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我去日本訪問，讀到日本外務省前任發言人寫的一本關於中日關係的小冊子，其中引述日本學界對近代以來日本對外進行殖民擴張戰爭的一種觀點，說是日本之所以侵略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國，實際上是受了一種中國文化因素的影響，這種中國文化因素在日本被稱為「中華思想」。
作為一個致力於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學者，我被這種古怪的觀點搞得一頭霧水。「中華思想」？這個詞彙我以前從來沒聽說過。雖然「中華」和「思想」在中國社會是出現頻率最多的名詞，但是這兩個名片語合起來成為一個新的名詞，怎麼看都覺得匪夷所思，難以接受。
但是，這個「中華思想」在日本學界顯然不是一個新名詞，不像是今天的日本學者為了為上個世紀的國家侵略行為辯護而生搬硬造出來的。因此，在使用這個詞的時候，日本的這位外交官並沒有特意做詞義的解釋。
「中華思想」導致日本人發動戰爭侵略中國，這種說法對於中國人來說不僅陌生，簡直就是一種侮辱。這就好比一個人打了另一個人，打人者對被打者說：我之所以打你，是因為我受了你的影響。
看上去，這是地地道道的強詞奪理的強盜邏輯。
對於這種不中聽的話，最簡單的辦法就是不搭理它，當它根本不存在。我想，我之所以在去日本訪問之前沒有聽說過「中華思想」這個名詞，並不是它在日本不存在，而是研究日本的中國學者對這個名詞的存在視而不見。
當然，這也是最愚蠢的辦法。因為已經存在的事物不會因為你的刻意迴避而放棄自己存在的權利。
那麼，這個在日本學界流行的「中華思想」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又怎麼能夠成為某些日本學者眼裡日本軍國主義發動殖民戰爭的思想依據呢？
這要從生活在亞洲大陸中心的人類在遠古時期凝聚成一個民族的過程中開始探究。這個過程發生的時間點，大約應該在公元前2000年或更早，大概距今天4000年至5000年左右。對應的政治年代，應該就是在近年的考古發掘中已經露出痕跡的「夏」朝乃至夏朝之前的顓頊時代。
那時的人們顯然已經有了很成熟的自我意識，這種自我意識成熟度的顯性表徵就是人們的敬畏感。在這個星球上，無論在哪個區域，人們最初的敬畏對象都是「天」。如果說「天」是一種客觀稱謂，那麼「上帝」就是「天」的主格名詞。
在這裡要說明一點，漢語的「上帝」這個名詞並不是近代西方的舶來品，而是源於中國上古，在中國的傳世古籍《尚書》乃至更早的典冊中屢有出現。只不過，由於中國的「天」信仰早就被歷代最高統治者所壟斷，中國普通百姓沒有權利直接與「上帝」溝通，所以漢語「上帝」一詞在百姓日常生活中逐漸失去了生命力，乃至於在近代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傳入中土之後，被西方教派所借用，從而與中國本土信仰疏遠開來。
「天」是高高在上的，有上就有下，「天」的下方是人間，也就是「天下」。而「天」在人間的代理人，也就是「天」的兒子——「天子」，「天子」理所當然地居於「天下之中」，由「天子」所直接統治的位於「天下之中」的領域，就是「中國」。在「中國」的四周，則是「四夷」，具體的表述則是「東夷、西戎、南蠻、北狄」。
「夏」雖然最早是季節名詞，但從詞源上說，「下」與「夏」是相通的。只不過，「下」乃單純的對應「上」的「下」，而「夏」則是專指「天下之中」的「夏」。「夏」字的結構，上是「一」代表天，中是「日」代表懸在天上的太陽，下面的「手」當然是人之手，代表正在勞動的人。上有「天」，中有「日」，下有人。天下之中，上下貫通，此為「夏」，也就是中國。此「夏」也是季節之「夏」，夏季陽光普照，萬木生長，百花盛開，是距離「天」和太陽最近的季節，當然也是代表著「天下之中」的季節。「華」者花之眾也，百花之繁茂狀也。萬木蔥蘢、百花繁茂之「天下之中」即「華夏」之意。「華夏」之尊，由此表述無遺。
統治著「天下之中」的「天子」，由於專享禮祀於「天」的權利，則成為「天」在人間的唯一直接代理人，也是天下最尊貴的人。他所統治的生活於「天下之中」的臣民，同樣也是天下最尊貴的臣民。對於唯一受「天」眷顧的「天子」和他的臣民來說，周圍四夷的存在價值都是微不足道的，因為四夷都是些野蠻人，是介乎於獸與人之間的生命存在。在這個意義上說，四夷的利益，要無條件地服從居於「天下之中」的「天子」和他的臣民的利益。同理，為了居於「天下之中」的天子和他的臣民的需要，去征服和壓迫四夷也是一種正當的行為。這就是《左傳》所載西周王朝的統治倫理：「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天下之中」的概念與實際的地理位置沒有多大關係，而是與相互比較之下的地域文明成熟的程度有著直接的關係。從現代考古發現的成果來看，在距今5000年到4000年之間，亞洲大陸的東側靠近太平洋的廣大地域內，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相繼或交錯達到成熟期，在改革生產工具的基礎上實現了農業生產的一定盈餘，其顯著特徵是文字的系統化和釀酒工藝的成熟，這對於祭祀儀式由簡單到複雜、由樸素到神秘的發展過程是一次階段性的推動，產生了包括巫史吟誦、鮮花簇擁、美酒祭奠的酒禮文化。這是人類農業文明的第一個成熟期。創造了這一農業文明初級階段成熟的人們被酒禮文化凝聚起來，形成國家的雛形，並把這個初級國家命名為「華夏」。由於他們與「天」的特殊關係，他們居住的地方也就理所當然地被看作是「天下之中」，「中原」和「中國」的政治地理概念由此而產生。相對於處在農業文明之外的「四夷」之居民，中國人的文明優越感是不證自明的。
當然，文明的優越感以及「天下之中」的統治者的倫理邏輯是一回事，歷史上實際發生的情況又是另外一回事。實際上，自從在農業文明的發展和華夏民族的認同感之上建立了「中國」之後，物質相對富饒的農業「中國」與物質相對貧乏的北狄與西戎（東夷已漸次與中原文明融合，南蠻則有廣闊的氣候濕熱、自然物產豐富的叢林湖泊可以求生）之間的相互衝突就成為貫穿幾千年歷史的一大主題。衝突的雙方雖然各有優勢可恃，但從中原文化的角度來看，西戎和北狄往往扮演著侵犯者的角色。特別是在中國進入春秋戰國時期的約公元前700年以後，中國西北的遊牧文明開始形成並且迅速發展，相對於中原農業文明，西戎和北狄開始建立起了戰爭工具的優勢（胡服騎射），中原各國被迫修筑土牆（長城）進行防禦，雙方在衝突中的進攻優勢更多地被遊牧民族所把握。秦朝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就得益於秦國統治者深厚的西戎文化背景。
漢唐中央帝國的建立代表著人類農業文明鼎盛期的到來。在這兩個帝國統治期間（約公元前100年——公元600年），中原農業文明在與西北遊牧文明的戰爭博弈中在大部分時間內佔據著優勢地位，從而也鞏固了中華文明的在「天下之中」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文明優越感。在漢唐中央帝國的君臣看來，所有中央帝國之外存在的政權無非可以歸納為兩種類型，一種是需要被征服或驅逐的番奴之邦，一種是對中央帝國傾心納貢的屬國。實際上，中央帝國周遭的政權形態更多時候是搖擺在以上兩種類型之間，與中央帝國的關係時好時壞、時戰時和。結果，漢帝國收服了北部邊疆的南匈奴國，並把桀驁不馴的北匈奴國驅逐出北部草原，把他們趕到了歐洲（從語種上考察，今天的匈牙利人、芬蘭人均具有匈奴人的遺傳基因）。在征服匈奴的同時，漢帝國還收服了西域的眾多小國，迫使他們成為中央帝國的附屬國。唐帝國對於崛起於北部草原的突厥國家採取了漢帝國對匈奴國同樣的強硬政策，迫使突厥人沿著北匈奴逃竄的路線向西方遷徙（今天的土耳其人、中亞人以及中國新疆的維吾爾族人都有突厥人的血統）。與此同時，中央帝國對越南、朝鮮半島的征服也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強大文明影響所及，遠至整個東南亞和日本島上的倭國。
可以看出，漢唐時代的中央帝國是具有明顯的擴張性質的國家。作為農業文明的最高國家形式，漢唐中央帝國的對外擴張主要是出於自身安全需要（對匈奴、突厥的戰爭是為因遊牧民族不斷寇邊而引發的自衛戰爭，開拓西域亦是為了制約匈奴），也是為了維護「天」在人間的唯一代理人「天子」以及居於「天下之中」國家的尊嚴（對越南、朝鮮均是如此）。因此，這種國家擴張行為的邊界是很清晰的，一旦自身安全和尊嚴受到切實的保護和尊敬，擴張行為也就即刻停止。這與工業文明的代表國家——西班牙、英國、法國等歐洲帝國為了市場和資源在全球進行的沒有邊界、無休無止的擴張行為是有本質區別的。必須指出的是，這種區別是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之間的區別，是兩種文明的不同需求所決定的，而不是東方黃種人與西方白種人之間的人性區別。
唐代之後，居於「天下之中」中央帝國的擴張行為基本上消失了（蒙古遊牧文明的擴張行為屬於另外一個討論專題），但是文化心理上的「天下至尊」心態卻歷盡艱難與屈辱而得以頑強保存。在1840年之前，包括越南、朝鮮以及東南亞諸國在內的周邊國家對中國的朝貢行為雖時有中斷，但作為東亞國家之間的一種國際制度卻一直得到承認和保持。
在作了以上簡單的歷史梳理之後，可以清晰地看出，在工業文明進入亞洲之前，作為人類農業文明的傑出代表國家，中國乃至華夏文明在兩千多年的時間裏一直居於東亞諸國的中心位置，是名副其實的代表著最高價值（天）、居於天下（東亞）之中的中央帝國。
《臉背後的中國》節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