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先生6號在美國去世後，中國官方的《環球時報》 作出反應，於9號發表社評，稱方勵之是「政治對抗者」。社評說，中國知識份子應當順應國家和民族的復興之勢，在法律框架內推動民主建設。有評論者表示，《環球時報》的社評意在迫使持有異議的知識份子就範。
方勵之先生6號在寓所與世長辭。消息傳來，華人知識界為之錯愕。這位博學而熱忱、嚴肅而瀟灑的學者在華人知識界廣受尊敬。《環球時報》的社評承認他是「中國有名望的科學家」，但不滿他「從事政治對抗」，說他「去美國後一事無成，漸被中國社會遺忘」。《環球時報》還批評民運人士「追求和用力與中國的前進沒有合上拍子」，「離開中國後影響迅速潰散」。文章稱有的民運人士實際上已被西方所拋棄；具體指的是誰，讓人有一頭霧水之感。
山東大學教授孫文廣在評論《環球時報》的社評之前，首先對方勵之先生表示深切的緬懷：
「方勵之先生在出國之前他的一言一行都給中國知識界很大的震撼和啟發作用，我們在六四之前就是看到他的一些講話受到鼓舞。當時的學生運動能搞到那麼大的成就和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他們三個人的作用是分不開的。」
孫文廣說，《環球時報》 的文章想畫一個框框，讓持有異議的中國知識份子就範；他說，政府讓知識份子就範的手段包括利誘和壓制：
「《環球時報》實際上是講給大陸的很多異見分子聽的，就是你們要在法律的框架之內，在體制的框架之內活動。一個是利誘，就是在體制之內可以讓你有一個研究的很好的環境，給你地位和榮譽。另外一方面就是壓，稍微有一點出格的就進行壓制。」
美國托萊多大學榮譽退休教授冉伯恭說，《環球時報》這篇社評是對異議人士的警告：
「《環球時報》的立場很容易理解，就是警告民主運動人士公開搞運動，對抗政府不會有很好的結果。」
中國中山大學教授梁必騏表示，法律應當受到尊重，但是對法律的解釋可能會因時而異：
「要根據中國的國情來考慮問題，中國有中國的國情，中國有中國的法律，美國有美國的法律，在中國肯定要按中國的法律進行，肯定是這樣的。有不同的見解、不同的意見也不是不可以發表，但是在行動上肯定是不能違反中國的法律的，違反法律肯定是不行的。」
記者：「梁教授，您也知道方勵之原來本身是一個大學的副校長，是一個教授。他發表了一些政治上的不同意見，這應該是說在法律框架之內進行的。但是後來把他開除出黨，對他進行批評。說句老實話，他當時並沒有犯法。」
梁必騏教授：「這在不同時期處理的方式肯定是不一樣的。那個時候有那個時候的處理（方式），現在有現在的處理（方式），這很難說的，這些在現在也不好評論，過了若干年之後當作歷史來評論吧。」
冉伯恭教授說，中國海外的民主運動現在處於低潮：
「現在天安門事件這一批搞民主運動的人，像方勵之這些老一點兒的人，逐漸已經不活動了。年輕一代的人有的已經改了行了，做起生意來了，跟中國做生意，也不像過去那麼積極了。還有一些人像王丹還是繼續在做民主運動，但是美國西方國家對他們支持的程度不像過去那樣積極，從事活動的經費等各個方面都有困難。所以說大陸的很多人對他們根本不瞭解，甚至都沒聽說過這些人。在這種基礎上我對搞民主運動的人有相當程度的失望。這種現象對海外搞民主運動的人士可以說是不利的一種發展。中國海外民主運動的人士有很大的挫折感。」
冉教授表示，由於中國國家建設的成就，加上中國人強烈的的民族主義，多數中國人儘管對政府有意見，但不想推翻政府。但是，冉教授說，中國在民主和人權方面缺乏改善的狀況令人失望。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臺記者楊家岱的採訪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