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二十三週年前夕，目前仍「保外就醫」的前北京市長陳希同親述六四內情的新書出版，他接受退休體制內學者姚監復八次訪談，反駁《李鵬「六四」日記》說法，否認自己向鄧小平謊報軍情，以致鄧作出鎮壓的決定；否認自己是戒嚴總部正指揮。陳也指被判十六年刑期是冤獄，是中共高層權鬥結果。十八大前夕，平反六四傳聞不斷，重新釐清鄧小平的角色，也為高層尋找平反六四的最佳時機。
矜偽不長，蓋虛不久。歷史是真實的，歷史記錄則可以打扮。但真相只有一個，沒有真相才害怕謊言。五月下旬，正當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二十三週年前夕，一部《陳希同親述：眾口鑠金難鑠真——保外就醫的陳希同2011—2012年談話記錄》在香港出版，引發政壇震撼。陳希同，「六四」事件時任北京市長，作為事件的主要人物之一，儘管是一家之言，卻頗具歷史價值。「六四」事件，至今仍存在諸多謎團，人們可以一時編寫歷史，篡改歷史，演繹歷史，但時間是最好的檢驗標準，對於篡改的歷史，總會有還原真相的時候。
這是歷史的本色，在歷史的演繹中，看那些潮起潮落的影子。由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的《陳希同親述》，二百六十七頁，十一萬字，首版七千五百冊。全書收錄他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六日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對友人的八次談話記錄，內容集中，主要談兩個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陳希同否認自己在「六四事件」北京天安門廣場鎮壓學生中扮演負責角色，反駁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在《李鵬「六四」日記》中，指稱陳希同擔任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的說法，澄清自己從來不知道被任命為「正指揮」，直到二零零零年，他看到李鵬的那本「日記」書中的文字，才知道李鵬任命他擔任「正指揮」。
第二個問題是：陳希同否認當局對他貪污罪指控，詳盡披露所謂「貪污禮品」和享樂「豪華別墅」、瀆職等罪名的事實真相。他說：「對我的這種判刑，被人稱為‘文革後最大冤案’、‘最荒唐的錯案’、‘最不得人心的假案’、‘最不人道的大案’」，「尉健行（前中共中紀委書記）這個人是後來整我的，他搞了很多假材料」，「我確實沒有像傳說的那樣，去收集江澤民在上海的什麼材料，向薄一波告狀，薄一波把我的告狀信交給了江澤民，因此，江才整我。後來薄一波兒子薄熙成來看我，兩個人談起這樁傳聞，我們都哈哈大笑，因為這是無中生有的事……但是，江澤民是否對我有懷疑，中國古話：主疑臣死」。全書還涉及中南海高層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李鵬、李先念、喬石、李錫銘、尉健行、江澤民、朱鎔基的言行，大多首次披露，陳希同對胡耀邦、趙紫陽特別讚許。
可以說「六四事件」是當年改革開放的轉捩點。尚有五六個月，令人關注的中共十八大召開。「不改革，死路一條」已是中南海共識。重溫二十年前鄧小平南巡講話，強化鄧小平改革開放思想，而「薄熙來事件」則是催生改革新動力，十八大將吹響「再推改革新號角」。二十多年來，說起「六四事件」，從戒嚴到鎮壓，人們普遍認為是北京市領導人曾經向鄧小平提供了不真實情況，「欺上瞞下，謊報軍情」，從而導致天安門事件危機。
陳希同在談話中卻一再認為，「鄧小平的政治判斷力極強，資訊來源和管道很多，是不會被欺騙和上‘謊報軍情’的當的」，陳希同以趙紫陽的話，強化這種說法，趙紫陽說：「如果鄧小平會被騙上當，那就不是鄧小平了」。陳希同說：「有人說，是北京市委、教委誇大事實、謊報軍情，欺騙了鄧小平，認為鄧小平辨不清真假，不瞭解情況。實際上，他有很多耳目，他可以掌握北京市都不瞭解的情況，而且天安門廣場上的學潮情況，北京市的人誰不知道，鄧小平怎麼會不知道」，「說鄧小平受騙，是低估了鄧小平」，「如果我能欺騙鄧小平，那你們不是把鄧小平說成是昏君、庸君了嗎？」鄧小平拍板軍事戒嚴、最後下令鎮壓，這無疑對鄧小平的評價帶來巨大衝擊。
盛傳習近平會平反六四
這一陣，北京盛傳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提議「平反六四」，又傳將於中共十八大上位總書記的習近平，會在任期兩三年之際「平反六四」。且不論這些傳言可信度多大，但「六四平反」已經沒有爭論餘地，問題只是時機。隨著隱藏的歷史真相，逐漸脫去包裹的層層外衣，對鄧小平評價的重新認識，必將對他的改革開放思想作一番清理。習近平會推出什麼理論，高舉什麼大旗，無疑引人關注。
《陳希同親述》一書的八次談話，由姚監復記錄、整理、著述。今年八十歲的姚監復，曾是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五月二十八日，他在北京接受亞洲週刊採訪，他說，見到陳希同完全是「一個偶然機會」。二零一一年一月六日上午，他前往北京昌平小湯山陳希同寓所登門拜訪。事緣，姚監復表姐鍾鴻是文化人，曾在陳希同屬下工作，她寫了一本回憶錄《風雨半枝蓮》。書中有一段講述她寫曹雪芹電視連續劇時，時任市長陳希同曾支持過她。姚監復便上門將書贈送給陳希同。他倆交談時，便聊起了當年的「六四」事件。姚監復回憶說：「歷史的偶然性給了我一個特殊機遇，見到一位歷史的重要見證人。」
姚監復說：「我以前與陳希同沒有單獨直接接觸，這是第一次面對面談話。但這第一次接觸，我覺得我們倆互相感受到對方是真誠的，因此後來談話都比較坦率。這些談話，我是拿筆做的記錄，沒有用錄音機，一旦用錄音機，會讓陳希同感到緊張，談話反而不自然。每次談完後，我就回家當即整理成文，下一次見他時就帶給他審閱、修改。見面談話至今一共十次，有兩次談話時間不長，內容重複，我就沒寫。最初的書稿是六次談話，半年前交了書稿，今年四月又將最近的兩次談話筆錄稿交出版社，作書稿補充。」
在書中，陳希同訪談澄清了「六四事件」的幾個重大問題：他是不是戒嚴指揮部正指揮；他有沒有簽發向中央上報學生運動的簡報？他在學生運動期間，有沒有向中央、向鄧小平謊報軍情；他有沒有去過鄧小平家裡開會；向市民廣播講話，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六四」制止動亂平息暴亂情況報告，是否他起草的……陳希同說：「凡是錯誤的，歷史一定會否定。正確的，歷史一定會肯定。正確的誰也改不了。錯誤的，可能長期存在，但是絕對不可能永遠存在……真相總會戰勝謬誤，無非是時間問題。」
陳希同說，他是二零一零年讀了《李鵬「六四」日記》的影印本，才知道自己曾被任命為戒嚴指揮部正指揮的。此前，包括一九八九年當時，沒有任何人、任何文件告訴他這一重要任命。他說：「我自己不知道我是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我也沒有在一九八九年去指揮戒嚴」，「我想有機會時，要請問李鵬：什麼時候你或者指定過另一個人通知我是北京戒嚴指揮部的‘正指揮’嗎？有正式文件嗎？這是什麼組織，什麼時候由什麼人決定和什麼人批准的？為什麼不在當時通知我擔任這麼重要的一個職務？這個指揮部設在何處？由什麼人組成？北京戒嚴指揮部的任務、職責是什麼？我這個‘正指揮’的職責、任務、權力是什麼……副指揮周依冰沒有找過我這個‘正指揮’請示，我這個‘正指揮’也沒有指揮過周依冰副指揮」，「北京市這一邊的工作人員，原來跟我一起工作的人員，也都沒參加過戒嚴指揮部的會。如果我是‘正指揮’，他們都應知道。但是，他們原來也都不知道」。
歸咎市委書記李錫銘
陳希同究竟有沒有簽發向中央上報學生運動的簡報而誤導中央？陳希同說，「我作為市長，沒有簽發向中央上報學生運動的簡報。這一類政治思潮方面的簡報，是由北京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李錫銘簽發上報的」，「我在一九八九年不是政治局委員，上面的重要會議我沒有參加，一般都是李錫銘參加，回來傳達的。現在看了《李鵬‘六四’日記》，才知道上層爭論得這麼激烈，李錫銘回來都沒有全部傳達過。對於改革，他不積極，甚至有些改革措施，他反對。關於政治思想情況向上面的匯報、簡報，主要都是由市委管，李簽發的」，「李錫銘是市委書記，當年他負責政治思想、處理學潮。我作為市長，要保證好水電氣、肉奶蛋糧食的正常供應。關於‘六四’的許多書，有真有假。我的真實思想確實是不同意發生動亂，希望局勢很快平靜下來」。
陳希同說，「李錫銘跟江澤民太緊，他病重時，坐輪椅，也住在小湯山療養院，他託人捎話願見見我。他先來看過我，後來我也去看過他，他對改革開放的起碼常識都不懂，鄧小平南巡講話記錄稿的初稿點他的名，說‘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講，多一個三資企業，多一份資本主義’，後來正式定稿時刪掉了李錫銘的名字。李錫銘原來跟江澤民跟得很緊，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江澤民把李錫銘拋了出來，把責任推給了李錫銘，最後江澤民保住了總書記的位子，沒有事，而李錫銘調動了工作，當個部長，李錫銘發現江澤民態度變了，出賣了他，把責任推到他身上，他說：‘江澤民是政治投機分子’。把我打入監獄，李錫銘心裏有個疙瘩，我去看病中的李錫銘時，我講：‘把我打入監獄，不是你的意思’，聽了我的話，他的眼睛裡充滿了眼淚，半天他說不出話，他對我心有內疚。至於李錫銘講‘李鵬是個大混蛋’，可能是認為李鵬也不支持他」。
陳希同究竟有沒有去過鄧小平家裡開會？陳希同說，有的書說八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在鄧小平家開會。鄧小平是四川人，耳背，聽不清別人發言，陳希同坐在鄧小平背後用四川話大聲在耳邊重複一遍，「似乎我陳希同與鄧小平私交很好。其實，我從來沒有去過鄧小平家，更沒有在他後邊耳旁大聲重複別人的講話。我也沒去過他家裡打撲克、搓麻將或下棋」，「我沒去過鄧小平家、胡耀邦家，只有一次趙紫陽有事找我去他家，出來時他說：可多來，我也沒有再去過」，「我對胡耀邦很尊重，很佩服，他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一身正氣。對鄧小平，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沒去過他家，萬里、彭真、劉仁是老領導，只是過年時拜年去，平時也不去」。
向市民廣播講話，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六四」制止動亂平息暴亂情況報告，是否他起草的？對此，陳希同說：「這些報告在討論時，我沒參加。是中央負責起草的。要我讀，我就念，一個標點符號也沒改。上面佈置的，向北京市民講話，用北京市長名義。向人大作報告，不好用北京市長名義，就用國務委員名義。我是照本宣科。」
六四悲劇原可避免
陳希同說：「我認為‘六四’是鄧小平不容易下決心的，沒有辦法時的辦法，是一場可以避免、應當避免而沒有避免的辦法，中央動盪，我不願意。上邊的鬥爭、爭論，我不知道」，「對於‘六四’的評價，趙紫陽、鄧小平、李鵬的評價，歷史會有評價的，黨內的文件材料，將來總會公開的，真相總會在解密後清楚的。我相信歷史無欺。學生勸說後回去了，怎麼後來又回廣場了？天安門廣場死了幾千人，是胡說。解放軍也確實被打死了、燒了，也是一種仇恨」，「總之，‘六四’是一場悲劇。值得研究的是，為什麼會發生這場悲劇？本來可以避免也應當避免的悲劇，為什麼會發生？如果黨內問題不解決，上層爭論、鬥爭激烈，沒有及時採取必要措施，不願意發生的悲劇就必然發生了……應當認真總結歷史經驗，歷史的客觀真相是什麼，要準確，光憑感情下結論不行，流血的問題，原因的分析，可能要留給歷史解決……有了上面的決定，宣布戒嚴令了，北京市只能執行，有的是李鵬發了令，根據李鵬意見，北京市也就簽發了通告。有的書中也有不準確的胡說八道，造謠成分，結果眾口鑠金難鑠真，需要對歷史負責」。
陳希同被判刑十六年，到二零一三年七月刑滿，當下仍處於「保外就醫」期。按規定，他寫的文字不能公開發表，他也不能接受採訪。他的談話記錄卻整理出版了，引起讀者莫大好奇。問姚監復：陳希同是否知道這本書要在香港出版？姚監復回應說：陳希同同意他作記錄，也同意他拿去出版，同意在適當時間，以適當方式，將談話記錄稿公之於眾，以澄清一些不實之詞。但陳希同考慮到自己仍為「帶罪之身，刑期未滿，只是保外就醫的特殊身份，不願引起當局誤會，以至給他本人和家屬帶來新的麻煩，因此，陳希同並未決定，立即公布這份談話記錄稿」。陳希同曾對姚監復說，「我現在的身份還是犯人，如果發表，可能有危險」。
陳希同已全權委託律師王耀庭，於零八年十二月向最高人民法院報送「對陳希同一案向高院請求複查的申訴書」，至今已三年，沒有任何答覆，既沒說「同意複查再審」，也沒說「維持原判」。因此，陳希同說：「訪談錄的發表，還是再等等。我死不了，看看情況，再等等。……再看一段時間，如果仍不作回答，我只有和盤托出……這個案子完完全全是一個冤案。」
姚監復說：「我已屆八十，腦力日衰，難以對這些訪談錄再做更深入細緻的考證，我想，只有早日公開發表，引起有識者重視，研究核實，才能使歷史真相大白於天下。為了對歷史負責，對勝負兩方面的當事者的回憶錄都應公布，讓讀者自己判斷。我相信，讀者永遠比作者更聰明。因此，作為訪談的記述者，我個人決定公之於眾。這一決定與陳希同無關。我希望不要給他帶來麻煩。和諧社會中，申訴、申冤不應引來壓制與迫害。現在，陳希同本人還不清楚這本書要出版，也不知道出版後會有什麼後果。」
陳希同可在北京活動
談到陳希同近況，姚監復說，陳希同身體還不錯，思維敏捷，思辨清晰，記憶力很不錯，互動交談是坦誠的。陳希同曾告訴他：「我現在保持低調。我可以在北京活動，見誰都可以，如果離開北京，要打招呼。上網，也要注意。」姚監復說，現在陳希同拒絕了秦城監獄每月發放的三千五百元人民幣（約五百八十美元）的待遇，因為他認為接受了監獄的錢，就等於承認犯罪。他可以在家接待客人，除了外國記者。不經批准，不能離開北京，可在北京市內活動。
姚監復說：「陳希同談話中的觀點，與我的觀點並非全都一致。但有兩點我覺得是真實的。第一，他不是貪官，他是想把禮品捐給人民藝術劇院，放在辦公室只是為了估價。第二，他不是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我覺得這兩點是最主要的，應該也是沒有爭議的。所以他說‘莫教後人考證愁’，我想這也是他的希望。這部談話錄披露了不少以前人們並不瞭解的真相，比如，陳希同根本就沒有去過鄧小平家裡參與討論戒嚴的會議。他沒有寫過信告江澤民的狀，我相信他講的是真話。」
二零一一年一月六日，陳希同與姚監復談話時，幾次提到他在秦城監獄寫的一首詩，題目是「眾口鑠金難鑠真」。談話尾聲，陳希同拿來兩首列印好的詩送給姚監復，並在詩末簽上他的名字。其中之一就是這一首。陳希同寫道：「被打倒入獄後，對陳某的污言謊語多如牛毛，中外媒體更是鋪天蓋地，各呈其能，不顧起碼的真實，大肆傳播，經久不衰，因感而寄之。」七言詩云：慣聽污言心氣平，假話千遍詡高明。幾桿曲筆文革亂，三聲訛傳曾母驚。權欲熏熏滅心智，忠直代代鑄冤魄。謠言世家還謠斃，眾口鑠金難鑠真。
將出版胡趙新政啟示錄
姚監復說：「陳希同相信歷史最後會給予真相。我覺得應該爭取盡早將真相弄明白，因此自己做這樣的事義無反顧。最近我還跟胡績偉談話二十次，幫他整理了二十篇文章，結集《胡趙新政啟示錄》在香港出版。我這樣做，無非是搶救歷史，提供一點真相，讓大家思考、判斷。其實，我們已經喪失了很多，像朱厚澤、杜潤生，我有機會接觸他們，但我沒能跟他們談很多，記下很多，這是非常遺憾的。我在歷史漩渦邊上，有很多的見聞沒有及時記下。所以我會抓緊時間多做訪談，記錄和轉達談話人的原話和原意。」
出版《陳希同親述》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人鮑樸，是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秘書鮑彤之子。五月二十八日，他接受採訪時說，要寫信史，就需要對各種資料研究的基礎上找出真相。有時候人們看到的往往只是表面現象，而真相卻一直隱藏著，需要去揭開。關於「六四事件」，中共檔案尚未公開。因此，當事人的回憶，即使是一面之詞，也是研究歷史最好的材料。作為出版人，能把重大歷史事件親歷者的回憶留下，是很有意義的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過去，當事人去世了，如果不留下他們的記憶，就什麼都沒了。
他說：「陳希同訪談中，我最感興趣的是他作為當事人，在‘六四事件’中究竟負多大責任，陳希同有責任講清楚事實，他的訪談如今公開了，可由讀者自行判斷。歷史並不是任人打扮的女孩，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的真相，畢竟是隱瞞不了的。」無論歷史的車輪以何種姿態碾過歲月，人們總有一種對真相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