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讓全球展開了一場資金爭奪戰。到目前為止，新興市場、金磚四國、歐元區是資金流出地，而美國，則成為吸納資金的海綿。爭奪資金手段各有不同，最糟糕與卑鄙的手段，無疑是無法阻止資金外流，無法吸納資金，卻以黑社會的罰款方式，以通脹的方式，攫取普通人的財富。
瀋陽，因為某神秘的原因，重罰之下，絕大部分商戶白日閉戶謝客。鄂爾多斯，中國曾經最富裕的城市，目前四處籌錢，甚至向大型企業與拆遷戶伸手。據鄂爾多斯市政府的數據，截至2012年4月底，全市324個房地產續建項目，復工率不到四成。計畫新建的49個項目，只有7個開工，開工率14.3%。全市房地產市場完成投資10.4億元，同比下降83.4%。上世紀80年代末的海南，本世紀10年代的鄂爾多斯，同樣的一幕，二十年後上演。
一切源於泡沫經濟的坍塌。獲得財富的手段各有不同，好的體制可以保障財富的長久運轉，壞的體制可以讓財富幾十年一輪迴，煙消雲散。
現在的中國相當於制訂憲章過程中的英國。
在經濟領域的財產保障領域，中國與英國恐怕相差800年的時間。英國爭取個人產權的過程，初期主要是貴族爭取財產權、釐定稅收邊界的過程，制訂的條款是粗糙而有實效的。1100年，英國國王亨利一世簽署「亨利憲章」，保證貴族的繼承權；1215年，約翰王簽署保障貴族與自由民權利的大憲章；1258年，貴族逼迫戰敗的亨利三世簽訂牛津憲章，憲章確認過程來來回回多達33次。
保護貴族與自由民的財產權是大憲章的重要內容，而稅收則作為財產權的一部分被格外強調。在大憲章63條中，21條論述財產權，核心是禁止國王剝奪人民的財產。第2條規定，貴族與領主死後，其繼承人按照舊有數額或領地舊有習慣交納繼承稅後即可享有遺產；第28、30、31條規定，國王之官吏除依照自由人意志外不得擅取自由人之穀物、車馬、木材等動產，「除非得到所有者的同意，否則禁止任何人任意佔領其他人的森林」；第52條禁止佔有他人的土地：「如果沒有主人的合法同意，不能剝奪他人的土地、城堡、自由和權利。如果被剝奪了，被剝奪者有權立即恢復這些權利。」貴族具有財產傳承權，自由民的生產工具不得被剝奪，貴族的資產不能被剝奪。
為了保護財產權，稅收的繳納、與人身自由的規定必不可少。《大憲章》有了稅收法治原則的精髓。「王國內不可徵收任何兵役免除稅或捐助，除非得到本王國一致的同意」；「為了對某一捐助或兵役免除稅的額度進行討論並取得全國的同意，國王應發起召集大主教、主教、寺院長老、伯爵和大男爵等等開會，討論研究征款事宜」；《大憲章》第12、14條規定，在國王被俘贖身、國王長子受封騎士、長女出嫁時所徵收的輔助金應適當，除此三項外，未經全國公意許可，不得徵收其他輔助金與免役捐；第25條規定，除國王自己的領地莊園外，一切郡、市鎮、區均按舊章徵收賦稅，不得有任何增加。其他則是法律的相對獨立，第39條規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經其同級貴族依法裁判，或經國法判決，皆不得逮捕、監禁、流放、剝奪法律保護權，或加以任何其他損害」；第61條規定，由二十五名大貴族組成一個委員會，監督大憲章的執行，國王如有違反，可採取包括剝奪其土地和財產在內的一切手段予以制裁。
爭取財產權的過程是一個暴力的過程，貴族與自由民聯手與國王勢力抗衡。國王簽署憲章，未必會執行，會以愛國的名義、抵抗法國入侵的名義，隨時侵佔國民的財富。要保障財富，靠的是局部戰爭、靠的是貴族精英與國王的博弈，靠的是規則的約束，靠的是把議會制約體制常規化。到《牛津憲章》時，才產生議會。規定根據24人組成的貴族會議的決議，每年應召開三次議事會即議會（parliament），審查國務並考慮國家的共同需要及國王的需要。24名貴族中，12名由國王指定，另12名由公共選舉產生。
進步絕非一蹴而就。從亨利憲章，大憲章，牛津憲章，直到1628年的光榮革命，經歷500年的混亂的鐵血時代，終於向遵守共同規則常態領域過度。期間最重要的原則是，局部的戰爭是為了最終各方坐下談判，互相博弈以形成可以遵守的規則。規則的內容從粗糙走向精緻，從貴族精英統治走向自由民統治，最終走向全體公民的民治。如議會的組成結構，從原來的全部的貴族中逐漸加入了各郡騎士和市鎮居民等中產階層，議會從單純的議政機構，轉變成為擁有立法權的權力機關。
改革必須進行努力，尤其是社會中有財產權的人士的努力，改革也是漸進的過程。改革有可能會產生局部的混亂，甚至倒退，只要大局看好，就能向前。而改革的方法無一定之規，只要建立適合本土的權力約束制度，就能實現本土的財產保障，無論是以議會的名義，還是以商會的名義，或者其他組織的名義。
中國已經歷百餘年的變遷，已積累了足夠的經驗與時間。關鍵是，必須看到實質性的改變，看到對於權力的實質性約束。否則，以高尚的理由剝奪民財之事層出不窮，中國將喪失改良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