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鐵道部發言人王勇平，由於在處理動車追尾事故的記者會上說話欠妥、表現不佳被調職。王勇平絕非個例，最近還有其他官員在對外發言時狀況頻出。有人不禁問道：中國這些發言人到底怎麼了？
王勇平的幾句話成了「名言」、「雷語」。比如，他在闡述埋火車頭是為了給大型機械騰地方時說，「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再如，被問到為何在宣布現場已無生命跡象後仍然發現了一個受困女孩時，他脫口而出：「這是個奇蹟」。
對此，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傳播學教授郝曉明評論說，新聞發言人的工作是提供準確信息，披露事實真相，而不是相反。
郝曉明：「你做的這些所有工作不是讓你自己信，而是讓大家覺得你講的話是真實的。所以說，(他)和發言人本身工作宗旨就有很大的出入。可笑就可笑在這個地方了。」
郝曉明認為，中國一些發言人愛打官腔、拿官調，因為他們總是站在政府的角度回答問題，而忽視了公眾的感受和知情權。
他說：「他認為，他的任務就是幫著鐵道部進行辯護。他沒有從公眾角度講。其實，他應該換位思考，假如說是一個公眾，對這個問題怎麼看，有哪些疑問。」
最近，中國一些官員在對外發言時狀況頻出，引起公眾不滿。究其原因，郝曉明認為，中國的發言人基本上都是官本位思想。
香港資深媒體人周兵對此表示贊同。用他的話講，他們「都是官員心態」。
周兵說：「你們都是臣民，我們這邊是衙門。不是說我是服務大眾，因此我有責任向大眾報告服務人員工作的情況。因此，你會看到中國相當多的發言人都是官式宣讀。對媒體也好、對公眾也好，態度就是相對比較傲慢，不是很平等相待。」
在只對本部門、只對上級負責的思想下，一些發言人護主心切，只報喜不報憂。還有的則不求有功、旦求無過，能迴避就迴避，既不接受記者查詢，也不召開新聞發布會，真個是徒有虛名。
有些發言人滿口官話、言之無物，雖然從不說「無可奉告」，但卻是打太極拳的高手。你問他存在的問題，他先要大講一通成績，最後加上一句「當然還有不盡如人意之處」，算是回答完畢。
在不久前的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傑的新聞發布會上，路透社記者問，中國為什麼沒有為那些在大躍進、文革和反右中死去的人設立紀念館。李忠傑先是講紀念反法西斯戰爭死難者的重要性，繼而談自己在國外參觀紀念館的感受。
最後他才說：「世界上要紀念的東西，要研究的事情太多了。......至於說選擇哪些內容，哪些方面的事件進行紀念，這需要有一個統籌的考慮。」
聽完這番回答，路透社記者仍然一頭霧水，不知所云。
還有些人喜歡事先安排幾個「托」，讓官方記者按照自己準備好的答案提問。但是，這樣的官員經不起風浪，一遇到尖銳問題或者危機處理，便束手無策，甚至惱羞成怒。
特別是，有些官員平日裡奉承話聽多了，容不得「小記者」質疑。在他們眼裡，記者的提問就是「找碴」和「挑釁」。
應該承認，新聞發言人確實是個苦差事。他們授權有限，不可能什麼都說，也不可能什麼都知道。即便遇到令人尷尬的場面，也要不卑不亢。難怪前外交部新聞司司長、現全國人大發言人李肇星說：新聞發言人不是人。
那怎麼才能當個好發言人呢？記者去年去丹東市採訪，遇到該市一位外辦副主任。見此人接人待物、回答問題都挺得體，記者便問他是否參加過發言人培訓。他說，沒有，他就是以誠待人。
其實，周兵說，新聞發言人最重要的素質就是坦誠。他說：「我覺得坦誠在危機公關裡是最重要的一點。要坦誠地全面地展現事實真相。那怕這個事實對你不利，你也得展示，這樣你能夠獲得大家的理解和諒解。越是遮遮掩掩，越是官腔十足，大家越是反感。」
參與發言人培訓工作已有十年的清華大學教授董關鵬認為，對於發言人來說，最重要的是「講真話」。
他說：「我覺得發言人的生命線是講真話，還能講得入耳、入腦、入心。......而且我們加了定語和狀語，像快速、及時、有智慧的講真話。」
外界有人說，中國的發言人培訓只講技巧，不講原則。董關鵬說，這是胡扯。他認為，王勇平一事凸顯出的最大問題是，中國媒體發展很快，超過了官員素養提高的速度。
此外，郝曉明和周兵提到，中國的發言人層級太低，大都在部門的核心之外，不參與決策，因此很難掌握全局情況。
董關鵬表示，他參與培訓的官員已有兩、三萬之多，中國今後將繼續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