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毛澤東說：
為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後破產。[1]}
在《歷史的回顧》中，徐向前說：「西路軍自始至終是在奉中央軍委的命令、指示行動的。」[2]
這是兩個有絕然差異的表述。有一真，必然有一假。我來做去偽存真的考證工作。
在毛澤東文章「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後面，1951年版《毛澤東選集》與1991年版《毛澤東選集》的註釋大相逕庭。先請看1951年版註釋：
「一九三六年秋季，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會合後，從西康東北部出發，作北上的轉移。張國燾這時候仍然堅持反黨，堅持他一貫的退卻主義和取消主義。同年十月，紅二、四方面軍到達甘肅後，張國燾命令紅四方面軍的前鋒部隊二萬餘人，組織西路軍，渡黃河向青海西進。西路軍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戰爭中受到打擊而基本失敗，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敗。」[3]
再請看1991年版註釋：
「……十月下旬，四方面軍一部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畫。十一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孤軍奮戰四個月，殲敵二萬餘人，終因敵眾我寡，於一九三七年三月失敗。」[4]
1991年版《毛澤東選集》註釋，說明紅四方面軍西渡黃河以及組建西路軍是「奉中央軍委指示」，而不是什麼「張國燾命令」組織的，不言自明毛澤東所說的這段話不符合史實。毛澤東的這段假話，既栽贓陷害張國燾，無形中也推脫自己應負的責任。
還有一個方面，可以證實毛澤東在故意造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標明寫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題注裡稱：「毛澤東同志的這部著作……當時曾在建立在陝北的紅軍大學作過演講。據著者說，本書只完成五章……因為西安事變發生，沒有工夫再寫，就擱筆了。」[5]
根據《毛澤東年譜》記載[10月27日開始為紅軍大學一科（上干隊）講「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直持續到西安事變發生[6]]來判斷，毛澤東開始寫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當在10月27日之前，為演講做的必要準備嘛。關於西路軍失敗的內容，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全文不到五分之二的位置。按線性比例推算，這段內容寫於11月13日之前。11月8日命名西路軍，幾天之後何談「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其實呀，就算是所謂毛澤東「擱筆」之時西安事變的時候，也還談不上西路軍的失敗。
西安事變前兩天，12月10日，毛澤東與朱德等以中革軍委主席團的名義，致電徐向前、陳昌浩、董振堂、黃超及紅五軍團全體指戰員，為紀念寧都暴動五週年「特對五軍團全體英勇的指戰員，致以無限的敬意，更望在董軍團長領導下繼續寧暴偉大的精神，堅決配合一、二、四三個方面軍主力，粉碎敵人新的進攻，為創河西抗日根據地而奮鬥」[7]
徐向前回憶說：「西安事變來得那麼突然，我們既震驚，又興奮。總指揮部裡，一片歡騰。永昌城內，鑼鼓喧天，像節日般的熱鬧。」
西安事變以後，軍委主席團電示徐向前等人，佈置了一批戰略任務之後說：「總之，西路軍是負責奠定抗日後方和接通遠方之重大使命。」[8]
總之，在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之前，毛澤東將「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寫進文章是造假，因為無論從戰役大視野來看，還是從西路軍本身實際來看，說西路軍失敗都是不符合事實的。
毛澤東早早把西路軍尚未發生的「失敗」作為張國燾「路線的最後破產」的標誌，如此，西路軍的失敗可以算「毛澤東革命路線」勝利的例證。不搞垮西路軍，反革命的「張國燾路線」就不會「最後破產」；「毛澤東革命路線」也勝利不了，有預謀地指揮西路軍敗亡也就順理成章了。
還有一種可能，原來文稿中並沒有這一段內容，只是在張國燾1938年4月叛變中共之後，中共全面清算「張國燾路線」的時候，或以後，毛澤東加上這一段栽贓陷害張國燾的話，如此，毛澤東黑心暗害紅四方面軍主力的行為就多了一道堅實的防撞牆。1951年版《毛澤東選集》的註釋，更是如同給防撞牆裝上了高壓電網。只要是生活在毛澤東勢力範圍之內的人，沒人敢去觸動這段歷史事實，更不可能觸動到這段歷史事實。
下面探討歷史的因果：中央軍委為什麼要指示紅四方面軍西渡黃河？為什麼要組建西路軍？西路軍為什麼會失敗？閱讀徐向前回憶錄《歷史的回顧》第十四章《血戰河西走廊》，即可找到答案。徐向前回顧了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黃河的前因後果，下面是少量原文摘錄：
西渡黃河
紅軍三大主力會寧會師前後，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規定的戰略總任務是：團結內部，聯合友軍，粉碎蔣介石的剿共計畫，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
首先造成西北地區的抗日局面，最關鍵的是紅軍佔領寧夏及甘西，打通與蘇聯的聯繫。
……
黨中央和軍委權衡輕重，決定提前執行寧夏戰役計畫。十月十一日，發布了《十月份作戰綱領》……
戰局的發展，使我軍渡河問題，刻不容緩……二十三日，我們令三十軍渡河……遇淺灘受阻，未能成功……
二十四日夜半……一舉突破黃河天險，在河包口渡河成功。次日晚，三十軍全部渡河，勢如破竹，摧毀馬家軍防線，控制了縱橫上百裡的沿江地帶……
我們令九軍向河邊開進，接三十軍後渡河……方面軍總部隨三十軍、九軍渡河，指揮作戰。
同日，中央軍委根據三十軍渡河成功的情況，作出了先擊破南敵，後全力北上的部署……
這樣，九軍雖已開抵河邊，但不得不待命行動。部署變來變去，我們很著急，只好令機關人員先過一部分。二十六日一時半，中央軍委又電令九軍渡河……
河東河西兩岸的紅軍，被敵割斷……西岸紅軍（三十軍、九軍、五軍及四方面軍總部）北進一條山地帶，開始了孤軍奮戰的艱難歷程。
組成西路軍
渡河後的我軍，共二萬一千八百人……
寧夏戰役計畫，不能如期進行，使我們深為焦慮。第一，部隊渡河時，每人只帶了三四天的乾糧。此地人戶稀少，糧缺水咸，沒有補充來源，決非大軍久駐之地。第二，地形開闊，堡寨稀疏，不便我軍集結隱蔽，卻利於敵騎兵的運動和突擊。我軍三面臨敵，背靠黃河，如固守待機，勢必處於被動挨打、有耗無補、進退無路的地位。第三，如我們單獨北進取定遠營，通過騰格裡大沙漠至少需四天以上的行程，部隊缺糧、缺水、缺駱駝，很難完成任務……第四，據偵察，河東敵人有向寧夏增兵企圖。如敵人北控寧夏門戶石咀子，南扼永寧、中衛，不僅會使我眼前的戰機喪失，也將使今後河東紅軍渡河行動，受到嚴重阻礙。因此，我和陳昌浩向軍委建議，及早進行寧夏戰役，勿失良機；否則，亦請明確指示河西部隊的行動方向，現地待機，總不是辦法。
十一月三日，中央軍委電令河西部隊西進佔領永登、古浪一線……
八日，中央軍委決定放棄寧夏戰役計畫，提出了《作戰新計畫》……
顯然，這是一個帶根本性的戰略變動。不僅放棄了寧夏戰役計畫，而且改變了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整個方針、部署。據此，河東主力紅軍開始進行脫離陝甘寧根據地的準備。對於如此重大的變動，我們事前事後均一無所知，直到近幾年才弄清楚。（鐘波註：毛澤東1976年死後，1980年前後徐向前才弄清楚四十多年前帶根本性的戰略變動。）
根據上述新的戰略行動計畫，八日，中央電令河西部隊稱西路軍……
第一次西進
……
我們蹲在那裡不進不退，正給敵人以進攻之機……
我們不知道「新計畫」的內容，所以對中央要西路軍蹲在永涼地區，不進不退，很不理解。陳昌浩不顧實際情況，一味強調能在這裡建立根據地，使我憋了一肚子氣。李先念他們也很有意見。有天，先念來總指揮部，對陳昌浩說：在這裡東不東，西不西，等著挨打怎麼行？要東去，我打先鋒。要西去，我也打先鋒。陳昌浩說：你懂什麼？多嘴！在這種情況下，二十四日，我起草了一份電文，向中央反映，請求重新考慮西路軍的行動方針……
二十五日中央復電，仍要我們就地堅持，打開局面……我們就只好根據中央指示，蹲在永涼地區，同馬家軍一決雌雄。
……
第二次西進
……
兵敗祁連山
我軍重返倪家營子後，馬家軍的圍攻愈加瘋狂……
我們不斷向黨中央告急，請求速派援兵支援西路軍……
我們從倪家營子再次突圍而出，進至臨澤以南的三道流溝地區，又被大批追敵包圍。
……
西路軍的兩萬多人，遭到幾乎全軍覆滅的命運，在我軍歷史上，絕無僅有……下面，我想把西路軍失敗的主要教訓作些探索，以慰先烈，以誡自己，以鑒後人。
如前所述，西路軍自始至終是在奉中央軍委的命令、指示行動的。廣大指戰員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披堅執銳，喋血奮戰，歷時近五個月之久……西路軍為什麼終於慘遭失敗呢？
第一、任務問題
西路軍擔負的任務，飄忽不定，變化多端，並大大超出應有限度，是導致失敗的根本原因。
孤軍外線作戰，任務不定，遲疑徘徊，實乃兵家之大忌。而西路軍的情況，卻恰恰如此。先是執行寧夏戰役計畫，渡河北進，鏖戰一條山，待機策應一方面軍西渡，共取寧夏；繼則放棄這一計畫，獨立西進，準備打通新疆；再又停在永涼地區，不進不退，建立根據地；復則根據西安事變後的形勢變化，忽而準備西進，忽而準備東進；後明確執行西進任務，剛至臨高地區，又停止西進，就地建立根據地；繼復為了策應河東，改為東返；再又奉命「固守五十天」……疲兵屢戰，有耗無補，進退失據，一籌莫展。這對西路軍的有限兵力來說，無疑具有緻命的性質……
第二、戰場主動權問題
戰場主動權問題，關係甚大。兩軍對陣，它是決定雙方勝負存亡的關鍵一環……
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我軍的外線進攻，歷來強調依托根據地，實行戰役戰鬥的速決原則。實踐證明，這是我們爭取和保持作戰主動性的有效手段。西路軍則恰恰相反，不僅遠離根據地，孤軍深入敵軍腹地，且曠日持久，與敵鏖戰……
第三、機斷專行問題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這句古話，指的就是軍事指揮上的機斷專行問題。寓於其中的經驗教訓，不知是用多少人的流血代價，才換來的……駕馭戰局，指揮戰爭，如果不敢從實際出發，獨立判斷情況，定下決心，而是翹首望天，一切唯上，這叫盲目性、機械性。要想不受戰爭實際的懲罰，是不可能的。
西路軍的失敗，與戰場指揮上的缺乏機斷專行，密切相關。造成這種狀況，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上級統得過死，未給戰場最高指揮官以應有的自由權。西路軍雖擔負著一個獨立作戰方向的戰略性任務，但每一步行動，均需請示報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級指示去辦。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東就往東，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揮員毫無機動自主的權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問實際情況如何，硬要下面貫徹執行……
另一方面，西路軍一把手陳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當斷不斷……在西路軍期間，陳昌浩自始至終以緊跟中央、「回到」正確路線上來而自居。對於上級的指示，奉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簡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從地步。至於敵我力量對比如何，戰場實際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應向上級反映，哪些事關全軍命運、戰局勝負的問題需要機斷處理，則一概置諸腦後。我們之間的兩次爭論，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他不僅不反躬自省，反倒要對我「開展鬥爭」哩！結果，使西路軍失去戰機，作繭自縛，步步被動，直至不堪收拾。我作為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路軍總指揮，雖向上級和陳昌浩提出過不同意見，但不無顧忌。特別是在受到中央指責的情況下，心情憂悶，不想吭聲，縮手縮腳，教訓示很深刻的。[9]
徐向前沒有明說，其實我們不難從字裡行間看出，毛澤東通過中央軍委命令這種形式，通過陳昌浩這個曾經反對毛澤東此時已經嚇破了膽的奴才執行者——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將紅四方面軍主力折騰來折騰去，一步一步驅趕到徹底失敗以致滅亡的深淵。可憐兩萬多紅軍將士，被毛澤東暗害了而不知。
毛澤東為什麼要黑心暗害紅四方面軍主力呢？因為1936年10月紅軍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會合時，四方面軍實力最大，遠遠超過毛澤東有把握掌控的一方面軍，最關鍵的原因還在於最有把握控制四方面軍的人物是張國燾。長征路上，張國燾就曾經準備依仗四方面軍強大的軍事實力硬奪中共中央的權，只是由於葉劍英私下通風報信使得中共中央機關提前出發而走脫，加上徐向前不同意四方面軍的紅軍打一方面軍的紅軍，才避免了紅軍的內戰。
既能做到消滅紅四方面軍主力，削弱張國燾的力量，又能做到將紅四方面軍主力覆滅的責任推到張國燾頭上，還能算作「毛澤東革命路線」勝利的例證，毛澤東害人、騙人水平之高確實非同一般。
毛澤東這位軍隊統帥，真夠缺德的，實際上缺德之至矣。
註：
[1]《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97頁；《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8頁。
[2]徐向前：《歷史的回顧》，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555頁。
[3]《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240頁。
[4]《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1頁。
[5]《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67、168頁；《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頁。
[6]逄先知：《毛澤東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上卷第603頁。
[7]逄先知：《毛澤東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上卷第620頁。
[8]徐向前：《歷史的回顧》，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532、534頁。
[9]徐向前：《歷史的回顧》，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501、505、510、512—515、517—519、527、529、555、556、558、559、561—563頁。
（原文以毛主席稱呼毛澤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