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徐向前
徐向前在軍隊中雖然貴為元帥，但一直不被毛澤東所重用，這主要是受紅四方面軍張國燾的影響所致。林彪在1959年上臺主管軍隊事宜，徐向前只是分管民兵工作。徐自己也很知趣，時常稱病不管事。文革爆發後，一個偶然的機會，徐向前成為全軍文革小組的組長，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而徐向前在這一短暫時期裡的活動，官方傳記對此皆語焉不祥，或者根本就不提及。筆者手頭一本解放軍軍科院編寫的《徐向前元帥畫傳》，對此一筆帶過，然後就跳到「軍委八條命令」和「二月逆流」（江英編著《徐向前元帥畫傳》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版），似乎文革初期徐向前是堅決反對江青的軍隊領導人。然而，事實顯然並非如此簡單。
1966年12月起，江青三次去林彪家，提議徐向前任總政主任兼全軍文革組長，並打出毛澤東的旗號。林彪遂同葉劍英、聶榮臻商量，只讓徐出任全軍文革組長，總政主任仍由蕭華當。
徐向前上任的「三把火」。第一，徐甫上任即宣布江青擔任全軍文革顧問，排名在總政主任蕭華和代總參謀長楊成武之前，成為僅次於徐向前的第二號人物。這也是江青一生中第一次有了軍內高級職稱。第二，徐提出「三條方針」：1、軍隊不要怕亂，要跟上全國的形勢；2、要徹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肅清他們在我軍的殘餘勢力；3、老幹部不要害怕群眾，要自覺革命，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全軍文革就這個方針還提出了「狠批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打垮他們在軍內的代理人！」的新口號。1967年1月軍委常委會議上，徐說：「說現在軍隊的高級幹部害怕群眾的「恐懼病」是主要的，大家應當自覺醫治這種病。此病不除就搞不好文化大革命……」但徐的說法受到其他老帥的冷遇，陳毅、聶榮臻、葉劍英都不買賬，會議不歡而散。第三，徐向前直接給邱會作下命令，從西山軍委指揮所回總後接受造反派的批判，並說，這是與江青多次商量的結果。邱會作一回總後就被造反派打成「軍隊中的劉鄧路線代表」，而被私刑關押、毒打，幾乎致死。而全軍文革辦公室一位秘書向徐匯報此事，徐向前的回答竟然是「我有什麼辦法呀？」1967年1月中央軍委在京西賓館開會，葉劍英不滿徐向前對軍隊文革的態度，猛拍桌子，導致手指骨骨折。這也是葉劍英針對徐向前最直接的抗議。
1967年1月徐向前與江青連袂接見南京軍隊院校進京匯報團，這是徐向前榮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首次對外發表談話，徐向前說「江青同志剛才講話是很好的。（眾：請首長坐下，請坐下）不要緊，不要緊。希望同志們按她的指示，按她的意見辦事。你們為什麼造反呢？還有個道理，我們中國的這個反動資產階級這樣的專我們的政，不造行不行？不造，那我們中國就要出修正主義，可是我們中國就不讓他出現修正主義，所以毛澤東就發動號召，他發動群眾，領導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那麼革命成功依靠什麼呢？就是依靠你們的造反精神，你們能不能完成這個任務，就是看你們的造反精神，首先是有沒有革命的幹勁，要狠，革命要有狠勁！要狠，對付以劉鄧為代表的那些支持這個犯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要狠，要狠狠地個革他們的命，要革得准，就是目標不要打錯了，因為革命過程裡邊問題是很複雜的。所以自己要有識別能力，哪些是敵人，哪些是我們的朋友；哪些是保衛我們的社會主義果實的，哪些是反對的；哪些是革命的，哪些是復辟的。可是，今天我們說你們是造反派，少數的先鋒隊，堅持正確方向，善於用策略，團結多數不要把自己孤立起來，先鋒隊脫離了多數就沒有辦法了。因為我們是第一次見面，究竟你們怎麼樣，我不太認識你們，你們也不太認識我，對不對？只要我們是造反的，我們的目標是共同的。」1月17日徐向前又對海軍問題發表談話說：「當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很好，要繼續發動群眾，把運動搞深搞透。今天學生要開大會，要打倒蘇振華，打倒杜義德。最後講海軍問題。主要講蘇振華的問題。蘇振華是堅決貫徹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是鄧小平安在海軍的釘子，這種人不能保。」（見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2006年）
現在官方版的各位元帥傳記，都說「軍委八條命令」是徐向前出面找林彪，而後林被迫同意。這顯然不是事實。林彪曾下決心發一個命令「軍內群眾組織解散，軍隊不許造反」，但被陳伯達勸阻了，陳認為這在毛那裡一定通不過。林彪遂口述軍委七條命令，後林帶著徐向前去見毛，得到毛的批准，並增加一條，成為後來發布的「軍委八條命令」。林彪的主導作用顯而易見。「二月逆流」後徐向前不再管事，全軍文革由蕭華接手，後來隨著蕭華倒臺，全軍文革也就壽終正寢了。
從徐向前接手全軍文革組長到後來離職不干，時間極為短暫，但是徐在上任伊始確實想配合毛澤東、江青的文革路線，在軍內抓一些「帶槍的劉鄧路線」代表人物，使自己在政壇上也有一個立足之地。然而徐向前剛一有所動作，立即受到林彪和其他老帥們的抵制。徐對此也頗有自知之明，一看形勢不對，也就撒手不管，及時脫身。徐向前在文革初期的所作所為不多，但是，徐向前配合江青把軍內一些幹部送進造反派的虎口，使他們受到非人的摧殘和折磨，有些人如趙爾陸甚至被批鬥致死，這卻是人們不應遺忘的，也不應因為徐向前是正面人物而隱匿、掩蓋這段歷史事實。
（三）楊成武
在文革初期軍隊內部，楊成武是一個極為關鍵的人物，其重要性大約僅次於葉劍英。對於文革初期的活動，楊成武在自己的《自述》裡竟然付之闋如（《楊成武自述》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另一本《百戰將星－－楊成武》對此也是一筆帶過，根本沒有任何具體的交代或描述（董保存《百戰將星－－楊成武》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5年1月版）。為什麼如此重要的時期有關楊成武的情況，楊成武本人和其傳記作者竟然諱莫如深，不願涉及？其中的難言之隱可想而知。細讀邱會作的回憶，人們應可瞭解楊成武文革初期的真實面目。
有關楊成武的研究現已有幾篇很有份量的文章問世。讀者不妨參閱余汝信先生的《試論楊成武與羅瑞卿倒臺之關係》（載華夏文摘增刊，第四七一期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和《是誰要打倒張愛萍？——〈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試解讀》（載華夏文摘增刊第六七二期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兩文。筆者這裡亦梳理一下被官方掩蓋了的歷史。
第一，楊成武是打倒羅瑞卿的急先鋒。
邱會作回憶說：「楊成武在全國解放後，基本上就接替了聶榮臻在華北的地位。他不僅成了華北地區的領導人物，也成了全軍的實權人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楊的地位突然高了起來，他對華北地區的發言權高於聶榮臻，是能夠掌握華北局勢的人物，他對軍隊的發言權僅次於林彪。」「楊成武同羅瑞卿的個人關係也是很密切的，但羅始終沒有把他拉過去。楊成武不僅在思想上、工作上同林彪保持著密切的關係，就是在對待賀、羅的拉攏上，同樣保持和林彪這個「病號」革命同志的關係。 羅對楊的一舉一動，楊都及時向林彪報告。例如，羅瑞卿把楊的愛人從地方上調來做楊的辦公室主任，羅指定楊住元帥的房子，羅親自交代為楊配備專用護士等等，楊都是先得到林彪的同意才辦的。凡是與賀、羅陣營有關係的大問題，楊都設法迴避。例如，對大比武，楊成武連總參黨委會和軍委辦公會議都藉故不參加。」「劉亞樓、楊成武、肖華三人在林彪陣營中，起作用最大的是楊成武，其次是劉亞樓，肖華起的作用很小，在兩個陣營的鬥爭中，如果沒有楊成武的積極活動，不僅鬥爭會發生困難，而且可能發生難於預料的混亂現象。」（《邱會作回憶錄》 新世紀出版社 2011年版 頁376－377）
事實上，1965年12月向毛澤東告羅瑞卿狀的人，不僅有葉群，更有楊成武、蕭華、劉志堅等軍內重要人物。在倒羅的過程中，楊成武是出了大力的。事後楊成武成為代總參謀長。1966年4月楊成武在中央工作會議的發言中說：「羅瑞卿的錯誤，不是一般性質的錯誤，不是偶然性質的錯誤，不是個別問題的錯誤，不是盲目性質的錯誤，而是路線錯誤，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陰謀篡軍，陰謀搞顛覆的嚴重罪行。他妄想用資產階級世界觀來改造我們軍隊，他企圖通過各種陰謀手法，達到篡軍反黨的目的。我們和他的鬥爭，是黨內、軍內一場尖銳的階級鬥爭，是兩條道路的鬥爭，是革命不革命的鬥爭，是一場大是大非的鬥爭。」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錯誤問題的報告，同時附有葉劍英、謝富治、肖華、楊成武的四個主要發言，以及葉劍英、肖華、楊成武、劉志堅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報告。由此可見，楊成武在倒羅事件上所起的重要作用並不亞於葉劍英。
第二，楊成武在文革初期參與黨內高層的政治鬥爭，整了一些人，其中不僅有彭羅陸楊，還有軍內其他老幹部，如賀龍、張愛萍等人。楊成武作為軍隊代表參與了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楊成武在會上表示強烈的義憤，楊說：「聽了嚴慰冰搞的這些特務活動，真是氣人啊！我對陸定一講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我邊講邊站起來走到陸定一跟前，把拳頭伸到他眼皮下說：‘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邱會作回憶錄》 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版 頁440）楊成武作為代總參謀長積極配合了毛澤東「防政變」的部署，調動兩個野戰師充實北京衛戍區，實際上也是向毛澤東表了忠心。另外，首都工作工作組則是葉劍英總負責，楊成武作具體工作。後來發生了總參作戰部部長王尚榮和賀龍辦公室的一些人搞了「炮打楊成武」事件，但由於有林彪和周恩來的大力支持，楊成武的地位不僅未受影響，反而更形穩固。楊成武成為軍內僅次於林彪的高級將領。
第三，楊成武與江青關係甚好。這一點也是官史中所刻意隱匿不提的。吳法憲的回憶對此已有闡述，邱會作的回憶更增加了不少新的內容。邱說：「我覺得有兩件事影響了楊成武。一是1966年7月毛澤東給江青寫過一封長信，原信只有周恩來、王任重等極少數人看過，楊成武也知道內容。二是毛澤東1967年夏天到南方巡視由楊成武陪同，他們朝夕相處了兩個多月。楊成武從接觸中對毛澤東和江青的關係有了自己的認識。 」（頁165）「他（楊成武）在軍委辦事組曾得意地說過：「你們都沒有到過江青同志家裡吧，江青同志請我到她家裡，給我講她青少年時的苦難，她說是第一次向外人透露。江青同志一邊講一邊哭，我一直陪她流淚……」（頁168）此外楊成武還替江青作了很多私事，包括到上海抄一些文人的家，把上海一些知道江青底細的江滬浙一帶的公安領導人抓到北京等等。（《邱會作回憶錄》 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版 頁579－580）
第四，楊成武出面組織的幾件事：（1）開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把全軍參加「支左」部隊團以上幹部輪訓一遍；（2）領導解放軍報的出版工作，楊成武個人署名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了一篇重要的政論文章《大樹特樹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批判賀龍、羅瑞卿反革命罪行》，軍委辦事組召開全軍電話會議，要求組織部隊及時收聽、閱讀、收集反映等。然而此文發表後不久就受到毛的批評，（3）組織編寫「黨史綱要」，楊成武親自挂帥，通篇只有毛澤東、林彪和江青，此事後來不了了之，（4）在軍事博物館舉辦「紅太陽展覽」，更加突出江青個人。該展覽請江青審查兩次，江青很是滿意。由於邱會作對此不僅不感興趣，甚至還很反感這樣突出江青，為此，楊成武還特地與邱會作個別談過，說「我們將要為中央文革做很多事情。這是為九大做準備的。我們的眼光應放大一些。」（頁169－171）
有關楊成武為什麼倒臺，筆者在另一篇文章《真實而沈重的歷史回顧－－〈邱會作回憶錄〉述評》予以論述，此處不贅。
綜上所述，楊成武原本就是軍內一重要將領，羅瑞卿倒臺後，楊成武的地位僅次於葉劍英。在文革初起時，楊成武積極配合了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在倒羅事件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因而得到毛澤東的重用。葉劍英因為「二月逆流」的問題而靠邊站，楊成武遂成為軍內第二號實權人物，地位僅次於林彪。可以說，楊成武是林彪最為倚重的幹部。但是，楊成武隨著地位的提高，與江青的關係走得密切，頗有腳踩兩隻船的味道，犯了林彪的大忌。林彪堅決不允許江青把手伸進軍隊，不允許軍隊內部有江青的代理人，楊成武在這一關鍵問題上沒有把握好，因而鑄下了自己下臺的命運。然而，禍兮福所依，福兮禍所伏，楊成武1968年的倒臺使他逃過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打擊，否則，軍委辦事組被打倒的就不是「黃吳李邱」，而是「楊吳李邱」了。令人遺憾的是，楊成武晚年的回憶沒說幾句真話，不僅完全迴避了自己當年的所作所為，甚至還推諉泄責，一副自己無辜受害的模樣。這就不是簡單的是非不明的問題了。通讀邱會作的回憶，相信人們對楊成武的文革作為自有公正、客觀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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