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共所說1947年於1949年三年之間的「解放戰爭」，其實只是引進蘇聯馬列主義鬥爭哲學的政治名詞，被中宣部操控的政治園丁們合力宣揚傳播開來，黨雲人云、人云亦云地篡改歷史，以政治口號為標籤重新解釋事實，無中生有，被再造為黨的人：喉舌眼耳身。
在《說共產黨奪權的底牌》一文中，通過王樹增演講中說的國軍投降、高層腐敗、農民擁共等史事，拋開馬列的政治宣傳用語，我指出：暴力和謊言是中國共產黨奪權的底牌；歷史安排中共1947年至1949年通過暴力掠奪百姓的口糧、蔬菜、驢羊等，武裝顛覆民國大陸政權的叛亂，實現蘇聯式的極權專制；所謂解放戰爭並不存在，只是鬥爭哲學的政治宣傳。
意猶未盡，此文依然主要依據王給的史實，側重質疑，看一場擄掠叛亂是怎樣被美化的。
美化需要人來做的，像畫畫一樣。誰來做為黨畫眉、搽粉、塗口紅的事？誰管這些事？
我通過站講臺謀生10年，講過「解放戰爭」，就是替擄掠戰爭塗脂抹粉。最初我並不清楚，真以為有一場解放人民的戰爭，還為生不逢時沒趕上而嘆惜過。可歷史畢竟是事，一旦發生，就那樣了，說的好聽些或者難聽，都改變不了事情的本身。例如，在諸侯爭權奪利、勞民傷財打仗時，孔子勸他們別打，恪守各的職責，關愛屬下和民眾，這是用良知在勸善，教科書卻講這是「奴隸主階級的沒落思想」，這就在醜化孔子；再如，中共紅軍1934年在江西反清剿敗了出逃，跑往湖南，再到貴州、四川、西康、甘肅、陝西等窮鄉僻壤，這是明明白白是黃巢、李自成、張獻忠似的流竄，卻被美化為「長征」：北上抗日。瞧我成什麼人了？
我成了中國共產黨（簡稱「中共」）的「園丁」。中宣部指令黨委監控的各地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一攬子思想政治教育工程培養了很多，起初是「花蕾」，再「開花」，多次變身。不只是我這樣，幾乎所有在抗日戰爭之後出生的中國人，包括溫家寶、胡錦濤，都這樣，對於黨，一生不是綠葉、花蕾，就是花兒、花泥。其中一些人被挑選出來成了政治園丁、宣傳幹事、各種評論員（廣義的「五毛」）、新聞記者，等等。《羊城晚報》2011年4月30日的《解放戰爭啟示錄》，就是由晚報記者鄧瓊帶著實習生李月瑤聽過王樹增的演講後寫的。
王樹增，查百度百科名詞解釋： 1952年2月生於共工氏新酋邦（大山寨國）的北京人，武警部隊政治部創作室發薪水的一級作家，享受黨政府的特殊津貼，大校軍銜，1972年開始發表作品，代表作有《紅魚》、《黑峽》、《鴿哨》、《遠東朝鮮戰爭》、《長征》等，榮獲魯迅文學獎、曹禺戲劇文學獎。看王樹增和我與鄧瓊和李月瑤，都是中共中宣部培育的「喉舌」。
經過這樣的分析，我們不難明白，無論王樹增、鄧瓊、李月瑤和我，我們的頭腦是從幼兒園時代起，就被中宣部操控洗了腦，頭腦像電腦一樣，被服從教育部的指令上講臺的教師，強行塞進《東方紅》、《國際歌》、《社會主義好》、《女神》、《我愛北京天安門》、《狂人日記》、《阿Q正傳》、《祝福》、《藥》、《文學與出汗》、《荷塘月色》等等歌曲、新詩、雜文、散文。我們的思想內容、認識方式、情愫感覺、意志欲求被重新編製了程序：恨禮教，愛中共。「恨禮教，愛中共」的人是什麼樣？看魯迅，看《烏有之鄉》言論和重慶「唱紅歌」，一目瞭然。
只要我們還沒有對由編程員似的教師給我們輸入的認識去偽存真，沒有對混雜的情感、意志去惡存善、去弱存強，無論王樹增或我，甚至胡錦濤、溫家寶，中共全體政治局委員，總的說來還是黨的人。所以王樹增看中共1934年至1935年的兵敗逃竄就還是「長征」，看黨爭內戰中1947年至1949年中共的殘殺、擄掠性質的匪亂，也就還是「解放戰爭」。這不是在說歷史事實，而是在繼續宣傳中共紅軍（民國時代的共匪）的政治口號，騙人掙稿費。鄧瓊、李月瑤聽講和訪談之後寫《解放戰爭啟示錄》也是交稿掙錢，讀者被再洗腦一次。
這基本上可以說是一種習慣了，被長久的黨文化母親似的養育（耳提面命）培育的。中國國民黨、日本自民黨、美國共和黨等不是宗教，沒有洗腦文化；只有中共邪教要按照列寧、斯大林時代蘇聯人的心智改造中國人，必須割裂歷史，才給人洗腦，跟做傳銷一樣。我是通過讀《九評共產黨》、《解體黨文化》而黃粱一夢似的醒來，不再是中共的政治傳銷員了。
王樹增、鄧瓊、李月瑤或許還在一枕黃粱的夢境中。王樹增在廣州這樣演講：「戰爭剛剛開始的時候，幾乎沒有人認為中共會打贏，輿論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臺灣的一些學者，甚至蔣介石的高級將領以及他們的後代，總要提這樣一個疑問，直到現在他們還是一頭霧水，不知道從1947年到1949年間，國民黨好好的一個政權就沒有了？坍塌得太迅速了！」這段話中的「學者」和「後代」都是隨口一提，沒有姓名，沒有比例，「一頭霧水……1947年到1949年間，國民黨好好的一個政權就沒有了？坍塌得太迅速了」，完全是王的語言。
王樹增這樣說的話並非自己的思考，而是對中宣部審批的黨史、現代史教材的生吞活剝。「解放戰爭打到中後期，許多國民黨的將士都開始疑惑，自己究竟是為什麼而戰。」這樣的話，我在大學上歷史課的時候，也是這樣被灌輸的。王讀這段歷史比我晚，教學環境也開放了很多，所以也掌握了一些我當時沒有看到的史實，諸如「當時國民黨的腐敗直接反映在軍事上。國民黨高級戰區將領多數身兼二職，一是指揮作戰，二是做生意。對於其中大概三分之二以上的人來說，軍事只是他們的副業。」這些如果考證過，對認識國軍兵敗很有幫助。
「官兵軍餉大部分被長官拿到上海的黃金交易所裡炒去了」、張靈甫（直到死前）才明白，「在國民黨內部，部隊是（長官）的私產」，沒人捨得為一般的友軍拼血本，所以黃伯滔的部隊近在咫尺就是不去支援張靈甫的中央軍，反而「謊報軍情，不戰反退」。淮海戰役「俘虜的國民黨高官，基本上後面都站著一個副官，這個副官……提著一個小柳葉箱，裡面統統只有一樣東西，就是金條。」這些話語不是史家所說，是不折不扣作家評述夾雜的思想言論。古代希臘希波克拉底、修昔底德，東周各國史官寫編年史、西漢司馬遷寫紀傳體，沒這樣寫。這比較像施耐庵寫《水滸》，方法上更近似梁羽生寫《七劍下天山》、金庸寫《射鵰英雄傳》。
在中共山寨國（共工氏新酋邦），黨史和軍史作家只能這樣寫史，看《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1918年》兩部電影，尋思一下就可以寫了。本性上對社會底層的造反寄予較多同情，對蘇聯的歷史教材和文藝作品沒有歐美似的批判，沒有儒道佛的禮教、自然、慈悲情懷，基本上就是王樹增這樣寫，作為新聞也就是鄧瓊、李月瑤似的報導，講課也就是我曾經那樣。如果「黨喉舌」都是這樣的「腔調」，久而久之，聽演講的耳朵和看文章的眼睛也都會變成「黨耳朵」、「黨眼睛」：聽不得講蔣中正好，看不下說蔣好的書籍。我就曾經是這個樣子。
那時我認為儒教的核心思想就是「禮教吃人」， 國民劣根性就是「吃革命者的血」，情感就是「恨禮教，愛中共」，意志就是選擇接受共產黨：具體說來，就是面臨抉擇時，唯黨是大，中共說愛誰就愛誰，不愛也愛；說恨誰就恨誰，不恨也恨。細想我對魯迅的愛和對蔣中正的恨就是這樣被培養的，中宣部給的教材、影視，由中共史家、教師、作者、記者寫。原本我不喜歡《狂人日記》。叫「蔣介石」也是中共讓叫的，原本經常叫是叫「蔣中正」。跟經常叫「關羽」，而不是總叫「關雲長」一樣。我想告訴大家的是：黨文化洗腦是中共的思想政治園丁（教師為主，記者、作家為輔）與與政治花蕾、花兒、綠葉、花泥等互動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