緊接著，他回到山下連裡辦了回京手續。也算歪打正著吧，在我的印象中，他是最早回城的知青之一。以後，這件事如何影響著他的命運，我就不得而知了。
第五個，有知識有思想的「反革命」
我們儘管在「文革」發動一年多就到了北大荒，但「文革」仍然是我們最關心的政治大事。記得剛到連裡沒多久，因為私下議論對「中央文革小組」的不滿，被領導找去談話，這還屬於善意地勸阻。
楊惟謹就不同了。她出身於知識份子家庭，父親是北京鋼鐵學院著名教授，有點個性孤傲。我們下鄉知青那時自發組織了「學馬列小組」，經常在一起交流思想，交換書籍。在當時政治背景下，我們自認為還算有個性了，但楊惟謹的話仍叫我們覺得大膽。她說，林彪說毛主席「五百年出一個」是不對的，說毛主席比馬恩列斯還高也是不對的。令人驚詫的是，楊惟謹在飯前敬祝儀式上，居然說「敬祝包子萬壽無疆」，因為那頓飯吃包子。這些話在當時，堪稱另類了。不過，這些雖已成為坊間奇談，知青中並不太當回事。
「平時開玩笑，運動當材料」。這句政治格言名不虛傳。大約是1970年冬天，團部政治處到我連開展「捍線（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保權（保衛無產階級革命政權）」學習班，在學習、討論、揭發、批判中，政治處領導知道了楊惟謹的言論。終於，一個新的「反革命」被揪出了。
直到今天我們還為此內疚：我們都參加了對楊惟謹的大批判會。居然敢於貶低毛主席，攻擊林副主席，有思想，有言論，罪名是貨真價實的。最可深挖的，楊惟謹有個「軟肋」，她出生於香港。這可不是什麼好事，甚至馬上可以聯想到「反動」、「特務」。我還記得我當時引為得意的大批判詞：「從楊惟謹出生一睜眼，看到的是米字旗，乘坐的是花旗艦，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港貨。」可見「文革」大批判風格一斑。
馬上，楊惟謹不再當農工了，她被派去燒鍋爐。這個今天需要專業審批的崗位，不知為什麼那時卻當作懲罰性的工作。以後，這個有思想、有知識的教授的女兒，因為不能返城，只好委屈地與當地老職工的兒子結婚了，以後也就喪失了返城回京的政策照顧。後來，聽說又離婚回北京了。再後來，改革開放給了她最後的機會，遠渡重洋，去了美國。
第六個，可愛的車老闆，上吊了
「快來人哪，樊慶遠上吊了!」一天清晨我剛起來，就聽到這聲嘶啞的叫喊。我不顧一切地向遠處的舊豬舍跑去。我還是第一次見到吊死的人，不敢細看，和一起跑來的人們合力把他從房樑上放下來，人已經冰涼了。
樊慶遠，我們連裡趕大車的，東北叫車老闆兒，四十多歲，人樸實中帶點小聰明，外號「飯桶」，我們經常和他開玩笑。
1971年9月13日凌晨，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接班人林彪摔死在溫都爾汗。我們是從一位回家的北京知青來信中猜到這件事的。他信中說，北京近來氣候異常，而且，信的結尾只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卻沒有敬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我們幾位要好的知青緊張而又神秘地私下猜測和傳播，討論著中國的命運。不知怎的，又被團部政治處知道了，找我們談話——總之，不要傳謠。
兩三個月後，「謠言」終於被證實了。從上到下開始傳達林彪謀害毛主席、搶班奪權、倉皇出逃、最後摔死的罪證，開展聲討批判。
喊慣了「萬壽無疆」和「永遠健康」的基層百姓們一下子蒙了，整個連裡氣氛都慌慌的，好像坐標都反了，弄不清怎麼回事。有人問：「誰？！是不是林彪啊？」記得第一次大會批判，大車班班長、優秀黨員李昌明首先發言，操著濃重的四川口音說：「這個，這個，林彪同志——」發現說錯了，又不知怎麼改。台下木然而又嘩然。
樊慶遠的禍可闖大了。小組會上，大家都在口口聲聲地聲討「林賊」，他卻莫名其妙地冒出幾句「蟊（毛）賊」。據說有人提醒他，他還接著說。事後大家議論，好像是他那天喝多了酒。學習小組長（一位上海知青）在連裡召開的匯報會上說了此事。不由分說，馬上揪出來，誰敢掩蓋這樣的「階級鬥爭新動向」啊！
除了批鬥，立即把他從大車班這樣重要的崗位上換下來，調到農工班在場院上監督勞動。
樊慶遠死後，有人回憶說：老樊前些天曾問道：這個揚場機的電路是不是一摸就電死啊？
就這樣，糊里糊塗，老樊去了。樸實的老職工啊，他們不懂什麼政治，可是政治卻把他們送上絕路。
第七個，開康拜因的大個子，李義
批鬥會的目的本來是消滅「反革命」的，卻經常造出新的「反革命」。可能是患上了「政治緊張綜合征」吧。這不，除了樊慶遠，又出了一個李義。
李義是個山東大個，干機務，專開蘇式的自動聯合收割機（康拜因）。我都記不清事情怎麼發生的了，反正是在一次學習或者批判大會上，他在一份文件上亂畫，好像是把「反黨集團」幾個字和「中央文革」寫到一起了。其實，他們哪裡知道什麼「幫」啊「派」的，可是，成天價讓他們學習、發言、揭發、批判，完全不知所措了。
為此，竟然也被拉到大會上批鬥。既是批鬥，少不了挖祖宗、查根源、找動機，同事們紛紛揭發平時表現，勞動怎樣，有什麼牢騷話，對工作、領導有什麼不滿。反正不管平常表現如何，到這時，一股腦兒，只有壞的，沒有好的。
最不像話的，是把李義他爹拉到大會上批鬥，一個羅鍋小老頭。兩人站在一起，反差極大。記不清是不是發現「出身不純」什麼的，終於找到了階級根源。
後記
以上這些，都是正式定性批鬥或者組織處理的，其他的因為一點兒問題挨整挨批作檢查就不計其數了。比如就我自己而言，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開始時，被吸收進了「清理階級隊伍領導小組」，後來因為我父親被審查，我這個昨日的「革命後代」也就因為「家庭出身」問題被「清理」出那個領導小組了。總之，那時每隔一年半載就要來一次冠以新名目的「運動」，只要政治運動不斷，就會不斷揪出「反革命」來。
北大荒，對我們來說真是酸甜苦辣，又有著不尋常的人生價值。但是，每每想起那些個被無辜批鬥、處理並為此改變了命運以至失去了生命的老職工和知青戰友時，心中就充滿酸楚。因為，他們就是在我們身邊發生的。就像我們看到有人落水呼救而無能為力、看到有人打劫傷人而不能挺身而出一樣，我們每個人甚至都不能逃避責任。回想起來，我們以及我們連裡那些領導誰是壞人呢？直到今天我們都深深地想念那些樸實的連幹部。那麼，這些「反革命」又是怎麼造出來的呢？四十年過去了，如果我們以及我們這個社會不能對此深刻反省，我們怎麼對得起他們被泯滅的人格、鮮血和生命呢？又怎麼能創造更人道、更自由、更公正的社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