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將與「1989-1990年」一樣，成為世界歷史發生大轉折的年份。世界現代史上的三次民主化浪潮都未曾觸動的阿拉伯世界，卻在2011年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中，出人意外地成為主角。這一年的春天，突尼西亞一個小販的自焚事件引發了一場「茉莉花革命」，以這場革命為導火線，引發了一場席捲中東北非的「阿拉伯之春」。時間漸至年尾，東南亞的緬甸政治突現轉機，曾經熱讚「普京大帝」的俄羅斯又爆發了近年以來規模最大的針對議會選舉舞弊的抗議示威，當年共產主義世界的「老大哥」正面臨「二次民主化」的抉擇。
民主化背後的「路徑依賴」
在阿拉伯政治中，20世紀下半葉是政治強人時代，21世紀前10年是極端分子的「輝煌歲月」。這種歷史與政治背景，注定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道路崎嶇多艱，不像第三波民主化的東歐國家，它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外鑠型的，是蘇聯用槍炮將社會主義制度強加給它們的，由於並非內生需要，掙脫這些枷鎖並無特別困難。——多年前，我在《現代化的陷阱》一書的第四章向讀者特別介紹了以制度創新和明確財產關係為主要觀點的制度經濟學派代表人物、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C·諾斯（Douglass C·North）的路徑依賴學說。這一學說對於觀察今天北非中東俄羅斯及緬甸等國未來的發展方向同樣有重要的參考作用。
諾斯在觀察了東歐和中國的經濟改革以後，認為在轉型社會中，通過已有的經驗研究，這樣幾個方面是很重要的：第一，建立有效的經濟市場；第二，建立有效的政治市場，即政治體制；第三，經濟市場和政治市場的有效協調；第四，宏觀經濟政策與政治市場、經濟市場的互相協調。這裡所談的四點其實就是一點：制度建設。與此同時，他還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這一觀點非常強調一個國家在制度改革過程中歷史習慣因素產生的影響。他認為，如果一個國家不知道自己過去從何而來，不知道自己面臨的現實制約、傳統影響以及文化慣性，就不可能知道未來的發展方向。
以此觀察正在經歷「第四波民主化」的阿拉伯世界，就知2011年連續倒下的三個政治強權，今後的民主化道路將因自己的「路徑依賴」而各不相同。
一些國家「二次革命」難以避免
迎接民主化最乾脆利落的是突尼西亞。10月下旬，溫和的穆斯林政黨復興黨在突尼西亞首次民主選舉中獲勝，許諾將創立世俗化的多黨派民主政治。埃及在穆巴拉克下臺之後，軍政府當權，引起埃及人民激烈反抗，達百萬之眾的示威者在軍政府血腥鎮壓下毫不退縮，經過連續6天的抗爭之後，軍方終於同意考慮通過公決交出權力。下一步如何走，尚在未定之天。埃及許多媒體報導說，目前埃及革命還沒有完全成功，必須進行「二次革命」。
利比亞進入後卡扎菲時代，這個充滿了部族矛盾、地區矛盾、教俗矛盾的國家在經歷過卡扎菲多年強權統治後，在推翻卡氏政權過程中一度形成的團結局面正被利益角逐冰釋。在縱橫交錯的矛盾面前，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面臨的局勢非常複雜。新政府為了減少社會摩擦，宣布赦免卡扎菲的支持者，引發了被稱為「革命起點」的班加西民眾的不滿。班加西民眾在12月12日爆發了大規模遊行，表達對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的不滿，並要求過渡委主席賈利勒下臺。這是利比亞新政府首次遭遇民眾的抗議。
敘利亞在阿拉伯聯盟11月發出最後通牒之後仍然頑抗。國際社會要求敘利亞政府停止對抗議者的暴力鎮壓。聯合國大會人權理事會11月22日以高票通過譴責敘利亞決議案，中國和俄羅斯投棄權票。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皮萊12月1日在記者會上指出，敘利亞的現況已經可以定性為內戰。目前在抗議活動中被打死的人數，保守估計超過4000人。人權高專辦公室認為有必要以危害人類罪，對敘利亞高層提出起訴。
只有葉門的獨裁者薩利赫，在猶豫徘徊歷經三次反覆之後，於11月23日晚在調解協議上簽名，交出其執掌了33年之久的權力。作為交換，薩利赫家族及其利益集團的核心成員獲得了豁免權，免遭清算。
由此可見，阿拉伯之春與第三波民主化相比，前路確實不如東歐國家平坦，因為二者的路徑依賴完全不一樣。每個國家的前途如何，既需要依靠政治人物智慧，更需要社會監督與壓力。前景如何，絕對不是一戰定乾坤，要經歷一個反覆博弈的過程。
國際社會於「阿拉伯之春」半途後開始的強干預
在第三波民主化與2011年阿拉伯之春過程中，國際社會介入方式有很大的差別。
第一大差別體現在對民主的促進作用上。第三波民主化當中，外部勢力的干預在起始階段起了重要作用，往往決定性地影響到一個國家的民主化；在1970年代走向民主化的29個國家中，有15個民主政權要麼是在外國統治期間建立起來的，要麼是在從外國統治下獨立後建立起來的（亨廷頓《第三波》）。而 2011年發生的中東北非革命，在開始階段卻完全是本國民眾權利意識覺醒的結果，並無外部勢力的介入與 「操縱」。
第二大差別是國際介入的方式與力度完全不同。第三波民主化時，美國、梵蒂岡、歐洲共同體（歐盟的前身）和蘇聯（指戈爾巴喬夫時期的蘇共）都在積極地促進自由化和民主化，但基本上侷限於道義軟性干預。而 2011年發生的中東北非革命，在開始階段雖然沒有「外部勢力」的介入與 「操縱」。但到了雙方僵持階段時，國際社會的介入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說突尼西亞、埃及獲得的外部幫助主要是道義上的，但在利比亞的內戰中，卻誕生了一種空前強勢的新的國際干預形式：一旦有政治力量公開反對強權當局，國際社會就會明確地站在反對派一邊。如果獨裁者堅持武力鎮壓，聯合國就會以保護平民為理由採取軍事行動。儘管這些國際軍事行動只在有限範圍內進行（例如設立禁飛區），但這就使得反對派不僅能夠生存還能日漸壯大，甚至取得源源不斷的補給。利比亞的故事就是這樣一個版本：北約通過建立空中禁飛區而形成「拉偏架」格局：只許反對派打卡扎菲，不許卡扎菲打反對派，卡扎菲的軍隊一露頭就被北約飛機轟炸。這種國際干預一旦付諸實施，卡扎菲的日子屈指可數。
正是在這種空前強勢的國際干預之下，葉門的薩利赫終於想明白，能挽救他和他的家族的只有他自己，那就是交出權力。在他之前倒下的三個阿拉伯強權人物，就是他的「前車之鑒」。
完全不流血只是幻想
上個世紀發生的幾件大事，比如海灣戰爭創造的接近零死亡奇蹟，以及幾乎沒有流血的東歐巨變，現在看來只是人類的偶然幸運。因為同是在海灣戰爭中讓世界驚訝的美國後來在伊戰中無法再創零死亡，阿拉伯之春席捲的各國也程度不等地流了血。流血最少的是突尼西亞，在茉莉花革命中死亡民眾亦達上百名。至今還沒有結局的敘利亞已經死亡近4000人。利比亞人民因為經歷了內戰，民眾為暴力轉型付出的代價最大，據說約有
2.5萬人在戰火中死亡，還造成不少難民。
「阿拉伯之春」的鮮血再次表明，自由不是免費的。
還在民主與專制間徘徊的國家怎麼辦
2012年春天的看點，是正處於「普京審美疲勞」階段的俄羅斯與緬甸。
俄羅斯在第三波民主化進程中已完成了半拉子民主化，有了民選與半自由的媒體。只是由於這是一個被東方專制文明傳統浸染至深的國度，國民對強權有種不自主的愛慕，這才有了普京大帝專權的一段回頭路。目前民主化的浪潮已經由阿拉伯之春到了俄羅斯之冬，俄羅斯反對派正在積蓄力量，接下來就得看人民自己的選擇了。而緬甸新總理吳登盛雖然表現出了開放之態，昂山素姬也被解除軟禁，投身政治活動，但舊勢力盤根錯節，反對力量也各有訴求，走上民主化道路還有很長一段路。在昂山素姬從政生涯當中，最艱難的路還剛開始。
至於中國，至今還處於反對派沒有任何活動空間的黑暗專制時代，還必須先從黑暗專制步入開明專制階段。最重要的是，國人還得真正明白：Freedom is not free。沒有這一覺悟，走出黑暗專制的第一步無從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