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結文革的華國鋒
1976年9月10號深夜，毛澤東去世的第二天，專門為中共高級領導人照相的杜修賢被汪東興召入中南海。在那裡，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毛遠新和華國鋒、陳錫聯、汪東興手拉著手，站在毛澤東的遺體前，杜修賢為他們拍下了一張紀念照。
政治合影意味長
在這張照片中，有7個人是中共政治局委員。毛遠新則是代表毛澤東參加政治局工作的聯絡員。據杜修賢回憶，照相顯然是事先商量好的。四人幫願意和華國鋒、陳錫聯照這樣一張像，這很可能顯示希望同他們結盟，也可能顯示了四人幫設想的在毛澤東身後應該出現的政治格局。江青前一天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的表現可能也證明了這一點。
澳大利亞莫納虛大學前中文系主任孫萬國博士說：「在毛死後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面，9月9號，恰恰是江青帶頭高呼‘我們要團結在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周圍！’還說：如果誰不團結在華國鋒周圍的話，就請他站出去。」
文革派設想的政治格局同毛澤東給自己身後安排的政治格局有所不同。
誰主沉浮？毛屬意自己人
在毛澤東安排的中共政治局裡：四人幫有政治局常委兩人，委員兩人。元老派有常委一人──葉劍英，當時已被剝奪軍權和參加政治局會議的權力，政治局委員三人，其中劉伯承屬於擺設，許世友和韋國清是住在外地的大軍區首領。
其餘的人是中間派人士，有人稱他們是「文革受益者」，因為他們在政治上的竄升是文革的結果。這些人當中有政治局常委一人──華國鋒，委員六人──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陳錫聯、李德生，其中農民副總理陳永貴純屬擺設。
1976年6月15日，毛澤東召見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和王海容等人時談到自己一生中的兩件大事，其中一件就是文革。他說：「......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從毛澤東安排的政治格局可以看出，他顯然是要讓文革派與「文革受益者」合作掌權，將元老派邊緣化，不讓元老派否定文革。
江青到處樹敵結怨大內總管
糟糕的是，江青和中間人士矛盾重重。早在1975年，江青就曾經對毛澤東的女秘書張玉鳳說：「紀登奎是蘇聯特務，汪東興是大特務，吳德是國民黨。」張玉鳳向汪東興匯報了這件事。那三個人先後都知道了這件事。可見，江青不信任這三個人；這三個人也不會同江青一條心。
被毛澤東委以軍權的陳錫聯儘管與四人幫和毛遠新關係很好，但是他背著他們保持著同葉劍英和元老派的密切聯繫，骨子裡和元老派站在一起。毛澤東剛剛去世，陳錫聯馬上連續兩次提醒李先念說，四人幫可能要奪權，要當心。
這樣，在這張8人照片上，可能與四人幫合作的就剩下華國鋒了。他是中共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他的意向舉足輕重。當時，華國鋒對兩派都有些擔心。
華擔心兩翼汪欲除毛妻
據陳永貴回憶，在毛澤東去世前幾天，華國鋒對他說：毛主席可能不行了，老人家不知道會不會留下遺囑。我最擔心他的話對我們封鎖。那麼一來，我們就可能掉進陷阱了。人家手裡拿著尚方寶劍，想怎麼就怎麼。我可怎麼辦？他還說：現在黨中央派別很多，我最擔心的是鄧小平的復辟勢力還有很大的市場。
顯然，華國鋒既擔心毛澤東更信任四人幫，把遺囑交給他們，更擔心支持鄧小平的元老派復辟。
此時，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直接控制中共領導人警衛部隊的汪東興對華國鋒的政治走向產生了關鍵的作用。汪東興與江青長期不和。他認定，如果在毛死後江青掌權的話，自己絕無好結果，因此他早有除掉江青的意圖。
據毛澤東的保健醫生李志綏回憶說，1976年7月的一天，汪東興對他說：「你看乘主席沒有恢復，現在把江青幹掉了，怎麼樣？」汪東興還告訴李志綏說：「我同國鋒同志講過。他說就怕弄不到江青，江青一跑就糟了。我說，讓她跑到天邊上，我也要把她抓回來。」這說明，早在毛澤東去世之前，汪東興已經在慫恿華國鋒除掉江青，而且得到華國鋒某種程度上的認可。
華國鋒和四人幫
不過，當時華國鋒同文革派並不存在你死我活的鬥爭。文革專家宋永毅說：「華國鋒和四人幫沒有什麼理論路線上的區別。元老派和四人幫還是有理論路線上的區別的。在四人幫的眼裡面，他們都是走資派，他們都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在元老派來說呢，雖然說他們在文革開始的時候也都是贊成文革的，也都是投了文革的票的。那最後不斷搞到他們頭上去了，所以對他們來說倒確實是有一個你死我活的問題。對華國鋒來說，不存在你死我活。」
而且，即使文革派想幹掉華國鋒，也並不具備這個實力。
宋永毅：「他們(指四人幫)沒有實力幹掉華國鋒。只要汪東興在華國鋒這邊，他們是干不掉華國鋒的。而且華要罩住汪東興，絕對罩得住。他們(四人幫)沒有這個實力，因為他們在軍內沒有人。他們就是搞搞輿論。他們沒有8341部隊。中共的政治是一個武力政治，就是說，你有槍，你就厲害。你說這個四人幫在北京，我說他一桿槍都沒有。」
元老有意動刀兵
對於四人幫，元老派早已磨刀霍霍。許世友的兒子曾經寫道：「爸爸說，他只用一個軍，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吃掉。他把六十軍派在無錫，就是盯著上海的。」
在毛澤東死前的1976年，王震就找到葉劍英說：「我看，乾脆把他們幾個抓起來，問題不就解決了！」葉劍英後來回憶說，他向周恩來請示此事，周恩來對毛澤東忠心耿耿，堅決反對這種行動。
文革派「篡政」無實據
反觀文革派，並無陰謀「篡黨奪權」的證據。澳大利亞莫納虛大學前中文系主任孫萬國博士說：「毛死了以後出現了一些事，後來都被認為是企圖篡黨奪權的證據。但是我覺得這些證據都是很脆弱的證據。
「像所謂王洪文私設辦公廳的問題，對華是很大的一個警覺。但是我不覺得這個問題太出格，因為王洪文他用的人還是米士奇，還是汪東興中辦的人，而且當時講，他讓米士奇傳達王洪文指示的時候講的只是在治喪期間，那麼這是一種特殊的暫時的安排。也就是指9月11號到18號就結束了，絕對不是像後來誇張的認為這是想要奪權的一個動作。因為後來在「兩案」審理的時候，這條罪狀也拿掉了，而且米士奇，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放出來的，但是幾年前看他寫了不少東西。這也就是說明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有好多東西恐怕是子虛烏有，我看不出有何鐵證。」
1976年9月16日，四人幫控制的「兩報一刊」發表社論《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其中強調指出毛澤東的遺囑是「按既定方針辦」。而華國鋒知道的是「照過去方針辦」。實際上兩句話在意思上沒有什麼差別。但是華國鋒認為是四人幫要奪取對毛澤東遺囑的解釋權。後來的事實證明，華國鋒是小題大做了。
文革專家宋永毅說：「根據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有幾個問題是肯定已經清楚了。第一，四人幫沒有準備過搞政變，而是元老派早就準備搞政變了。毛還活著的時候，他們已經串聯的很厲害了，要搞政變。
「而四人幫，今天再多的材料，都不能證明他們有任何政變的想法。第二個結論，四人幫是隨時處於防守狀態，而元老派是處於進攻狀態。四人幫給民兵發一點槍，搞一點民兵啊，都是說要準備(被)殺頭。」
張春橋在1976年5月寫給親信徐景賢的一封信中說過：「這幾年來，有時想，反正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殺頭了。」
宋永毅：「他們的心情是一種悲涼的心情，就是說準備做烈士的心情。元老派的心情呢，是欣喜若狂，策劃於密室這麼一個心情。」
元老派不主中樞孤掌難鳴
不過，元老派當時畢竟不在權力中心，沒有實權。
宋永毅：「元老派要發動這個政變，要麼他準備大打，那就是說把外面的野戰軍調進來打。他在北京不具備條件。為什麼呢？御林軍不屬於他領導。最關鍵的就是8341部隊嘛。」
「如果說沒有華國鋒的作用，沒有汪東興的作用，那些元老派要成事非常之難。如果說華國鋒和四人幫結合，汪東興和四人幫結合，那些元老派成不了事。」
汪東興利用華江矛盾
在這個時候，恰恰是毛澤東對接班人的安排給華國鋒和文革派之間產生嫌隙提供了條件。宋永毅說：
「他是給了華一個副主席。但他並沒有說，我死了，華就是頂我的，華就是接班人，像林彪說得那麼鐵。他沒有這麼說。那他又跟華說，你在鬥爭性上等等要向江青討教，要向江青學習。那這個黨主席的位置，如果有人提出江青來做，沒有什麼錯嘛。所以他這個安排就造成了混亂。」
毛的這種安排也使華國鋒覺得自己地位不穩。這時，汪東興便說服華國鋒對四人幫採取斷然措施。汪東興說了些什麼，我們並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汪東興的話發揮了關鍵作用。文革專家宋永毅說：「我在北京的時候訪問過一些深入採訪過華國鋒，採訪過李先念這些人，做這些工作的，就是黨內的這些人，他們就講，這個汪東興在這個(事件)發生中間起了一個很大的作用。他們說，根據他們的調查，就是汪東興挑出來的。」
有一種說法是，汪東興在廬山會議曾經支持林彪打擊張春橋，因而向毛澤東寫過檢討書。毛澤東去世後，江青索要毛澤東的文件。汪東興怕江青看到這份檢討書，自身難保，於是慫恿華國鋒馬上幹掉四人幫。這種說法還無法得到證實。
江青積怨多逼反華國鋒
在另一方面，江青為人驕橫拔扈，胡攪蠻纏，很難與人共事，就連同自己派系內的人也矛盾重重。例如，她在文革中最密切的盟友，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和顧問康生都先後與她反目為仇。
1975年6月，毛澤東曾經告訴鄧小平說，江青告王洪文的狀。他說：「江青也不喜歡他，專門在我這裡告他的狀。」
在解決四五天安門事件時，王洪文、張春橋和姚文元在是否動用軍隊和武器鎮壓方面與江青意見不一。王洪文甚至頂撞江青說：「要帶武器可以呀，要開槍也可以呀！反正我王某人不擔這個罪名。」
對於江青的弱點，毛澤東十分清楚，說江青「積怨甚多」，要求她「要團結多數」。文革專家宋永毅說：
「這是一個性格悲劇。實際上中間派/實權派和激進派，和四人幫沒有辦法合作。他們的性格(決定)他們不可能一起工作。像江青這個人的性格，毛對她的批評是對的，說她不善於團結其他人一起工作。華呢，你既然給了他第一副主席，再加上汪東興在後面慫恿，他不可能不要實權嘛。」
因此，文革專家宋永毅認為，汪東興和江青從正反兩個方向促使華國鋒下決心除掉四人幫。
宋永毅：「兩個人起了關鍵的作用。第一個人就是汪東興。汪東興到底跟華講了什麼，使得他能夠定下這個決心，汪是華從毛手裡唯一一個接下來的近臣，是向華最早表示效忠的，說要像輔助毛一樣地輔助他。汪東興跟他講的話是很大的推動力，和四人幫決裂，和搞四人幫。第二呢，一個反推動力就是江青在毛過世以後的這段對他咄咄逼人。」
於是，在1976年，中國的歷史在偶然和必然、真實和虛構的恩恩怨怨中發生了驚天動地的變化。
高層串連醞釀巨變
毛澤東去世兩天之後，華國鋒找到李先念。文革專家宋永毅從中共黨史高級研究人員瞭解到：
宋永毅：「這也是華國鋒親口跟他們說的，而且他們也找了李先念的秘書調查過的。就是說，華當時並不想叫李先念去找葉(劍英)，而是想叫李先念入他的夥，支持他跟四人幫鬥。但是李先念當時連這一點都是拒絕的。
「這個是我聽黨內搞檔案的專家說的，他們做了口頭採訪，包括採訪了華(國鋒)。據說華很氣憤地說，李先念現在在外面說他對這個起了什麼作用，我當時跟他一講這個問題，他嚇得都發抖！」
不過，李先念儘管害怕，後來還是去找了葉劍英。但是由於李先念的猶豫，葉劍英並沒有與之深談。過了一天，葉劍英直接去找華國鋒，表示堅決支持華國鋒。汪東興在9月11日也表示堅決支持華國鋒。
他們經過分析之後認為，由於很難控制中央委員會的多數，因此不能通過政治手段解決問題，只能採取人們所說的宮廷政變手段。
此後，華國鋒和李先念、陳錫聯和吳德也多次商討解決四人幫問題。不過，具體行動的時間、地點和方式，只有華國鋒、葉劍英和汪東興三個人知道，而且他們三人之間也是分別聯繫，並沒有在一起開過會。
「以快打慢」霹靂手段
據汪東興回憶，在這一期間，葉劍英同他談過五次。他們約好在10月1日國慶之後準備10天再動手。但是葉劍英後來覺得需要提前動手，並且在10月2日提出要「以快打慢」。
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報》發表了四人幫的御用寫作班子「梁效」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後來的調查和審查結論都證明，這篇文章並不是四人幫指使或者授意發表的。不過，華國鋒看到這篇文章之後，誤以為這是四人幫要動手的信號。於是，他在10月4日和5日分別與葉劍英和汪東興見面，決定提前在10月6日動手。
10月5日，華國鋒打電話給在外地的陳錫聯，讓他即刻返回北京，和吳德一起調動北京衛戍區的部隊將北京嚴密控制起來，防止住在外地的軍隊或者城內有人採取支持四人幫的行動。
汪東興親自制定了抓捕計畫，在行動五小時之前向中央警衛局局長和幾個副局長佈置了具體任務，並且親自從中央警衛團挑選了幾十個軍官，和他們逐個談話，交待抓捕任務。
1976年10月6日上午，渾然不知大難即將臨頭的江青同毛澤東身邊的人一起學習《毛澤東選集》。下午，江青到景山公園摘蘋果、照相。
晚上，華國鋒和葉劍英坐鎮中南海懷仁堂，汪東興親自指揮，秘密拘捕了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和毛遠新等人。
華國鋒和葉劍英連夜召開中共政治局會議，通報情況。葉劍英提議華國鋒擔任中共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並且獲得通過。
干將覆滅文革告終
四人幫垮臺了，文革結束了。孫萬國博士說：「抓四人幫，它的主要意義就是在肉體上消滅了文革能夠繼續發展的操作平臺。如果四人幫不處理的話，毛的那套繼續革命啊，永遠革命的東西還會繼續下去。把四人幫抓起來了的話，基本上打掉了文革繼續下去的操作平臺。」
毛有預感無力回天
早在1974年3月20日，毛澤東就對江青說：「你有特權，我死了，看你怎麼辦？」
1976年6月15日，毛澤東同華國鋒和四人幫等人談到權力交接問題時說：「......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
儘管這場中共內鬥沒有「血雨腥風」，但也是殺氣騰騰。葉劍英在解釋自己堅決不擔任中共主席的時候曾經此地無銀三百兩地說：「我是軍事幹部，搞軍事的，如果那樣做，豈不讓人說是宮廷政變！」陳雲也曾經對使用抓捕的方法表示擔憂地說：「黨內鬥爭，只這一次，下不為例。」
倒戈者竟是接班人
1976年10月6日，歷史被毛澤東言中。只是，毛澤東不會想到，終結文革的是他欽點的接班人──華國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