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原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中國著名政治異議人士方勵之教授在美國去世。方勵之撒手人寰，不僅引起輿論對這一位至死仍然無法回歸祖國的民主倡導者的命運的關注，也勾起人們對1989年中國發生的劃時代慘案「六四事件」的回憶與反思。
石破天驚 一石千浪
1989年1月6日，方勵之以個人名義致信時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鄧小平，呼籲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週年，「五四」運動七十年與法國大革命二百週年的時機，在全國實行大赦，釋放包括於1978年於西單民主牆提出民主化的魏京生在內的所有政治犯。方勵之的這封信，既如石破天驚，振聾發聵，又如一石千浪，在北京政界和學界引發巨大衝擊波。旋即，北京知識界跟進簽名呼籲啟動政治改革，開放言論。這是中共建政以來知識界衝破四十年的一黨專制管制體系，發出的要民主、要自由的時代強音。上承八十年代思想啟蒙的東風，下啟十年改革開放以後社會邁向多元的強勁衝動，1989年的春天的這股潮流，向中國共產主義極權體系提出了嚴峻挑戰。
方勵之當年的提議引起連鎖反應，啟動了中共建政史上最為波瀾壯闊的以學生為主體的民主運動，並最終導致中共動用軍隊、坦克鎮壓學運，寫下世界現代史上最為駭人聽聞的屠殺手無寸鐵的示威學生的一頁歷史。這一事件無疑改寫了中國當代史，摧毀了中國藉助清算文革浩劫而推向漸進民主化的希望。六四之後，多少人仰天長嘯、悲痛欲絕；多少人身陷囹圄，失去自由；多少人被迫出走，有家難歸。方勵之之死，是又一位繼劉賓雁、王若望、王若水等之後客死異鄉的中國民主志士。
向其他當代民主志士一樣，方勵之為他的獨立意志和自由信念付出了代價。方勵之去世之後，眾多的評論寫道，方教授在中國正在露出民主之微光之時離開人世，留下世紀遺憾。也許，方勵之的去世能夠喚起更多的人反思六四之後的中國，回望中國共產黨建政六十年以來的歷史軌跡，清理1949年之後中國眾多精英與民眾為求國家強盛、民族安寧而放棄個體自由、民主憲政，將國家前途與個人安危寄託於強勢救世主的得與失。
以科學為底座衝破思想禁錮
方勵之並非外在於歷史潮流，直到1957年反右運動，他對當時政治體制也持贊同態度。他於1991年出版的英文回憶錄的書名即為《從贊同者到異議者》。但是，作為一個有建樹的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受惠於青年時期形成的獨立意志和探索真理的追求。他是從科學求真的路徑走上反對馬列教條的自由思想家。八十年代的中國思想解凍，自由復甦，方勵之之所以能夠引領時代潮流，是由於他站在堅實的科學底座之上，堅持真理、自由探索。他對科學的探索引導他走上了反抗權威，反抗專制，爭取自由、呼喊人權的道路。
極權社會的封閉，專制制度的嚴密，使得文革後的中國社會人文凋敝，思想資源極端匱乏。時勢造化，科學家方勵之反而有著更為厚實的資源成為八十年代思想啟蒙的先鋒。方勵之以科學的肩膀，擔起了衝破思想禁錮的重擔。其時的方勵之，當仁不讓，奔走呼號，鼓吹民主、宣揚人權。他是八九民運的旗幟，也是當代中國衝破極權的盜火者。
公共知識份子而非政治領袖
從追求真理到捍衛自由，他是經典意義上的公共知識份子，並非政治領袖。六四血案，方勵之既無心理準備，也無政治雄心以其一人之力扭轉中國政局。他因此不僅不容於中國政權，也不被部分學運人士所理解。直到去世，方勵之不僅為專制所不容，也仍然有人怨恨他當時甚至後來均不能挑起民運領導者的重擔。
這是方勵之的悲劇，是中國知識份子的悲劇，也是中華民族的悲劇。難道中國社會留給知識份子的選擇只有兩種？要麼卑躬屈膝，成為幫凶、喉舌、奴才；要麼振臂一呼，挺身反抗，搖身一變成為民主領袖？知識人能否既獨立於朝廷又獨立於江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