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用西方哲學的思辨推理整理和重新解釋中國的太極哲理，被馬克思利用。唯物辯證法是洗腦邪術，誤導人詭辯而失去生活的目的和生命的意義，再造行屍走肉的人，苟且偷生，舍棄「自由康樂的精神生活」，以謊言惡語誹己謗人。
關於蔣介石，在我看來，蔣公比竇娥還冤，本名「中正」還不被我們叫。1955年蔣公在臺灣國防大學演講《消滅共產主義思想的根本方法》，我前日讀過後喟然長嘆：洞見共匪是邪教、堅信天命通神，醒得早莫人能跟，孤掌難鳴難怪失敗。
用「涅槃、新生」等概念解讀歷史，國共33年黨爭（1926年至1949年），在我看來，就是湘軍和太平軍13年戰爭的繼續。所以我看蔣中正是曾國藩，看毛澤東是洪秀全，看李秀成是孫中山。這當然是管窺，卻也能穿起我的歷史珠子。這樣不僅可解釋共匪1949年的暴亂成功，也能說清軍人蔣中正何以思想卓越。
蔣公用同情的和綜合的思想解說黑格爾的絕對理念：「絕對」指創造宇宙萬物的上帝（神），「理念」哲學是對中國的「太極」（上天）哲理的思辨論述：通過「存在（正）→實在（反）→理念（合）」的「正反合」辯證原理，理性地闡述了人類世界的演進過程：由陰到陽、微觀到宏觀、混沌到有序、野蠻到文明。
哲學家和神學家其實是用不同的話語講世界和人類是怎麼來的。神學家通過故事說世界和人類的來歷，例如《聖經》說眾神怎麼合創神與人共在的這個宇宙，耶和華是怎麼創造亞當和夏娃置放在伊甸園，又怎麼把他們逐出來的。再如中國傳說說我們頭上日月與神州大地是盤古的身體變化出來的，中國人是女媧造的。各民族的創世和造人故事形成各民族的天命信仰、文化，歌舞、戰爭都與之相關，例如希臘神話說他們城邦的人得罪了神，而神通過美女海倫讓他們出海作戰受難。哲學說世界和人的來源，不說故事，也不說給不低頭沉思和求知的大眾，而主要說給「愛智慧」的智者和自己的心靈。說水，說氣，說土，說火，眾說紛紜。
但哲學家只是解釋世界，在書齋、講堂、研討會的象牙塔，民眾該吃吃、該睡睡，學生該上課上課、該作業作業，辯論是非並不惹事生非。沒有哲學爭論引發的地方和地方、國家和國家進行的戰爭。但馬克思的哲學是個例外。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以人本哲學講性善而說理性和愛並主張社會主義憲政運動的時候，他尖刻地批判，明說他的哲學不只是解釋世界，更是掀動工人的階級仇恨，以鬥爭、革命、專政的方式改造世界，社會主義不是民主憲政而是革命專政砸碎舊世界。
在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不僅是學說，更是邪說是宗教這一點上，馬克思明目張膽並直言不諱。這當然不是什麼真理在握的理直氣壯，而是人在邪教中的氣焰囂張和誤入邪道的走火入魔。歐洲哲學家在17世紀之後不說正邪的事，也的確方便了馬克思篡改黑格爾的辯證法矇騙世人做壞事，但沒有矇騙住蔣公中正。
儘管跟魯迅一樣，原配妻子也是母親包辦的，但蔣依然孝敬母親，沒有由恨母親而滋生的恨禮教的狂人思想和視角，人如其「中正」之名，中和而理智清醒，正直而尊神祭祖。蔣公在中國五四運動中陷得不深，所以沒被新辯證法矇騙住。
蔣中正看出黑格爾的辯證法是對《周易》、《道德經》、《論語》的理論化、系統化的論述，也是教人擇善而從的。所以他1955年清楚地指出：黑格爾「解釋歷史」的唯心辯證法，被馬克斯「唯物辯證法」卑劣地移花接木、偽裝欺世了；共匪邪惡至極，「只要能達其目的，無論顛倒是非、混淆黑白，都可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不管唯心論、辯證法，都被用來「掩護其狡詐萬惡的邪說暴行」；誰要是接受「唯物辯證法」的歪理宣傳，誰就會患一種「眩共」病，「為共匪所眩惑而迷惘無主」，被「矛盾律」引入你死我活的鬥爭歧途，質變後自我否定了。
我讀大學和研究生課程，被「馬列主義學者」在書本上宣講的「對立統一規律」、「量變質變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弄得眩暈不分好壞了。而蔣中正卻沒有，一眼洞悉共匪「矛盾律」的「退一步進二步」等鬥爭戰術的邪惡：視人類為獸類，將戰場上的敵對鬥爭推到各個家庭和全社會，使夫妻、師生、師徒相鬥，最終家國體系「歸於瓦解」；快被消滅時，暫時跟視為敵人的一方妥協，將其注意力轉移到外部，例如紅軍在江西保衛蘇聯的蘇維埃運動失敗後，打出「抗日」旗號，導引全民逼迫南京國民政府抗日，使共匪能在延安種鴉片而生存。蔣中正如此見識，我沒在馮玉祥、張學良、李宗仁那裡見到。這三人都缺善心慧眼。
毛澤東更是不仁不義。沒有彭德懷、林彪，毛澤東在江西就成了國軍的俘虜，瞿秋白似地被押送刑場槍斃了。但林彪聽從閻錫山的抗日軍令打平型關伏擊戰，彭德懷組織百團戰役破壞日軍的交通線，毛澤東就惡氣洶湧地罵娘，痛恨這兩個將軍作為中國人的民族血性和氣節。由於不顧同胞死活，毛澤東就能夠將馬列辯證法的「矛盾律」鬥爭法則用於統一戰線、武裝叛亂和黨內整肅。通過整風運動、反右文革，從延安地區到大陸全國，文人、黨官都被迫說謊和罵人，戰天鬥地做壞事。彭德懷、林彪早期的報國善心就這樣質變為叛亂邪念，自我被扼殺。
蔣中正為娶宋美齡成了基督徒，信上帝和基督，能使他認清中共所謂革命是違法暴亂。但中國人特有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君子品格，卻不是每日的祈禱升華出的。成為基督徒之前，蔣就已是一個思想成熟的成年人了。跟孫中山相比，蔣熟讀儒家經典，能時時警覺出中共的邪惡，並能當機立斷地整理黨務、清黨、剿匪、戡亂。沒有散漫和疏漏。蔣公1955年就清楚地指出：「共匪是獸性的，亦是奴性的，而絕無人性的」，以「擴大矛盾」、「製造否定」、「加速突變」等詭詐方式製造了赤禍，「致使我整個大陸為其竊據」。如此認識今日都還不多。
將歷史人物的生命視為電視劇似的幾部曲，湘人曾國藩維護儒家禮教一生走完，得溢「文正」，轉生浙江成了蔣中正（字「介石」），繼續統軍清剿匪幫。蔣中正是民國時代真正的中國軍人，特立獨行卻沒有「我行我素」的個人主義，戎馬一生為維護中國人如果沒有就會滅種的「忠孝廉恥」的仁義品格；更有道家的睿智：西方哲學論辯中國太極哲理，從黑格爾到馬克思，過程由正到反。蔣公學黑格爾哲學純屬公務後的業餘興趣，卻比賀麟、朱光潛等民國學者更懂黑格爾。
賀麟主要是翻譯黑格爾的哲學，朱光潛側重黑格爾的美學，卻都沒有蔣中正的睿智。蔣通過業餘時間閱讀賀麟的翻譯作品，跟馬克思的思想相比較後，1955年指出：黑格爾的辯證法的內容和原理，「無非是導人於窮理致知、求真求善」，而「馬克斯背天逆理、賊仁害義的唯物思想，乃是完全與他背道而馳的。」生物學說人類始祖是猿猴，賀麟最初並不認可，認可的是「人是萬物之靈」，可1950年代卻誅了自己的心。朱光潛1983年還在香港聲稱是馬克思主義者。朱、賀不辨善惡拒絕去臺灣而留在大陸，都被中共暴力土改嚇壞，被唯物辯證法換了心。
蔣公有善惡、正邪的觀念，故而非常清醒：學習黑格爾辯證邏輯可以對付共匪，學習唯物辯證法卻「很危險的」，會陷入唯物論的詭辯，成為中國戰國時代告子似的「以義為外」、「戕賊人性」之蟊賊。離棄民國的文人被不幸言中：幾乎都放棄了科學和民主的往日訴求。抗戰時期，朱光潛代理川大校長，1938年主持全校教師罷教，反對政府在川大文學院派遣院長，理由是維護學府的尊嚴，捍衛教育自由。中共在大學強建黨委，強封學者的嘴，他帶頭批判胡適和梁漱溟。
對黑格爾哲學和馬克思哲學不辨正邪，做人難有正氣。在中華民國民權得到法律和禮法雙重保障時，賀麟倡導新心學，認為「心」是人的根本，人「不可離心而言物」，以此演繹出他的「新心學」體系，嘗試復興儒家心學，以仁義良知遏制私情、修繕人際關係。這種「打掃孔家店」的做法比「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的憤青做法理智可行，他也由此成為知名教授。中共來了，考驗民國順境下的教授是否言行一致。凡是放棄儒學主張的，說白了，是怕貧窮受苦、戀教授特權，畏懼批鬥。這些人對不起蔣中正為首的國民政府，也對不起天賦的知識。
《九評共產黨》和《解體黨文化》系統論述共產黨的本質和黨文化邪術前，明辨黑格爾的理念辯證法是正、馬克思的物質辯證法是邪的人鳳毛麟角。依照儒教理學傳統，類似歐洲（基督）新教傳統，民國學者、教授總體上在國共黨爭的政治是非面前，秉承良知，抗戰之後理應支持蔣公對共匪的戡亂政策，卻因現代西學不辨正邪的影響而以怨報德，感情用事地舍近求遠，選擇相信中共土改為民、民主整風等謊言，被各種運動逼迫撒謊罵人，學辯證唯物論自我洗腦，扼殺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