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前蘇聯和中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瓦解20週年。1991年8月19日，蘇聯共產黨內的保守派發動政變，軟禁了改革派總統戈爾巴喬夫。雖然這次3日政變以失敗告終，但蘇維埃聯盟的中央統治已經無法控制在平息政變的過程中強大起來的加盟共和國的分離勢力。
1991年12月25日，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並建議蘇共中央委員會自行解體。蘇聯的解體對共產黨中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直到今天。
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著名公共知識份子徐友漁就此話題接受BBC中文網記者嵇偉的採訪：
問：同樣是社會主義大國，同樣是多民族國家，更重要的是，同樣是一黨專政，在意識形態上壓制公眾自由，並壟斷權力和經濟利益，所以類似前蘇聯的巨變或解體，是否會在中國發生？
徐友漁：這要看「類似前蘇聯的巨變」是什麼意思。我想，從最寬泛的意義上說，這種政權的形式由一黨壟斷變成一個執政的基礎是基於民意的政權，而且是通過輿論和討論、通過投票來表現，如果這樣來看的話，我覺得人類的任何國家、任何民族都會走這條路。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樣的變化中國也會發生。但具體的步驟則不一定相似。
問：美國馬薩諸塞州大學安姆赫斯特分校經濟學教授、《自上而下的革命》的作者大衛·科茨曾說，他在蘇共還存在的時候問過一個蘇共高級幹部是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那位蘇共高官回答：「我是一個共產黨員，但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科茨教授認為，這一回答明確無誤地揭示了蘇聯解體的思想基礎問題。在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員的人數和入黨人數前所未有的高，但許多人是為了獲得更多實際利益而入黨的。這是不是也是中國政治巨變的思想基礎呢？
徐友漁：我認為，和前蘇聯的情況一樣，中國也有很多人的真實思想和他的政治身份是兩回事。中國現在有七千多萬黨員，人數巨大，但他們信不信共產主義，大家心裏都明白。這點和前蘇聯是一樣的。不過我覺得這是不是巨變的思想基礎則很難說，因為即使他不相信共產主義，但如果這個政權能維護他的既得利益，那他還是會維護這個政權的。
我覺得真實的信仰使得一個共產主義的政體發生變化是可能的，但它不一定會變到我們希望的理想狀態。還是有一些很不好的政體，但它可以維護特殊群體的既得利益的話，這樣來看思想基礎就不是那麼確切了。
問：前蘇聯解體後至今，雖然前蘇東集團中的一些國家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發展都很成功，但另外一些國家卻仍然在民主的稱號下實行政治上的專制、經濟上的利益壟斷，比如俄羅斯就受到這樣的批評。所以一些人認為前蘇聯巨變並不是中國發展的好模式，您對此怎麼看？
徐友漁：這要分幾個層次說。第一個層次，現在中國有些人要嚇唬中國民意，希望中國不要發生健康的變化。他們把蘇聯（俄羅斯）的情況說得非常糟糕。但據我的研究和瞭解，俄羅斯的情況並不像有些人說得那麼糟。它的民主憲政框架已經開始建立起來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覺得它的今天應該是中國的明天。它在巨變後也出現了很多的問題，但其中有許多非常好的東西，這是中國未來一定需要實現的。所以我認為，不能把蘇聯作為一個中國不能學習的反面例子。
第二個層次是，蘇聯在變化中付出的代價很大，我們當然應該汲取它的教訓，使中國的變化更加平穩，更加理性，更加有步驟，而不要太劇烈，尤其是不要讓老百姓的生活受到劇烈變化和巨大衝擊。如果我們對蘇聯的一些問題有充分的認識，比如它現在的現狀，它現在的社會制度和政治框架等，它仍然足以作為中國變化的楷模。
問：由於全球經濟衰退，尤其是20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許多人認為中國才是救世主，美國也好，歐元區也好，似乎都得靠中國來解救。所以不光中國人，一些西方人都提出，中國現在的發展模式也能成為一個很成功的模式。對於這個理論您怎麼看？
徐友漁：我絲毫不這麼看。我當然也不會認為西方一切都好，中國什麼都不好，這種觀點明顯是不成立的。但要說中國的模式可以成為下一步世界發展的模式，我覺得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為很多西方人有一種自我懷疑、自我批評精神特別強的特點，他們一碰到問題，就會把自己的陰暗面說得很大。
回顧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國家也經歷過一個經濟衰退和不景氣的階段，那時也有許多中國人，比如著名學者梁啟超，就一反自己從前提倡的全面學習西方的觀點，認為現在到了西方要靠中國人來挽救的時候了。但後來證明實際情況並不是那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