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人代會上，有代表認為：貪腐多是因為判刑較輕，若貪污50萬元就判死刑就沒有人敢貪污了。這當然不是個新話題，每次提到腐敗總有人會這麼說；而說這話的人可能忘了劉青山、張子善在1952年每人只貪污了1萬多元，就被判處了死刑。依照「若貪污50萬元就判死刑就沒有人敢貪污了」的邏輯，1952年後是不是應該無人貪污了才對？為什麼劉張二人被判死刑不但沒有制止貪污，貪污反而愈演愈烈了呢？為什麼陳希同、王寶森、胡長清等「儘是劉張去後栽」呢？難道是對這些人判刑較輕了？如果真是判刑較輕了，人們會問：為什麼會判刑較輕？是哪些制度因素導致我們和皇權時代一樣「刑不上大夫」？其實，如果真覺得「判刑較輕」了，「判刑較輕」也和「貪腐多」是一根蔓上結出的兩個瓜，一根繩子上的兩個螞蚱，不存在因果關係。
不用說現行的權力格局下，立法機構為了唬弄民意可以任意制定他們想要的法律，因為他們在制定的時候就沒有打算實行。既然不打算實行，那麼，為什麼不制定得漂亮些？即使制定的時候是真誠的，不是給外國人看的，又能怎麼樣呢？如果半數以上的人貪污了至少50萬元，就能把半數以上的官全砍頭麼？因而，根本的問題不是判刑較輕還是較重的問題，而是要從根本上打破現行的權力格局，學習別國有效的治吏經驗，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權力分散制約機制，而不是將判死刑的貪污數額定高還是定低。如果立法委員是真正民選的，法院又是獨立而無偏見的，媒體的輿論監督又是不受阻礙的，立法機構將貪官判死刑的數額定得高還是低就成了一個技術問題。
朱元璋是個有名的反貪皇帝。他自己因為從小飽受貪官的敲詐，被迫當了和尚，因而參加起義後就發誓：一旦當了皇帝，先要殺盡天下貪官。後來做了皇帝果然不食言，迅速在全國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貪」運動。他規定貪官判死刑的貪腐數額可不是50萬元，而是60兩銀子。他在詔令裡說：「奉天承運，為惜民命，犯官吏貪贓滿六十兩者，一律處死，決不寬貸。」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明初的中書省下屬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由於大量留用元朝舊吏，以及一些造反起家的功臣，這些人便依仗權勢公然枉法。朱元璋對這些官員進行了嚴懲，僅在「空印案」和「郭桓案」中，就有數萬人頭落地。洪武十五年，戶部官員與地方官勾結，預先在空白報表上蓋印，然後私自填充虛假數額貪污財物。朱元璋發現後，立即將各地衙門管印的長官全部處死，副長官打百棍充軍。三年後，又查出戶部侍郎郭桓和各司郎中、員外郎與各地到中央繳納課稅的官員結成貪污團夥，採取多收少納等手段貪污國庫物資，龍顏大怒，將這些貪官統統處死。最有名的是發明瞭「剝皮揎草」法。所謂「剝皮揎草」法，就是將貪官拉到府、州、縣的「皮場廟」剝皮，然後在皮囊內填上稻草和石灰，填好後將這個「人體標本」放在該貪官後任的辦公桌旁，以示警惕。其反貪決心不可謂不大，力度不可謂不強，措施不可謂不精確，但遺憾的是，從登基到駕崩貪腐現象始終未絕。據估算，在朱元璋當政的31年中，大約有10萬到15萬貪官被殺，但正如他所言「吾欲取貪官污吏，奈何朝殺而暮犯」，晚年甚至有「如何貪官此鎖，不足以為殺，早殺晚生」的悲嘆。
這是為什麼？根本的問題還在制度。這個制度的集權性質必然導致貪腐叢生，賄賂公行。
如果這個制度不給中央特別龐大的權力，除了國防和外交，地方的大部分事務是由地方自己解決的；地方官都是由當地百姓一人一票選出來的，而且隨時握有罷免或彈劾的權力；媒體又是客觀而中立的，百姓通過它們能隨時隨地獲得客觀而詳實的資訊；官員壓根兒就不敢，而不是不想貪污。這樣的制度當然首先是救了百姓，其次也救了官員。我的意思是說，洪武年間被「剝皮揎草」的官員本來可以成為造福於民的好官，無奈生於中國，死於集權，朝殺而暮犯，做了人體試驗，被曬乾，又讓一些小孩拿去放在地畔，做了「照雀老漢」。某官員等本來也可以發揮個人的才幹，在民主的框架內成為某領域的領袖，某行業的巨擘，奈何體制比人強，前仆後繼，擄財數萬，或下獄，或飲彈，或打針，身敗名裂，妻妾入他人懷。豈不悲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