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權、盜版是古來就有的。從宋代開始，盜版日多。書商為了保護自己的出版物，就在書末印上一段版權聲明。如明代陳氏刻的《皇明文集》，其聲明只有六個字：「敢有翻刻，必究。」這和現在的「版權所有，翻印必究」何其相似。
盜印年曆惹官司
唐代司天監每年印有歷本公開發賣。四川因離長安很遠，就無歷本運到。安祿山之亂時，唐僖宗從長安逃到四川，卻見市場上有私人印的歷本出售。各本的月大月小不一樣，與政府發賣的標準本有別，而賣的人都說自己的歷本是正確的。當地人把他們送到官府究罪。官說：「你們不是爭月的大小嗎？差個一天半天有什麼關係？這是小事。」於是把當事人趕出了公堂。
十分明顯，四川的商人是翻印司天監的歷本，用今天的話來說，是侵權，或者說是「盜版」。這本是違法事件，所以出錯也無法避免，審判官應該依法對侵權者追究責任。哪知這個官偏偏是個糊塗官，胡說幾句，一場盜版案也就不了了之。
政府三招防盜版
撇開具體案子不談，我們由此可知，侵權、盜版是古來就有的。在今天，這類事為法律所禁止，古代也是如此。那麼如何防止呢？由於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印書比手抄容易，這就給盜版帶來了方便，因而從宋代開始，盜版日多，迫使政府不能不管，於是便出面禁止翻印。宋人羅璧《識遺》一書說：「宋興，治平以前，猶禁擅鐫，必須申請國子監……」
沒有申請而「擅鐫」，也就是私自刻版，那就方便了盜版，要依法處理的。這是一。
二是也在宋代，除了國子監刻印的一般經書而外，如有「新刊行文字」，必先將副本呈送官府看樣，一方面是防「異端邪說」，另一方面也是怕有人以刻新書為名，幹那盜版的勾當。若有不遵法而行的人，則採取具體措施給予打擊。
三是對合法出版物給予保護。事前張貼榜文，說明某書由某處某人所出，他人不得「專一翻版」。這樣的榜文，既是事前預告出書信息，也是給盜版者一個警告。直到明清還是這樣的。
書末印上版權聲明
除了官府干涉外，書商自己也有保護自己出版物的措施。那就是，他們把自己的出版物向政府備案，以示合法，他人無權翻刻。
書商的保護措施還有：在書末印上一段版權聲明。如元代陳在刻《古今韻會舉要》一書時，聲明如下：「實昨承先師架閣黃公在軒先生委刊《古今韻會舉要》，凡三十卷……今繡諸梓，三復讎校，並無訛誤，願與天下士大夫共之。但是篇系私著之文，與書肆所刊見成文籍不同，竊恐嗜利之徒改換名目，節略翻刻，纖毫爭差，致誤學者，已經所屬陳告乞行禁約外，收書君子，伏幸藻鑒。後學陳謹白。」
這樣的聲明，當時用的人頗多，不過說法各有不同，字數有多有少而已。少的如明陳氏刻的《皇明文集》，其聲明只有六個字：「敢有翻刻，必究。」這完全是近代「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的口吻。
案子多不了了之
這類聲明，古人稱為「牌記」。「牌記」式樣並非一律，也不是明時才有。宋刻《東都事略》目錄後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十六字，分兩行寫，外用邊框。
但是，「牌記」能起多大作用，就很難說了，因為宋、元、明、清各代因翻刻而構成侵權、盜版之罪的人有得是，原書商或著者將這些人告到官府，如果原告是「有力之家，聲氣廣通」，還可以得行其志；一般的，官府對這類官司是一隻眼睛睜，一隻眼睛閉，往往如本文開頭說的皇歷歷本的案子，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