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北大荒:如同見人落水呼救而無力去救

作者:利川 津津 發表:2012-08-15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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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連裡的七個「反革命

1967年12月8日,是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的人生轉折點。這一天,我們懷著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困惑和經風雨見世面的崇高理想,從北京奔赴北大荒。這一年,我們十七歲。

我們在北大荒一待就是六七年。在那一頁頁的回憶中,常常襲上我們心頭的,就是我們連裡的那些「反革命」。

第一個,遺留的「反革命」:王廷舉

我們被分配在綏濱農場第三生產隊,後來改為建設兵團時叫九團八連。不久的一天,連裡安排我們在連部附近挖土,和我們一起幹活的是一位老職工(我們對知青來之前的農場職工的稱呼),叫王廷舉。什麼?!「王連舉」?!我們都笑起來,誰都知道,王連舉是革命樣板戲《紅燈記》裡的叛徒,他倆就差一個字。連裡領導說,你們別笑了,王廷舉就是反革命,還是現行的。你們要好好監督他勞動。

「現行反革命」看起來三十來歲,怎麼當了反革命呢?在北京搞「文革」時,我們見過不少「反革命」,也親自鬥過「反革命」,所以並不覺得神秘。一邊幹活,就一邊與王廷舉聊天,加上以後側面打聽,才知道了這個「反革命」的來歷。

原來,在那個處處都是「紅海洋」的時代,人人都必須有一本紅寶書——《毛主席語錄》。這是一個政治道具,早請示、晚匯報、開會、學習甚至吃飯都離不開它。一次,王廷舉漫不經心地翻看這本小書,並且拿支筆隨意寫劃著。他想起毛澤東的詩句「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就試圖把他寫下來。但他文化水平不高,寫到「四海……」就不知道「翻」怎麼寫了,寫成了「反、反、反……」,倒霉的是,他接著寫了詩句作者的名字:毛澤東。連在一起,「四海反毛澤東」成了一句典型的反革命言論。這還了得!王廷舉理所當然地成了現行反革命。

王廷舉畢竟是我們到農場之前的「反革命」,而下一個,是我們親身經歷的,並且居然是我們知青中的一個。

第二個,寫「反標」的北京女知青

記得是到北大荒的頭一年,一天早上起來,發現連部附近熙熙攘攘,有些異常。女生宿舍外牆上發現了「反標」!聽到這個消息,不禁心頭一沉。好傢伙,階級敵人如此猖狂!當聽到「反標」內容後,更是大吃一驚,居然寫的是——「毛主席萬碎」。

什麼人如此膽大?是我們連的,還是過路的?是思想反動,還是精神失常?大家小聲猜測著。

連隊馬上緊張起來。領導將全體人員集中到操場上,需要核對筆跡,以此查出這個寫反標的人。我們排起隊來,一個一個地在指定的紙上寫下指定的字。

很快,沒有怎麼費事,寫反標的人就被查出來了,結果讓所有的人都大吃一驚:竟然是陸岫罄,我們一起來的北京知青!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誰也搞不懂,一個根紅苗正在「毛主席身邊」長大的十七八歲的女知青,幹嘛要幹這麼一件不著邊際的事情?但是,毋庸置疑,這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行為,需要立即專政。

批判會,認罪,調換工作,監督勞動……也許是實在找不到她的反革命階級根源,不知什麼時候,她調到另一連隊,可能壓力會小些吧。

現在想來,在那個紅色恐怖年代,政治緊張度極高,一邊是造神運動、狂熱崇拜;一邊是戰戰兢兢、誠惶誠恐,生怕碰到高壓線,許多人為此造成巨大心理壓力,陸岫罄也許就是一種強迫症的表現吧。

第三個,因受批判,他臥軌自殺了

從政治標準來說,如果把羅北知青李震算作反革命,他並不夠格。因為,像他這樣做過錯事、說過錯話、挨過批判的多了,但是,他自殺了,臥軌,這就成了一件大事。

1969年6月農場改為建設兵團後,我們部分男知青經過政治審查組成武裝連隊,並於10月份開進興安嶺打山洞。準確地說,是與軍隊工程兵一起,開鑿國防彈藥倉庫。

對於我們豪情萬丈的知青來說,這可真是放飛理想、考驗意志的浪漫而又艱苦的工作啊。在這個叫做「苔青」的山溝裡,我們流過汗,受過傷,犧牲過我們的戰友。但是,不應該的,是另一種死亡,李震的自殺。

李震是羅北知青,在我們看來,怎麼能算屯墾戍邊的知青?因為羅北就在我們附近一兩百裡地兒,不過從家門到家門,不像我們才是遠赴邊疆呢。

那個年月,鬥私批修是必修課,一點事也要「上綱(階級鬥爭為綱)上線(毛主席革命路線)」。做點好事都是學習毛選、政治挂帥的結果,做了壞事都是資產階級的腐蝕。

1970年冬天發生了一件現在看來很小的事情:記不清是誰的手錶丟了。那時沒有幾個人戴手錶,一來是整個社會都物質匱乏,何況我們在山溝裡;二來是戴手錶顯得有點資產階級。所以,丟手錶也就成了大事。

山溝裡只有我們的連隊,與打山洞的兄弟連隊來往也不多,進來個人都稀罕。所以,並不難查。記不起有什麼證據,查來查去,查到了李震頭上。

這下完了,大會鬥,小會批,查三代,挖老根。連裡正愁沒有大批判的活靶子,階級鬥爭搞得不活躍呢。李震當然壓力巨大,無法抬頭。

一天早上發現,李震不見了。我們趕緊分頭去找。我當時在連部任文書(還是連隊團支部書記),緊張地配合連領導分配任務,蒐集情況。大約深夜兩三點,有鐵路局電話通知,在附近車站發現一具屍首,男性,是臥軌被火車壓死的。我心頭一沉:也許就是李震!一分鐘也未耽擱,我們一路乘著臨時借用的卡車來到火車站認屍。一路上,我的心像冬夜一樣冰冷。

結論不需再說了。李震,我們同為知識青年,是一個連的兵團戰友,為了一隻說不清的手錶,我們分成了「先進」與「落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革命」與「反革命」。在我們都積極地參加「興無滅資」、「鬥私批修」的運動時,一個年輕的生命就這樣毀滅了。

第四個,蕭東北,也是筆誤

同樣是在「苔青」溝裡打山洞的時候,事情好像靜悄悄地發生了。有一天,蕭東北來找我,說:我要下山了。他也是北京知青,第二批來到我們連的。人很內向,幹活很賣力。我看他沉著臉,灰溜溜的,就問:為什麼?他跟我講起了原委。

原來,他出了重大的政治問題,在一張紙上寫下了「毛主席著作——黃書」等字樣。至於這些字怎麼跑到一塊去了,連他自己也說不清。好像是在一次學習會上批判「黃書」(那個時候所有描寫愛情的都是黃書),他在做筆記,寫著寫著,把「毛主席著作」和「黃書」連在了一起,就成了一句反動話。還好,也許是私下發現的,沒有上報,躲過了批鬥。但是,光榮的知識青年是當不成了,尤其還是在開鑿備戰彈藥倉庫。

緊接著,他回到山下連裡辦了回京手續。也算歪打正著吧,在我的印象中,他是最早回城的知青之一。以後,這件事如何影響著他的命運,我就不得而知了。

第五個,有知識有思想的「反革命」

我們儘管在「文革」發動一年多就到了北大荒,但「文革」仍然是我們最關心的政治大事。記得剛到連裡沒多久,因為私下議論對「中央文革小組」的不滿,被領導找去談話,這還屬於善意地勸阻。

楊惟謹就不同了。她出身於知識份子家庭,父親是北京鋼鐵學院著名教授,有點個性孤傲。我們下鄉知青那時自發組織了「學馬列小組」,經常在一起交流思想,交換書籍。在當時政治背景下,我們自認為還算有個性了,但楊惟謹的話仍叫我們覺得大膽。她說,林彪說毛主席「五百年出一個」是不對的,說毛主席比馬恩列斯還高也是不對的。令人驚詫的是,楊惟謹在飯前敬祝儀式上,居然說「敬祝包子萬壽無疆」,因為那頓飯吃包子。這些話在當時,堪稱另類了。不過,這些雖已成為坊間奇談,知青中並不太當回事。

「平時開玩笑,運動當材料」。這句政治格言名不虛傳。大約是1970年冬天,團部政治處到我連開展「捍線(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保權(保衛無產階級革命政權)」學習班,在學習、討論、揭發、批判中,政治處領導知道了楊惟謹的言論。終於,一個新的「反革命」被揪出了。

直到今天我們還為此內疚:我們都參加了對楊惟謹的大批判會。居然敢於貶低毛主席,攻擊林副主席,有思想,有言論,罪名是貨真價實的。最可深挖的,楊惟謹有個「軟肋」,她出生於香港。這可不是什麼好事,甚至馬上可以聯想到「反動」、「特務」。我還記得我當時引為得意的大批判詞:「從楊惟謹出生一睜眼,看到的是米字旗,乘坐的是花旗艦,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港貨。」可見「文革」大批判風格一斑。

馬上,楊惟謹不再當農工了,她被派去燒鍋爐。這個今天需要專業審批的崗位,不知為什麼那時卻當作懲罰性的工作。以後,這個有思想、有知識的教授的女兒,因為不能返城,只好委屈地與當地老職工的兒子結婚了,以後也就喪失了返城回京的政策照顧。後來,聽說又離婚回北京了。再後來,改革開放給了她最後的機會,遠渡重洋,去了美國。

第六個,可愛的車老闆,上吊了

「快來人哪,樊慶遠上吊了!」一天清晨我剛起來,就聽到這聲嘶啞的叫喊。我不顧一切地向遠處的舊豬舍跑去。我還是第一次見到吊死的人,不敢細看,和一起跑來的人們合力把他從房樑上放下來,人已經冰涼了。

樊慶遠,我們連裡趕大車的,東北叫車老闆兒,四十多歲,人樸實中帶點小聰明,外號「飯桶」,我們經常和他開玩笑。

1971年9月13日凌晨,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接班人林彪摔死在溫都爾汗。我們是從一位回家的北京知青來信中猜到這件事的。他信中說,北京近來氣候異常,而且,信的結尾只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卻沒有敬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我們幾位要好的知青緊張而又神秘地私下猜測和傳播,討論著中國的命運。不知怎的,又被團部政治處知道了,找我們談話——總之,不要傳謠。

兩三個月後,「謠言」終於被證實了。從上到下開始傳達林彪謀害毛主席、搶班奪權、倉皇出逃、最後摔死的罪證,開展聲討批判。

喊慣了「萬壽無疆」和「永遠健康」的基層百姓們一下子蒙了,整個連裡氣氛都慌慌的,好像坐標都反了,弄不清怎麼回事。有人問:「誰?!是不是林彪啊?」記得第一次大會批判,大車班班長、優秀黨員李昌明首先發言,操著濃重的四川口音說:「這個,這個,林彪同志——」發現說錯了,又不知怎麼改。台下木然而又嘩然。

樊慶遠的禍可闖大了。小組會上,大家都在口口聲聲地聲討「林賊」,他卻莫名其妙地冒出幾句「蟊(毛)賊」。據說有人提醒他,他還接著說。事後大家議論,好像是他那天喝多了酒。學習小組長(一位上海知青)在連裡召開的匯報會上說了此事。不由分說,馬上揪出來,誰敢掩蓋這樣的「階級鬥爭新動向」啊!

除了批鬥,立即把他從大車班這樣重要的崗位上換下來,調到農工班在場院上監督勞動。

樊慶遠死後,有人回憶說:老樊前些天曾問道:這個揚場機的電路是不是一摸就電死啊?

就這樣,糊里糊塗,老樊去了。樸實的老職工啊,他們不懂什麼政治,可是政治卻把他們送上絕路。

第七個,開康拜因的大個子,李義

批鬥會的目的本來是消滅「反革命」的,卻經常造出新的「反革命」。可能是患上了「政治緊張綜合征」吧。這不,除了樊慶遠,又出了一個李義。

李義是個山東大個,干機務,專開蘇式的自動聯合收割機(康拜因)。我都記不清事情怎麼發生的了,反正是在一次學習或者批判大會上,他在一份文件上亂畫,好像是把「反黨集團」幾個字和「中央文革」寫到一起了。其實,他們哪裡知道什麼「幫」啊「派」的,可是,成天價讓他們學習、發言、揭發、批判,完全不知所措了。

為此,竟然也被拉到大會上批鬥。既是批鬥,少不了挖祖宗、查根源、找動機,同事們紛紛揭發平時表現,勞動怎樣,有什麼牢騷話,對工作、領導有什麼不滿。反正不管平常表現如何,到這時,一股腦兒,只有壞的,沒有好的。

最不像話的,是把李義他爹拉到大會上批鬥,一個羅鍋小老頭。兩人站在一起,反差極大。記不清是不是發現「出身不純」什麼的,終於找到了階級根源。

後記

以上這些,都是正式定性批鬥或者組織處理的,其他的因為一點兒問題挨整挨批作檢查就不計其數了。比如就我自己而言,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開始時,被吸收進了「清理階級隊伍領導小組」,後來因為我父親被審查,我這個昨日的「革命後代」也就因為「家庭出身」問題被「清理」出那個領導小組了。總之,那時每隔一年半載就要來一次冠以新名目的「運動」,只要政治運動不斷,就會不斷揪出「反革命」來。

北大荒,對我們來說真是酸甜苦辣,又有著不尋常的人生價值。但是,每每想起那些個被無辜批鬥、處理並為此改變了命運以至失去了生命的老職工和知青戰友時,心中就充滿酸楚。因為,他們就是在我們身邊發生的。就像我們看到有人落水呼救而無能為力、看到有人打劫傷人而不能挺身而出一樣,我們每個人甚至都不能逃避責任。回想起來,我們以及我們連裡那些領導誰是壞人呢?直到今天我們都深深地想念那些樸實的連幹部。那麼,這些「反革命」又是怎麼造出來的呢?四十年過去了,如果我們以及我們這個社會不能對此深刻反省,我們怎麼對得起他們被泯滅的人格、鮮血和生命呢?又怎麼能創造更人道、更自由、更公正的社會呢?

来源:《炎黃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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