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好了，這件事不用說了，你們交待一下販買大煙的違法活動吧！」康生以不容置疑的口吻給我們扣上了「小集團」的帽子，馬上又端起一頂更大、更可怕的帽子。這一下，我簡直氣瘋了。
倒霉的當然首先是張醒。就在我向頂頭上司匯報以後，張醒很快被秘密處決了。至於究竟是什麼時間，由誰執行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是從張醒的兩件東西確定他已被殺這一事實的。張犯有一副毛朝外的皮手套（在延安這種手套是很罕見的）和一件高級皮大衣。有一天，這兩件東西卻出現在我的那位領導住的窯洞外的院子裡，物在人無，事情是非常明顯的。後來閻錫山還專門來電，向保安處要張醒這個人，復電是：延安無此人。
張醒死後，康生的魔爪伸向了我的頭頂。可惜，在大禍臨頭之際，我卻毫不知曉，沒有任何思想準備，而康生確實不愧稱一個「老」字，謀算準確，出手不凡，使我一下子掉進他設下的陷阱之內。
1938年7月28日，即在我審完張醒案件的一個月後，康生突然大駕親臨，來到保安處，親自找我和黃赤波、汪孝忠向他匯報工作。這是我和康生第一次見面，因他剛從蘇聯回到延安（1937年11月）。過去，我從未在他的領導下工作過，實在不知道這位「馬王爺的三隻眼」。可是，他對我的情況卻瞭如指掌。真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匯報」是在保安處的一間大窯洞裡進行的，只有黃赤波、汪孝忠和我在場。稍微寒暄幾句以後，談話即進入了正題。但都不是我們向康生匯報，而是他對我們進行審問式的詢問，當然一開始態度還是頗為「和善」的。
「湖生，聽說你長征前就到保衛局工作了？成績不小嘛！好啊！」
我微微一愣，不知怎麼回答。只好把我的簡歷向他簡單講了一下。
「現在工作怎麼樣啊？聽說你們不太安心保衛處的工作，要求調走？」
「小辮子」抓得很準，我們確實有這種想法。說實話，我們對頂頭上司的領導作風和水平不怎麼服氣，與他合作得也不太好。除了有工作向他匯報之外，平時很少到他那裡去。另外，從個人利益考慮，在保安處提拔的機會太少。基於這兩種考慮，我和黃赤波都要求過調出保安處，汪孝忠可能也提過這種要求。所以，我只好老老實實承認：
「是！我是想調出去。」
「這就不好了嘛！都是老了，怎能不以革命利益為重，搞小集團活動呢？」
從不安心工作一下子升到「小集團活動」，康生實在是善於「上綱上線」的老手。我的火兒騰地升了起來：「首長，我們要求調動工作是事實，可沒有什麼小集團活動啊！」
康生的態度也嚴厲起來：「你們幾個不服從領導，一起要求調動，還一塊打麻將，賭博，你說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不是小集團是什麼？！」
看來，有人告了我們的狀，而且到了非常「詳細」的地步。當時，我們在休息時確實打過麻將，誰輸了就拿津貼費到街上買個西瓜大家吃，連這點事康生都知道了，並作為「小集團活動」的證據拿了出來，我當時氣得臉都變色了。但我不知道，這正是康生所希望的。
「好了，這件事不用說了，你們交待一下販買大煙的違法活動吧！」康生以不容置疑的口吻給我們扣上了「小集團」的帽子，馬上又端起一頂更大、更可怕的帽子。這一下，我簡直氣瘋了。
原來，販賣大煙確有其事，我是知道的，但和我並無關係。當時，為了偵察工作的需要，保安處在延安城裡設了幾個聯絡點。一是在延安大街西南處開設一個修表店，由王化開負責；再就是開辦了陝北飯店，由楊原珍負責。開辦飯店的錢是周興從公家銀行借的。因主要精力用於偵察工作，加之缺乏經驗，管理不善，使飯店賠了本，無法還銀行的借款。因此，保安處負責人擅自批准用特別費派人到陝西、三邊地區去買大煙，回到延安地區賣。這時我還在抗大學習，沒到保安處。
1937年4月，仍是這個領導又指使楊原珍派人跑第二趟。我5月份到保安處，派的人已走了一個多月。又過了一個月的時間才回來。結果在延安出售時，被延安市政府發現，追查此事，追查到了陝北飯店。當時，我已在偵察部負責，所以成了陝北飯店的直接上級。保安處這個領導害怕承擔責任，就往我身上推。由於事情的前因後果大家都清楚，而且在當時那種嚴峻的鬥爭情況下，在經濟條件極端艱苦的形勢下，大家一致認為，這麼做是為了工作，加上延安市政府追查後也沒對我們怎麼樣，所以我對此事既沒承認是我決定做的，但也沒把真相都向別人講清楚。這一點當事人心裏自然清楚。可現在康生卻把這件事拿出來。我心裏一下子明白了。這是串通起來要陷害於我，是找「茬兒」來了，怪不得康生第一次找我們談話，我們的負責人卻不參加。
我強壓著怒火回答康生說：「我沒有販大煙，而是××干的，他自己心裏清楚，也應當向你匯報清楚！」
「這麼說，是我沒調查研究嘍？」
「這是有人混淆是非，顛倒黑白！」我幾乎是喊起來了。
「啪」的一聲，康生一拍桌子站了起來，指著我的鼻子叫道：「陳湖生，你有錯不認，還反賴別人，你這是反政府、反黨、反領導！」
我一看他這副樣子，身不由己地也把胳膊抬了起來，可我的手沒拍到桌子上卻從空中拍向了他的臉部。當然，並沒有打著他，只是險些把桌子撞翻。
我確實太莽撞了，太年輕了，太受不得委屈了。我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為康生給我扣的帽子提供了「最真實的證據」，而且罪加一等，毆打領導！
結果是不難想像的：兩個小時以後，即下午1時，我、黃赤波、汪孝忠全被拘捕了。
（本文摘自：《一位老紅軍的傳奇人生之一特殊囚徒》，作者：陳復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