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風是民國時期著名的文藝理論家，他雖然在政治上擁護中共，但在創作上則反對毛澤東確立的反對個性、主張黨性的文藝路線，而信奉自由創作的原則，他也因此遭到了那些中共御用文人們的批評。中共建政後，胡風及其追隨者處於受冷落、排擠的地位，並不斷遭到批評，但他們依舊沒有放棄自己的想法。
1952年5月25日，胡風舊友舒蕪在《長江日報》發表檢討自我的文章《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同年6月8日，《人民日報》轉發舒蕪的文章並加胡喬木撰寫的編者按，「編者按」對「以胡風為首的」「文藝上的小集團」的「錯誤性質」，做出裁定：「他們在文藝創作上，片面地誇大主觀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謂生命力的擴張，而實際上否認了革命實踐和思想改造的意義。這是一種實際上屬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 」
同年9月到年底，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開了四次有胡風本人參加的胡風文藝思想座談會。中宣部在寫給中共中央和周恩來的報告中，對胡風的文藝思想的「主要錯誤」 做了歸納，並「為了清除胡風和胡風類似的這些思想的影響，決定由林默涵和何其芳兩同志寫文章進行公開的批評。」
1953年，林默涵和何其芳撰文對胡風進行了批判，胡風遂於1954年上書三十萬言的《對文藝問題的意見》，批評了中共對文藝發展的限制，呼籲給作家和藝術家以表現自己創造性才能的自由，並要求中央給予公正裁定。
中宣部對30萬言書進行研究後，於1955年1月20日向中央做了《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報告提出，過去雖然對胡風思想進行過一些批判，但由於不徹底，沒有發動更多人來參加鬥爭，始終沒有解決根本問題。因此在批判胡適、俞平伯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同時，對胡風進行徹底批判是十分必要的。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宣部的報告，同時，胡風的《意見書》由中共中央交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處理。
而毛澤東也在一份批示中，要求文藝界「應對胡風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因為顯而易見，胡風的自由創作思想與毛和中共的意願背道而馳，毛早在延安時就強調作家、藝術家應該是宣傳政策的工具。
隨著毛對胡風的批評和定性，1955年1月，全國掀起了「批判胡風思想」的運動。5月13日，公布了舒蕪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開始。胡風不僅被說成是思想上的異端，而且被說成是政治上的顛覆分子，「胡風和胡風集團中的許多骨幹分子很早以來就是蔣介石國民黨的忠實走狗，他們和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機關有密切聯繫，長期地偽裝革命，潛藏在進步人民內部，幹著反革命勾當。」因此，中共又開始了新的肅反運動，胡風被說成是「反革命分子」而被捕入獄，並先後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和無期徒刑，1979年才出獄。而全國受胡風牽連的共有2100餘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
因為這是一場運動，人人都得表態。巴金回憶道：「人們勸我寫表態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寫，也不會寫，實在寫不出來。有人來催稿，態度很不客氣……」。於是他也只好寫幾句，說魯迅先生受了胡風的騙，說胡風「做賊心虛」云云。 有人因為寫揭發文章對胡風罵得不夠狠，只好再度寫文章檢討：「實際效果是替胡風黑幫份子打掩護。」郭沫若在胡風等人被捕後召開的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的會上則說：「以我個人來講，認識胡風二十多年了，一直沒有感覺到他是這樣一種反革命的破壞份子。我們可以說，二十多年是和豺狼一道睡覺……鼻子不通，大中傷風。」
在知識份子迫於中共的壓力而違心的表態中，知識份子的良知開始被泯滅，妥協和明哲保身思想開始取代了傳統中國知識份子的氣節。這對中國絕對是個災難。
事實上，批判胡風運動的真實目的是加強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控制，因此雖然胡風被捕，但反對胡風思想並沒有停止。這次運動雖然毛殺一儆百之計取得了徹底成功，從此就再也沒有什麼對文藝問題的意見出籠，知識份子沉默下來，中國的知識界開始變得死氣沉沉，但知識份子對中共的不滿情緒也在暗中加深。為此，中共在此後發動了一場更大規模的，針對知識份子的誅心運動：反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