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文化大革命已經和二次大戰一樣，成為人類歷史上一個約定俗成，都不否認的負面案例。
很多人能認識到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但談到如何否定文化大革命，各個人的看法又不一樣。對於一些所謂老幹部來說，文化大革命之所以黑暗是因為整肅到了他們；對於廣大民眾來說，尤其對於那些出身不好的人來說，文化大革命則是最殘酷的利用階級鬥爭迫害了民眾；文化大革命對於一些青年人來說，則因為他們失學，毀滅了他們的最美好的青春，甚至改變了他們整個一生。而對於中國的文化精神傳統來說，文化大革命對於中國社會的文化傳統、道德傳統進行了一次最徹底的破壞；從物質層面講，文化大革命對於民間存下來的書籍、文物等等,都是徹底殘酷的破壞，都是最大的一種毀滅。總之文化大革命曾經有過很多的罪惡，曾經有過很多不同的讓人們感到不能容忍的罪惡。……
但是文化大革命究竟黑暗在什麼地方，對於不同的人來說又有不同的認識。今天大陸人常見的那些對文化大革命產生的各種反彈，大都屬於假大空，因為一切是為了政權的需要。也就是說，在今天人們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上，很多人還是黨文化的語言、思想方法，還是共產意識形態式的認識。人們可以看到中國現在的報刊、知識界、在大學等等地方談到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基本上都是共產概念、思想，都沒有變化，僅僅是有些觀點有了變化而已。現在，所有的批評也好擁護也好，基本上用的語言、方法是一樣的，用的就是40年來在中國主流媒體、主流知識界、主流社會用的那些語言和方法。而一些當年的造反派、一些所謂文革中其它思想流派的人，對文化大革命的的闡述與看法，觀點上和當初1966年是有了一些變化，但在運用的語言，在對於社會結構的分析上，還是一種意識形態式的方法，跳不出一個封閉的桎梏，跳不出井底。典型的例子，是最近幾年的一批人儘管還曾經在美國留過學，在這些所謂文化大革命史的談論中，同樣也還是一種典型的共產意識形態式的方法。
儘管如此，在大陸及海外中國人中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中，還是有一些新的努力和成果。這也就是說試圖跳出這個井的框架和井的封閉。跳脫了過去意識形態式的，而從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觀念上來提出不同的意見。比如代表性的有在美國的王友琴、宋永毅等人，通過大量的調查，整理了很多第一手的資料，來揭示文化大革命；又如大陸有一個學者叫楊健，他通過蒐集、整理大量的文化大革命中關於一些青年們在思想、文化、文學上追求的資料，出版了一些《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這樣的一些書；還有如王榮芬女士，由於她自己在文革中以死來反對毛澤東搞文革，後來被判處無期徒刑，在坐了監獄13年。被放出來後就開始反思文化大革命。她後來到了德國，取得了社會學博士。因此王榮芬在她的工作裡，既從自己的親身經歷，出於一種良知來對文化大革命進行了一些辯駁或者一些揭示。還有如丁抒等人的工作都值得重視。
其實，「認識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可以說是一把鑰匙，它可以打開整個中國大陸過去土改、反右，以及對現在改革開放、今天中國社會一切問題的看法。尤其，對於中國大陸人如何認識極權主義，有著特別的啟迪意義。
第一，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極權主義為了鞏固自己極權專政的一種典型的共產社會運動。因此，毛澤東也罷，劉少奇也罷，都不構成主要問題的兩方面；他們的不同只在於如何專政群眾、專政民眾，如何維護權力中所採取的方法而有所不同。在這些人中，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佔了上風，他所要進行的所謂黨內鬥爭，實際上是為了鞏固極權。例如，據說毛澤東在1950年代末期曾談到有很多人要法治，他問劉少奇怎麼看，劉少奇沉吟了一會兒對毛澤東說我看還是得人治。然而，1966年劉少奇做為國家主席就是死於人治，毛澤東連極權主義的法律都不顧，把劉少奇置於死地。劉少奇實際上是死於自己所擁護的東西，作繭自縛，自作自受。所以對文化大革命來說，是典型的極權主義專制裡的一個「運動」。
第二，關於文化大革命發展的線索，人們可以看到之所以爆發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澤東鼓吹階級鬥爭的結果。階級鬥爭，實際上就是共產意識形態的最重要工具；極權主義利用階級鬥爭要達到的目的，就是極權專制。毛澤東在建政初期就大談階級鬥爭，到了1963年就把階級鬥爭在文化領域裡普遍的展開。先開始的是電影、戲劇的批判，例如對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對三家村的批判。最後通過這些個批判又擴展到教育革命。
所謂「教育革命」，就是要把整個教育體系中還殘留的一些一般正常社會的痕跡全部滅掉，把學校完全變成極權主義鞏固自己權力的工具。
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就是「紅色貴族」子弟聽到了毛澤東在黨內一些談話、一些風聲，主動提出來搞「文化」「革命」的。他們經過1960年代初期在各校搞四清、階級鬥爭後，就在學校裡推動所謂批判《海瑞罷官》，批判《三家村》的這些文化思想革命運動，提出所謂思想革命化，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然後從而進一步擴大到教育革命。這種教育革命，在1966年6月到達頂點。6月22日他們在人民日報上提出的廢除高考。實際上，在1960年代初期由於搞階級路線，很多幹部子弟對於上大學已經有很多的特權了。除了招考要貫徹階級路線，出身不好的人根本就不可能上比較好的學校。但是，因為一些幹部的子女考得太差了，也根本沒有辦法進入大學。到了1966年，儘管上大學最先優待這些幹部子弟，但他們還是不滿意，還要進行所謂文化大革命、要教育革命。為什麼要廢除高考？是因為他們認為優待還不保險，因為自己成績太差了，就乾脆廢除考試。廢除高考這種教育革命帶來的唯一最明顯的結果，就是幹部子弟的特權，他們可以不經任何的考試就自由的出入高等學府，壟斷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力。而出入高等學府，對他們來說就意味著可以牢牢的把握社會受教育的權利，從而把握權力。
這種把握教育、文化各種權力機構的努力、措施，儘管已經過去40多年了，到今天為止，極權主義者依舊在這些領域裡不斷在鞏固這個權力。所以實際上，人們也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到今天也沒有停止過。變了的不過是形式，由「文化」、「大革命」變成「經濟」、「改革開放」。然而革命也罷，改革也罷，極權主義的色彩是不變的顏色。
第三，紅衛兵是極權社會維護極權的一種比黨組織和共青團更加赤裸裸的工具。本來，黨組織和共青團就是極權主義統治社會的有效工具，為什麼還要另外成立紅衛兵組織？是因為還怕不牢靠，還要更進一步想要百分之百的控制這個社會，要更極端的來掌握權力。紅衛兵，實際上和希特勒的黨衛軍衝鋒隊一樣。在希特勒走到最極端的時候，就產生一個燒殺搶掠猶太人的「水晶之夜」；而紅衛兵走到極端的時候，就造成了1966年的「紅八月」。
紅衛兵——黨衛軍，水晶夜——紅八月！1966年的紅八月，在中國歷史上無可比擬。人們常常把它和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比，但實際上「紅八月」的紅衛兵在社會上打、砸、搶、燒、殺的場面，對傳統毀滅的場面，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是無法比的，因為那畢竟還是在傳統社會對於一部分的人的。而紅衛兵不僅是對於整個中華民族傳統，而且也是對人類傳統中的一種徹底粉碎，是一小撮人喪心病狂的一種最極端的一種行動。他們除了「紅海洋」外其他什麼也不留，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樣的紅衛兵行動，只能夠和希特勒的「水晶之夜」來相比。
第四，文化大革命是當代極權主義社會的一個「典型運動」之一。人們可以把中國大陸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往前追溯，看一看從五四以後的極權主義運動，或更開闊的對比一下蘇聯1920年代搞的文化革命，以及其後1930年代的大清洗，整肅；還可以看看朝鮮、越南、古巴、當年的南斯拉夫、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及東德，都有過這類黨內鬥爭、清肅運動。甚至此種使用的詞彙，「修正主義」、「工賊」、「機會主義者」、「右派」、「右傾」，乃至階級鬥爭，階級路線……都是一樣的，而且都不是中國傳統中的語言概念。因此，就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的現象，簡單描述地說，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是20世紀國際社會、世界歷史中的一個典型的極權主義社會內部的政治運動，完全可以和希特勒、斯大林的很多運動是同性質的運動，一方面是黨內權力鬥爭，黨同伐異，一方面利用運動群眾來對另外一部分人進行迫害。二者的核心問題，都是要極權，一元化領導。
在這裡人們可以看到，儘管文化大革命現象和反右等其它現像一樣，在東歐國家，在柬埔寨，在其它國家發生的表現形式可能不一樣；它在不同的國家上演，或者演員不一樣，或者所使用的語言也被翻譯的不一樣；但是從根本上說，演的是一齣戲，是極權主義內部爭奪權力的鬥爭，是如何運用極權主義政治手段來統治整個社會。其動員民眾、運動群眾的方式，與希特勒、斯大林以及東歐各國乃至現今朝鮮，所用的方式完全類同。
文化大革命裡從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期間，似乎有過一些所謂群眾自己起來的一些現象，於是一些人也曾經想把文化大革命說成一種民眾的不滿，有自己想法的運動；但實際上，卻是極權主義有效地在操縱、利用了民眾的情緒。比如那10年民眾的各種運動，始終也沒有跳脫毛澤東的手心。所有的一切，向左也罷，向右也罷，都是在毛澤東控制下進行的。在操縱、利用民眾情緒方面，毛澤東真不愧一個大師。而像薄熙來，似乎在重慶也操控的較成功。
第五，「文化大革命」這個名字就是非常典型、非常有代表性的，它清楚地表明瞭這不是中國傳統上的事物。粉碎四人幫、開始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後，居然很多人還把文化大革命歸咎於中國傳統文化，認為是中國傳統出了問題，這是很可笑的。因為這種反傳統，才意味著還是在搞文化革命。從「文化大革命」這幾個字來說，人們也可以知道它根本不具中國文化的特點，而是要革中國傳統文化的命。
「文化大革命」，它典型的代表了西方當代研究極權主義的專家、社會學家達倫道夫說的極權主義的兩個特點：一是反傳統；二是反近代的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觀。
文化大革命從開始的時候就是反對傳統文化，而且中國的極權主義從來也沒有停止過反傳統。五四以後到1949年以後，乃至到文化大革命，實際上中國極權主義反傳統的做法一直進行。而在文化大革命裡，除了文化革命、革中國傳統的命外，另一方面就是革當代人權、自由、民主、法治這些普世價值的命。對此，紅衛兵心領神會，完全體現了極權主義的價值觀。比如在當初第一個紅衛兵組織的發起人之一、所謂《三論造反精神》文章的作者駱小海，在他的文章裡就明確的提出來要「血染華盛頓，頭斷太平洋」，「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這些發自內心的仇外，實際上就是達倫道夫所說的極權主義的兩個特點的第二個特點，是對於當代所有代表人權、自由的民主國家的仇恨。
所以，當今天我們談到文化大革命，就又要回到「為什麼要談文化大革命」的題目上來。希望人們能跳出井底，能從從文化大革命的現象能看今天中國社會的一些問題，來反省今天，來反省這一切，不再像上一代紅衛兵那樣犯下毀了別人、又毀了自己青春的愚蠢錯誤。
近幾年來，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在中國社會突然又重新時興起來，在一些當年的所謂老紅衛兵裡，又重新為他們當年紅八月的事情翻案。並且，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突然以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者自居，有的還曾經留學過美國。
他們和美國的王友琴女士、德國的王榮芬女士不一樣。王友琴、王榮芬的研究是從案例開始研究，跳出過去那個社會加給她們的方法，而且做了很多紮實的工作來重新揭示文化大革命的事實，然後從這些事實來重新梳理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梳理一些思想，起到警示後來人的作用。而另一些老紅衛兵的「研究」，則站在一種「意識形態的立場」上來對當年他們在紅八月的一些事件上辯護和推諉。他們沒有像王友琴那樣去從事調查「研究」，而是以她自身的經驗和既得利益來談這些問題，比如在天安門為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的現美國人宋彬彬。
義大利一個哲學家曾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也就是說一切研究歷史的人，對於歷史問題的看法都代表了他們自己對於現實的感受和看法。也就是說，一些老紅衛兵對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不僅毫無反省，毫不懺悔，而且還可能成為中國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基礎與土壤。
（本文摘自：《與紅衛兵蒯司令談文化大革命》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