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謝薛湧教授對我獲獎(弗裡德曼促進自由獎)的祝賀。薛湧也對我提出了批評(見薛湧《茅於軾與中國自由主義的誤區》)。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希望我對此作出回應。
薛湧的批評大概有三點。下面逐條來討論。首先是我說了「企業家創造財富，工人則未必」。當然，財富是企業家，工人(甚至還有政府等)共同創造的，缺了誰都不行。但在中國的條件下一直只說工農創造了財富，很少說企業家也創造財富，甚至還灌輸企業家是剝削者的說法。這很需要糾正。
工人的勞動未必創造財富是不錯的。只要看改革前，工人農民累得要命，不怕苦，不怕累，戰天鬥地，但是財富沒有創造出來。原因是沒有市場，特別是沒有企業家。工人農民的勞動用錯了地方。而改革後我們的勞動減少了，財富反而增加了。關鍵的一點是有了企業家組織生產要素，用低成本生產出合格的產品，並銷售到最需要的地方去。這些都不是工人農民做的事。
薛湧生活在市場經濟環境中，沒有必要再去講市場如何重要，要講的是勞動的重要性，鼓勵誠實的勞動。但是在中國很不相同。中國的市場制度還搖搖晃晃，不解決建立市場的根本問題，勞動還可能被濫用。大煉鋼鐵，轟轟烈烈，誤用勞動的場面在我腦子裡揮之不去。在中國需要強調的不是勞動如何重要，而是市場和企業家如何重要。
薛湧批評我有失片面，我願意接受。這個片面是中國的環境造成的。在中國這個具體環境中，更應該強調的是市場和企業家在財富創造中的作用。勞動創造財富早已強調過了。需要讓大家知道的是市場和企業家的作用。
交換創造財富。這並不是我的發明。現代經濟學就是這樣講的。我不過用了一種不同的表達方式。經濟學中供應線和需求性交叉中的三角形面積，就是交換所創造的財富。而且GDP作為財富生產量的指標也是從交換統計出來的，不是統計勞動量得到的。當然，交換的背後有勞動的創造。但是勞動最後表現為財富必定是通過交換。我完全沒有蔑視勞動的意思，我要補充的是光有勞動不會有財富。勞動必須結合交換。因為交換指明了勞動該用在何處才能生產出財富來。
最後，是不是「保護富人窮人才會變富」？我仍然認為是對的。富人和窮人都應該同樣受到保護，才能有普遍的收入上升。特別要防止在一個窮人佔多數而且有普遍仇富心理的情況下，政府採取打倒富人的政策。這種政策對政府最有吸引力。「打土豪，分田地」往往是很得民心的，它犧牲極少數人的利益，獲得極大多數人的贊同。窮人確實痛快一時，以為社會變得更公平了。可等事情冷靜下來後，社會上就沒有富人了。
社會提倡窮，窮人可提拔，可以入黨，參軍。三代窮人是最可靠的；和富沾一點邊的人都會受排擠，靠邊站。任何個人有一點致富的行動或想法，立刻受到批判。國家變成了窮人國。我認為一個社會應該鼓勵大家致富，要向富人學習(當然不包括靠歪門邪道致富的人)，致富光榮，這是正常社會應有之義。
富人也要同情窮人，幫助窮人。這是一個和諧社會所應有的人際關係。可是中國在解放後的三十年就是實行的仇富教育。每次運動都要憶苦思甜，把仇恨集中到富人身上，把他們描繪為剝削者或階級敵人。然後向他們展開鬥爭。仇恨從哪裡來的？就是這樣教育出來的。三十年後的今天中國還有個別地方利用這種不正常的手段獲取民心。這是非常危險的做法。今天我們要強調：和保護窮人一樣地保護富人。也就是人人平等，人人都享有人權，沒有貧富的區別。
但是另一方面平等也是我們追求的目標。收入差別既不能沒有(不能吃大鍋飯)，也不能過於擴大。現在不但在中國，也在美國等發達國家，貧富差距已經太大了。這方面我們一定要努力克服。所以我說了「為富人說話」，也說了「要為窮人做事」。為窮人做什麼事？就是幫助他們致富，減少貧富間的收入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