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亞洲前哨》5月18日發表伯瑟爾森的文章《中國到底哪裡出了毛病？》，點出中國汽車工業和房產的兩大問題：1、2011年底，中國生產的汽車將過剩1000萬輛。2、房地產投資現在已有6450萬個公寓單位空置，足夠2億人居住。伯瑟爾森引用悉尼《中國（經濟）倒下》的報告說：中國（經濟）很快會進入衰退期。
文章還談及中南海採用的以國家主導的發展模式、精英一致利用專制政權撈錢，壟斷中國財富導致收入嚴重不平等、反政府的群體事件每年劇增、盤剝私營中小企業養活國企等，說：國家知道應該實施政治改革，卻害怕自由的星火燎原。
伯瑟爾森文章標題很吸引人讀，但我們最後只知道中共怕自由星火，不知道為什麼？如同西醫看病，只看到炎症、潰瘍，卻不能像神醫扁鵲那樣看到病根。
中國到底哪裡出了毛病？經濟、政治、文化，這是人們的一般思路和假設。如果診病只在皮膚、肌肉、臟腑的肉眼和儀器所見的表面，不能洞見經絡、量子等現代物理學所提及的暗物質空間中的事物，我們還是不知道中國毛病是什麼？
訴說中國毛病不是簡單的事，須要先定位：病在哪裡？我以為：病在中南海。
伯瑟爾森也說到中南海。今採用的是以國家主導的發展模式，讓政治和經濟精英利益一致共同掠奪民眾利益，估計有1300人控制了超過10,000億美元的資產，不惜基尼係數（收入不平等係數）遠高於美、日、俄、印等國，達到了0.57。民眾供養的官員人數達到5,000萬人至5,500萬人，每年開支達到800億美元以上，致使15人以上的反政府「群體抗暴事件」2009年後可能有12萬到30萬宗。伯瑟爾森從經濟衰退談到政治專制，依然沒有明確說出中南海有什麼病。
這不怪伯瑟爾森。他不瞭解中南海的歷史情況，只看到中南海的現狀。
中南海從元朝到明朝、清朝到中華民國北洋政府，一直是政府辦公的地方，是出政令的地方，卻不是出信仰和道德的地方。眾所周知，中國傳統的黃帝、老子等道家的無為不爭的自然神思想，孔子、孟子等儒家的仁義禮教的家道教思想，禪宗、密宗、淨土宗等佛教慈悲為懷的覺悟思想，都不是出自中南海。從元朝到民國初年，皇家儘管從政治上壟斷中國的立法、行政、司法、外交、官員選拔等權力，但皇帝從小都要跪孔子、信天命、孝敬父母的，同時也可能通道教和佛教。無論這個皇帝或者太后、太監殘暴也好，或者不殘暴，在成為掌權的皇帝和太后、太監的時候，這些男人、女人和被閹割的人都有一個幾十年的儒道佛傳統文化的教育和熏陶過程。所以無論他們多壞、多腐敗，都有道德輿論和社會起義機制的制約。他們沒有膽量，也沒有力量搞出全民指鹿為馬、毀壞山川資源的國家災難。
可1950年起，中南海成為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駐地和辦公之地，就不同了。毛澤東、周恩來、華國鋒、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入住中南海之後，這裡就跟元明清和民國初完全不同了。毛、周、華、鄧、江、胡們不僅在中南海出政令、立法、行政等，還直接將德國馬克思、俄國列寧和斯大林的思想搬到中國來，直接把在井岡山、瑞金、延安時期控制山寨和根據地似的思想政治部落的實踐經驗，推向全國。於是忘恩負義地殺井岡山王佐、袁文才，燒女人陰戶來反AB團、人人過關檢討以自我羞辱的整風運動，成為全民必須參與的行為，以表示不反黨。這就把秦朝趙高指鹿為馬的強權撒謊、東漢宦官陰毒殺人的陋習，由宮廷推向社會，讓全民來仿效。這就是中國根本的毛病：中共戰天鬥地整人似的逆天叛道。
這種逆天叛道導致中國歷史上穩定社會的儒道佛文化資源基本荒廢。儒道佛文化穩定延續國家和社會幾千年的歷史不是功績，而成唯物論、無神論、進化論西方思想鏡子裡的封建迷信，成了文字獄、長辮子、小腳丫的舊社會的舊風俗了。山崩地震、洪水冰雹、六月飛雪這些自然災變，在中華民國之前，包括在現在的臺灣和日本，都可以以天譴來警告政府，通過信天命、講天道的民意來彈劾和換屆。但在黨文化思想的環境下，由於全民被政治運動和思想灌輸洗腦，認可中共戰天鬥地的做法基本正確之後，中國人就只能以民主自由來批判黨政府了。可一旦碰到黨政府堅決拒絕民主，一意孤行極權專制，我們就只能哀嘆不幸生在中國。
伯瑟爾森是個西方人，運用政教分離時期的科學分析法看中國的問題，只能看到經濟上中國80%的企業盈利來自12萬傢俬營中小企業，以及不到12家大型國企，看到政治上共產黨的政策偏向130多家大型國企的利益，害怕政治改革給人民的自由引起「燎原大火」，卻診斷不出中南海戰天鬥地所致反天道的毛病。
這是以暴力和謊言奪權和維權，把權力當成天的後遺症，所以懼怕自由星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