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是怎樣被毀滅的》序言
本書揭露了大量精英人物被毀滅的事實，善良的人們自然應該進一步追問：如此大規模地毀滅精英人物的根源何在？
第一、出於極權制度的本性。極權制度（Totalitarianism）的發源地是義大利。首創人墨索里尼宣稱：「我們是一個能控制一切能動力量的國家。我們控制了國家的政治力量、經濟力量、道德力量……,總之，控制了一切。」可見極權制度實際就是集權制度，把一切權力集中於某一個政黨，最後必然集中於某一個人。集什麼權？首先當然是集個人行動自由權，要求「一切行動聽指揮」。其次，還必須集言論自由權，不允許七嘴八舌，更不允許質疑、反對的言論存在。
為了維持以上兩方面的集權，還必須集中全國的物力、財力，甚至一切生活必需品，包括糧食。這樣就可以做到：「不聽話者不得食」，迫使每個人俯首帖耳、恭聽聖裁。
最後還要集中每個人思考的權利。為此必須編造一套神話，把某個領袖人物神聖化。神化領袖就是讓所有的老百姓心甘情願地獻出自己的一切權利，集中到他手裡，任他擺佈、調配。因此，不允許任何異端思想，甚至是異端的苗頭，都必須掐滅在萌芽狀態。
對於集權制度來說，什麼人最危險？普通老百姓不過是牆頭草，隨風倒。只有那些讀了書、明白事理的文化人，或曰知識份子，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敢于思考，隨時隨地都可能構成對權威的挑戰和對集權制度的撼動。這就是知識份子所謂‘原罪’的由來，知識份子之所以有罪，就因為他們有知識、有文化、能思考。
毛澤東時代，為了進一步打擊文化人，從而維護這種集權專制制度的合法性，毛澤東發明瞭一個獨特的理由：知識越多越反動。這句話從形式邏輯來分析就不通：知識的多與少，是文化水平問題，是事實判斷；而反動與否則是政治傾向問題，是價值判斷。前者有明確的標準，可以量化，後者則沒有明確的標準，難以量化。因此也最容易被人從主觀偏好出發隨意定性。兩者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干的東西，何來因果關係？其實，這其中還應該有好幾個‘中間環節’被故意省略了。完整的因果鏈條應該是這樣：知識越多——辨別是非能力越強——盲目性越少——越難駕馭、擺弄、控制——對於統治者來說，危害越大——於是扣上‘反動’帽子。那麼，毛澤東為什麼不把完整的因果鏈條明說出來呢？因為中間那幾個環節是不可告人的，屬於統治術的秘訣。明乎此，就不難理解這句話背後的險惡用心了。正因為如此，早在1925年，毛澤東在自己的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就把知識份子列入反革命或半反革命勢力。只是後來形勢發展、出於功利主義的考慮，在收入《毛選》時已作過大量刪改，以至於面目全非了。雖然在文字上可以改動，但牢牢扎根在毛澤東思想深處、烙印在他腦海中、融化在他血液裡、對知識份子敵對情結卻沒有、也不可能刪去，始終伴隨著毛的一生。第二、毛澤東變態、扭曲的報復心理，更加重了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命運的悲劇性、殘酷性。
在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有個發言。他說：「秦始皇算什麼？他只是坑了460個儒，我們坑了46000個儒。……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100倍。」
老毛承認在坑儒的數量上超過秦始皇100倍。其實，除了在數量上超越秦始皇（不是100倍，而是幾千萬倍）以外，在坑殺知識份子的技巧和手段上也多有創新，為歷代暴君所望塵莫及。
創新之一是：先辱後殺。知識份子大都抱有「士可殺而不可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信條，作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毛澤東則別開生面、大膽創新。他開始聲稱：‘大部分不殺’，讓這些人先感恩戴德一番，然後進行所謂「思想改造」，實際上就是徹底否定自己的過去，自誣、自污。經過多次、反覆的自我羞辱和互相羞辱，知識份子的人格尊嚴早已蕩然無存，成為一堆行屍走肉，只有向新政權乞憐了。再通過懲罰性的超負荷勞動，從肉體上折磨你，讓你在「早日改造好，重新做人」的誘導下，大量透支體力和生命。多少人正是在這樣長期的超強的勞動折磨下，加上惡劣的伙食，一點點地消耗掉自己的生命。毛澤東不承擔‘殺人’或者說‘坑儒’的罪名，卻收到了‘殺’與‘坑’的實際效果。
為什麼要如此折磨別人呢？或者說：毛澤東這個發明創造的靈感來自何處？毛澤東終其一生，手不釋卷，勤奮苦讀。據說：那卷帙浩繁的24史就讀了若干遍。對於歷朝歷代宮廷秘聞特別是權力爭奪，比如父子相殘、兄弟操戈、妻妾爭風，乃至夫妻互鬥等等血腥慘案，幾乎全部瞭然於心。他不會不知道：2000多年前的呂雉曾有過一個發明創造。
話說當年漢高祖劉邦生前特別寵愛年輕貌美的戚夫人，身為皇后的呂雉早就恨入骨髓，卻又無可奈何，只能等待時機。一旦高祖駕崩，機會終於來了。她下令把戚夫人斷其手足，挖去眼睛，令其服啞藥，置之廁所中，名曰‘人彘’（即豬）。眼看著昔日的情敵求生不能，又不能痛痛快快地死；以至於人不人、鬼不鬼。這個虐殺情敵的殘忍手段非常典型，故史書多有記載。流傳至今，當然會引起電影界的關注。80年代末李翰祥執導的《火燒圓明園》就把這一情節移花接木地嫁接到慈禧太后的身上，由影星劉曉慶扮演慈禧。
毛澤東最善於借鑒古人，無疑是‘古為今用’的高手。對於呂雉那一幕血腥的虐殺場面，讀後不會不動心。當他君臨天下、面臨如何處置昔日敵人這個新課題時，為了把文章做得更生動、更精彩，自然要借鑒、借用了。
據毛澤東自述，早年曾經受到過大知識份子的冷遇和輕慢，心理上長期壓抑，憤憤不平。一朝權在手，當然要報復。採取什麼手段呢？借用呂雉的手段自然成為毛的首選。原因在於：老毛和呂雉之間有許多共同點：如狂熱的政治野心、強烈的報復心、從虐殺中獲得無限快感的變態心理等等。面對著昔日的敵人今朝卻匍匐在自己的腳下，痛苦地掙扎、呻吟，卑微地認錯求饒、乞憐，以苟延殘喘。他（她）們同樣從中獲得了無窮的快感和極大的心理滿足，也算是報了昔日之仇，了卻心頭之恨。「與人奮鬥，其樂無窮」這是毛澤東的名言，也是他的人生哲學。看來毛澤東比秦始皇高明之處不僅僅是殺人數量遠遠超過之，更重要的是在殺人之前，先讓對方扮演一個卑微可憐的角色，活受罪、受活罪，然後慢慢地、一點一點地消耗其生命。
區別在於：當年呂雉僅僅對特定的對象進行報復，而毛澤東則無限地擴大了報復的範圍，殃及所有無辜的知識份子，大大小小、男女老少，無一倖免。其殘忍、凶狠、瘋狂，都是呂雉當年所無法比擬的。
毛澤東第二個重大創新在於：物盡其用。把這些昔日的仇敵，在他們死亡之前，讓他們從事那些高度危險、艱難、繁重的體力勞動。這些不需要任何報酬而又特別聽話、徹底馴順的勞動力，是中共奪取政權後從事所有危險、艱苦建設工程的主要人力資源，既可以極大地降低生產成本，又可以逼迫敵人、消弭其鬥志和思考能力。真是一舉多得。可以這樣說：毛澤東把這些人生命的使用價值挖掘、發揮、利用達到極致，古今中外，無人企及。
許多民族精英正是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超負荷地透支體力和生命，最終魂歸西天。他們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包括重大工程、糧食、…….既滿足了建國初期物資極端匱乏時的社會需求,更重要的是替換了許多危險作業中其它勞動力，避免了其它勞動者傷亡的代價。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精闢地論證了古代奴隸制度下奴隸勞動的偉大意義。他寫道：「只有奴隸制……從而為古代的文化繁榮即希臘文化創造了條件。沒有奴隸制就沒有希臘國家，就沒有希臘的藝術和科學；沒有奴隸制就沒有羅馬帝國。……就沒有現代的歐洲。」（《馬恩選集》3卷220頁）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沒有大批量的現代奴隸，就沒有「新中國」建設的一切成就。幾乎所有的重大工程建設中，都會有那些現代奴隸的足跡、血汗和屍骨。這些被無情地打入另冊的現代奴隸，為了國家各項建設工程，既流汗、流淚，更流血；既奉獻青春，更奉獻生命。可以毫不誇大地說：中共宣傳機器喋喋不休地宣揚的建設成就絕大多數正是建立在無數現代奴隸的纍纍白骨之上。
本書中所記錄的正是這些民族精英在無助、無奈情況下，折磨致死的具體情況。他們的被毀滅，是中華民族人才寶庫中無可挽回的惡性損耗，這個損耗需要幾代人連續不間斷地撥亂反正、改弦易轍、兢兢業業才有望彌補於萬一。這是我們時代最大的悲劇、慘劇。我們編寫這本書的目的就在於把這一切真實地記錄下來，立此存照。讓世界人民、中華民族的子孫後代永遠銘記這些精英們的悲慘遭遇。更永遠牢記那個處心積慮地毀滅他們的屠夫和凶手的血腥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