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時的曹汝霖(1877-1966年)
《建黨偉業》中「五四運動」是承接電影三段式劇情的重要過渡，共動用980餘名群眾演員，將「火燒趙家樓」、血書「還我青島」等歷史事件逐一呈現，被片方稱為全篇的「淚點高發期」。片中學生們遊行時慷慨激昂地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針對的正是身陷「二十一條」漩渦之中的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1915年袁世凱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喪權辱國，臭名昭著，曹、章、陸三個「親日派」當然難逃干係。頂著「賣國賊」這一沈重的帽子，他們做過的一些好事自然就被遺忘了。
曹汝霖：民國「頭號」律師建中央醫院
曹汝霖出生於上海，為家中獨子，曹家書香門第，但家境並不寬裕。年輕時的曹汝霖厭倦八股文，一心想學造鐵路，他執意自費去日本留學，家中無錢，雙親為了讓他如願，賣掉兩畝地送他去了東京。
日本留學時，曹汝霖曾就讀於東京法學院，畢業後在日本各級裁判所實習，回國後在商部任職，同時還進士館講授刑事訴訟法。辛亥革命後，政府成立了司法部，新定了律師條例，規定法庭訴訟可以請律師，已辭去公職的曹汝霖遂申請律師證書，居然是「第一號」，成了民國的「頭號」律師。當時很多法官都是曹汝霖的同學，為了避嫌，他也有意減少了與他們的交往。曹汝霖的事務所就開在家中，後來他接了一個死刑犯上訴案件，在他的辯護下，死刑犯得以無罪釋放，從此聲名遠播，生意也開始門庭若市。據他自述，因此也開了風氣之先：「法政學生掛牌業律師者漸多」。
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後，於1913年委任曹汝霖為外交次長，他生平最受詬病的兩件事均出自此任期內：簽訂「二十一條」、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五四運動」爆發當日，「火燒趙家樓」燒的就是曹汝霖的宅子。曹汝霖當時藏進兩間臥室夾層的箱子裡，後穿上廚役的衣服溜到東交民巷的法國醫院，才躲過此劫，不過家產被燒，損失不少。
「五四運動」後，在全國人民的聲討下，北京政府被迫於6月10日下令罷免了曹、章、陸三人的職務。曹汝霖被免職後避居天津，他受刺激頗深，發誓不再與政治沾邊。時年42歲的曹汝霖開始深居簡出，不時做做慈善。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車的車伕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較特別，每次由家裡當差的抱著幾套棉衣出門，看見街上有衣不蔽體的車伕，便雇他的車，拉到僻靜的小胡同，叫車停下來，施舍給車伕一套，然後再去物色下一個對象。
曹汝霖向來不否認其「親日」立場，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一直被他視為中國發展的理想範本，不過，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公開表示要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立誓不在日偽政權任職。12月底，日寇佔領軍籌組華北偽政權，他們認為最理想的領軍人物是吳佩孚、靳雲鵬、曹汝霖三人，一度曾把曹氏看做是總理大臣的理想人眩吳佩孚堅決不肯干，致使日寇特務機關惱羞成怒，將其毒死，靳雲鵬也堅持拒絕。日寇特務機關長喜多誠一非常氣憤地指斥曹：「為什麼我們‘皇軍 ’來了，你不出頭幫忙，你究竟作什麼打算?」曹汝霖怕於己不利，接受了新民印書館董事長、「中日懇談會」會長等職，但並無實權。漢奸王克敏為拉攏他，給他掛上「最高顧問」虛銜，王揖唐出任偽華北政委會「委員長」，又追加他一個「諮詢委員」的空銜，不過曹汝霖從不到職視事。蔣介石當時就表示對曹的這種做法非常讚許。1945年北平肅姦時，軍統局曾將偽華北政權的漢奸名單呈蔣審核，蔣特意將曹汝霖的名字剔除在外。
上世紀20年代，由曹汝霖發起、20多人出資，在阜城門內白塔寺溝沿建了一所醫院，取名中央醫院。醫院買進所需醫療器材後，尚餘20萬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銀行作為一項固定開支，窮人來看病，一概不收醫療費。醫院經費方面都由曹汝霖籌措，冬季用煤也由他兼任董事長的井陘正豐煤礦公司供給。他不拿薪水，所得的全部報酬就是，他到醫院時，由醫院給他的汽車灌滿汽油。曹汝霖主持中央醫院工作達十餘年，日軍侵佔華北後，曾想強佔這家醫院，曹去找日軍交涉說：「這家醫院原來是私人經營的，而且是慈善性質。」日軍方罷手。日軍接管了協和等醫院後，一些名醫如鐘惠瀾、周華康等不願為侵略者賣命，紛紛被中央醫院網羅過來。醫院的婦產科，也在此時創建，由林巧稚大夫主持。抗戰勝利後，曹汝霖辭去院長，請鐘惠瀾繼任，他對鐘說：「我本是個外行，維持了十幾年，雖然沒有成績，但幸而沒有大過。日本人在這裡，我不能不頂著名字應付應付。現在日本人走了，還是你們幾位專家多負些責任吧。」
抗日戰爭勝利後，曹汝霖遷居上海，先被短暫囚禁，後釋放。1949年去了臺灣，後去日本、美國。他晚年在自己的回憶錄《曹汝霖一生之回憶》一書中仍不免為自己辯白，憶及「五四運動」時，他倒也大度感慨：「此事距今四十餘年，回想起來，於己於人，亦有好處。雖然於不明不白之中，犧牲了我們三人，卻喚起了多數人的愛國心，總算得到代價。」1966年8月他病死於美國底特律。
章宗祥：起草中國最早的刑法草案
章宗祥早年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對日本情有獨鍾，主張中國只要向日本學習就足夠了，沒必要遠渡重洋去美國、歐洲取經。他當年去日本時考取的是公費留學生，成為1898年南洋公學(上海交大的前身)的第一批留學生，當時僅有六名佼佼者，其中還有楊絳的父親楊蔭杭。
章宗祥回國後為清政府編過商法，清廷曾賜他進士出身。他還參與了清末新政時期的中國法律改革，對於新刑法和商法的改革，頗有貢獻。新近有研究者發現了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由章宗祥和董康聯合纂擬的《刑律草案》(稿本)，在時間上早於由岡田朝太郎主持完成的新刑律草案，應屬於中國近代法史上第一部由國人自己主持起草的刑法草案。此草案開始採用了現代刑法的體例，模仿日本，折衷中西，並率先引入了罪刑法定主義，以及懲治教育的立法宗旨，堪稱中國近代刑法典的開篇之作。而它不被人所知的原因有可能是，該草案沒來得及正式上呈，就被岡田氏刑律草案所代替，從而沒有機會登上歷史舞臺。章宗祥寫過《新刑律頒布之經過》一文，回憶了當初編纂草案時的難忘經歷：「房屋已陳腐失修，雨日地面出水，潮氣逼人」，但除了開會日，他和董康每天足不出戶地編譯整理草案，到了盛夏仍不休息，「兩人對坐，余口譯，董筆述，至今猶能憶及當時情狀。」
章宗祥與楊蔭杭是同窗兼老友，楊絳在《回憶我的父親》一文中還提到過，暑假的一天，章宗祥接他們全家到他家去玩。「他們是用汽車來接我們一家的。我還是個小土包子，沒坐過汽車。我父親平時從不帶孩子出去拜訪人，只偶爾例外帶我。我覺得有些人家儘管比我家講究得多，都不如這一家的氣派。那天回家後，大姐盛稱他們家的地毯多厚，沙發多軟。父親意味深長地慨嘆一聲說：‘生活程度不能太高的。’他只說了這麼一句。父親藏有這位朋友的一張照片，每次看了總點頭喟嘆說：‘絕頂聰明人……’，言下無限惋惜。」楊絳父母講到「二十一條」時，總用「嘴巴」一詞代稱章宗祥，「據我猜想，大約認為他不是主腦，只起了‘嘴巴 ’的作用(我從沒問過，但想來猜得不錯)。」
後來章宗祥給袁世凱當過總統府秘書、法制局局長、大理院院長、司法總長等，當時跟日本簽的賣國條約，大都經過他的手，也因此被批為「賣國賊」。「五四運動」當天，他是三人中最慘的一位。學生們湧進曹家時，章宗祥本來藏在地窖中，當聽見外面喊叫起火了，他便從地窖裡跑了出來，被學生們逮個正著，報以亂拳。曹宅管家燕筱亭扶著被打得渾身是血的章宗祥，從東門逃到城隍廟街附近賣菸酒的東祥成雜貨鋪。學生們還是尋了過來，曹家僕人李福在後來的審訊證詞中描述當時的情境：「只瞧見學生們拖著章公使的腿出來」，「用磚頭在門外打」，「章公使被打得躺在地上了。」最後警察總監吳炳湘率大隊巡警趕到，救出了章宗祥。
當天，北京日華同仁醫院外科主治醫生平山遠出具了章宗祥傷勢的證明：頭部挫創、全身扑打傷兼腦震盪。據說章宗祥很長時間都沒有脫離危險。不過，聞聽肇事的學生被捕，章宗祥不僅沒有提出控告，反而由其妻子代替他具呈保釋學生，「自知眾怒難犯，亦可見其風度」。傷勢轉好後，6月初章宗祥也告病辭職，在辭職書裡，他倒沒像曹汝霖和陸宗輿那樣為自己辯解，而是老實地以傷痛為由請求辭職，以便「侍奉老父，退居田間」。
抗戰爆發後，汪精衛等建立偽國民政府，為日本服務，大漢奸們多次拉攏章宗祥入夥，尤其是汪精衛對章宗祥惺惺相惜，因為二十多年前章曾在他性命攸關之際幫過他。這要追溯到1910年那起轟動全國的大案，汪精衛、黃復生在北京刺殺攝政王載灃不成，事情敗露，被捕入獄。當時主審汪精衛一案的是民政部大臣耆善，章宗祥為民政部右丞，主持一切庭審事務。審汪一案出現兩種論調，一邊是御史胡思敬等主張極刑，一邊是肅親王、章宗祥等人認為現在正推行憲政，革命黨人也不止汪、黃二人，不如從寬處理。耆善非常清楚革命烽火不可遏制，打算寬待汪精衛以市惠，也是給自己留一條後路，以「誤解朝廷政策」為由免了汪精衛一死。當時來操作一切具體事宜的就是章宗祥，他非常善待獄中的汪精衛，汪犯了這麼大的事得以不死，章可謂出了大力氣，不過那時候的汪精衛也還遠不是大漢奸。
1931年3月，章宗祥應漢奸王揖唐之邀到北平出任「華北政務委員會」諮詢委員。1942年又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諮詢委員、偽電力公司董事長。1945年日本投降後，他遷居上海，以漢奸罪被捕。1962年10月1日在上海病逝。
陸宗輿：「經商奇才」立起首鋼一號爐
從「五四」期間的經歷來看，陸宗輿無疑比章宗祥和曹汝霖幸運一些。學生們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後，本來準備前往陸宗輿家的，但因沒能找到陸宅而作罷。後在向政府遞交辭呈、為己開脫的同時，陸宗輿將事件的原因歸於「黨爭」，認為發動「五四」的人並不是青年學生，而是背後的「黑手」，「以名愛國，實為禍國;以此救亡，是為速亡」。
陸宗輿是三人中年紀最長的一位，浙江海寧人，少年時鄉人稱他為神童。1896年，二十歲的他結了婚，新娘子徐金鳳和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是同學，還曾結拜為姐妹。婚後三天，陸宗輿就告別妻子前往張之洞創辦的湖北自強學堂學習，一年多不回家。再過一年，他向妻子的娘家借貸了一筆錢，獨個兒去了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一去又是三年。
1902年秋，陸宗輿學成歸國，在殿試中考得法學第一名，獲舉人出身。1906年冬，陸宗輿以三等參贊的職務陪同五大臣出訪歐美，一路走了英、法、美、德、俄、意等國。他們在德國待的時間最長，不僅考察了憲法、國法等現代法律制度，還研究了市政、警政等新政建設。第二年秋天歸國，陸宗輿將考察成果寫成一本《歐美政治要義》論著，朝廷據此制定新官制，廢除了延續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
1907年，陸宗輿調任奉天洋務局總辦兼管東三省鹽務，前往瀋陽。當時吉林、黑龍江兩省用騾和馬運鹽，大車一次只能拉幾百斤，從長春到哈爾濱一個來回要走一兩個月，一年中又有七八個月積雪不能走，幾萬噸的鹽積壓著運不出去，而哈爾濱等地的老百姓卻買不到鹽吃。為什麼不用火車運鹽?問題出在當權的慈禧太后身上，她歷來對鐵路恐慌，害怕修鐵路會沖壞了風水;再則，東北的鐵路是俄國人和日本人修筑的，手下人不敢用火車運鹽。陸宗輿假裝不知此情，找了中長鐵路俄方路長談判，很快第一批鹽從鐵路起運了。
用鐵路運輸後，每斤鹽的運費由一元錢降到幾分錢，且一年四季可隨時出運。運輸通暢了，鹽卻不夠賣了。陸宗輿又從東北最大的鹽場——營口田莊臺鹽場著手，命縣令督辦將鹽工們全找回來，開礦採石，壘堤筑壩，先筑海塘，後建鹽場，不到一年，鹽場就變得繁忙異常。他還發明瞭補征法杜絕官員舞弊謀利，後被推廣到全國。陸宗輿在東北管理鹽務的三年裡，第一年就增收鹽稅九十三萬兩稅銀，到了第三年達一百六十餘萬兩。當陸宗輿卸任離開瀋陽時，營口百姓敲鑼打鼓送來一頂鄉民們你一針我一針輪流繡成的「萬民傘」，表達對他的感激和擁戴之情。從此，陸宗輿也被譽為「經商奇才」。
袁世凱上臺後任命陸宗輿為總統府財政顧問，1913年12月他作為駐日公使赴日，時年三十八歲。不久後，陸宗輿接到袁世凱的來電，說國內正抓捕革命黨人，許多參加二次革命的人紛紛逃到國外避難，孫中山等人就躲在東京，要求駐日公使迅速辦理引渡他們回國。再三考慮後，陸宗輿找到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獻出 「調停法」——「我們籌措學費供給上學，給予生活補貼，保障他們的人身安全。錢由我們大使館出，你們日本只要取消引渡一項就可以了，首相以為如何?」日本人對袁世凱一向沒有好感，因為他的發跡，恰是在朝鮮與日本人鬥智鬥勇之時，當時就結了怨。眼下，大隈首相更不願意幫助袁世凱對付其政敵，所以一口答應了陸宗輿的方案。
一個多月後，孫中山特意來會見陸宗輿。一見面，孫說：「由於你的調停，許多國民黨人不被殺害，我在這兒也安全，這是你的功勞，我得好好謝謝你。」他拿出張自己的照片，在背面題寫「潤生兄留念——孫文」送給陸。因為有這個「調停法」，國內戰爭時期，許多共產黨人如周恩來、郭沫若等逃亡日本，繼續進行革命活動。
北京石景山下有一處建築，兩排房子全部由青石砌成，通體青白色，人稱「白屋」，頗為神秘。1918年4月，段祺瑞委任財政部次長陸宗輿為督辦，瑞典專家安德森為技術顧問，組建公司著手辦礦事宜。1919年春，陸宗輿和美國專家一起在北京周圍進行實地考察、選址，最終敲定在石景山的東麓，這就是九十年前首鋼的最初藍圖。煉鋼所需要的鐵礦石來自於龍關山和煙筒山，陸宗輿故而為這家煉鋼企業取名為「龍煙鐵礦公司」，寄希望於鋼鐵廠像龍一樣煙氣滾滾，升騰壯大。1921年春天，從美國購買的大型冶煉設備運抵石景山。這座煉鐵爐是京津地區的第一座高爐，也被稱為首鋼一號爐。為了給這個龐然大物打造一個堅實穩固的地基，工人們用近一年的時間炸平了二三十米高的兩座山包。開山所得的這些石頭，青白純淨，質地堅硬，是優良的建築材料，於是陸宗輿就地取材，在廠區建造了前述的那排「白屋」，現已成為「首鋼廠史博物館」。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張作霖和吳佩孚的二十二萬人馬在長辛店一帶交火，石景山煉廠正處在夾擊之中。7月，陸宗輿逃避抓捕躲往天津租界，龍煙煉廠出鐵之事隨之擱淺。白屋成了軍閥政府的臨時議事廳。1936年，在日軍奪取龍煙鐵礦的開發權後，陸宗輿受命於國民政府，重新接管龍煙鐵礦。那一年，陸宗輿住進白屋，頻繁奔波於平津之間，企圖重整他的鋼鐵王國，但最終也沒能完成讓龍煙鐵礦公司煉出鋼鐵的夙願。直到1945年，這座命運多舛的鋼鐵廠才終於從一號爐流出了它的第一股鐵水。
1940年，汪精衛成立偽國民政府，陸宗輿被聘為行政院顧問，再次附逆為漢奸。1941年6月1日病死於日本，他沒有葬回家鄉浙江海寧，而是葬在了石景山福壽嶺的東山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